说起来，现今阔家头巷口的沈德潜故居，还是江澄波先生保下来的。
这种说法在持“功劳归上，罪过归下”观点的人们看来，有点不靠谱，因为若是没有为官的一句话，还能做成什么事？
此话诚然不错。但是，关键是一些官员不学无术（如今一些官员的知识素养往往与学历没有一点关系，讲话像机器人，兜里却掖着高学历的文凭，也是一种真人不露相乎？），他们哪知道什么沈德潜以及沈德潜故居呢？于是，江澄波先生的功劳不能抹杀。
20世纪80年代，沈德潜故居面临拆迁，江老着急了，连着给市长、副市长写了两封信，希望引起重视，把沈德潜故居保留下来。信寄出去后石沉大海。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人微言轻，信看没看也难说。正好曾任副省长的柳林写信来古旧书店买书，江老懂得借力打力，就给柳林去了信。果然，当他去省里送书时，好消息就来了，柳林非常重视，也写了一信，不是回复江先生，而是给市里去信，一言定鼎，沈德潜故居不但保了下来，且还修缮一新。
江澄波要保变成了柳林要保，于是沈德潜故居不能不保了，事情就是这样。
官员意识只是唯上司之命，不值一哂，沈德潜故居值得保存下来，在我们看，乃是文化价值。不仅因为沈德潜在清初诗坛的地位以及和乾隆皇帝的君臣遇合，沈德潜还是清代文字狱的一个标本，身后被仆碑、夺谥。身前宠遇，身后严谴，正应了那句俗话：伴君如伴虎。沈德潜又是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际遇呢？
沈德潜之被罪，很多文章都说，是因为他把自己代乾隆作的诗都老实或昏聩地收进了自己的集子，使得乾隆“大诗人”的真相被暴露而龙颜大怒。用原话说就是：“高祖御制诗集，半为归愚之作，其他亦必归归愚润色者也。”
我一度也相信这种说法，虽然觉得未免夸张，觉得沈德潜真正不慎，乾隆活得好好的，你这集子一出版，明摆着要得罪皇帝，犯欺君之罪，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臣子，胆子实在太大。然而，这种说法有两个问题，其一，乾隆死在沈德潜之后，沈德潜作为乾隆近臣不过十余年，他如何能够代乾隆作一半的诗，约两万首呢？编订润色的可能倒有，不过，乾隆的文学侍从也非沈氏一人，就润色讲也还是夸张。其二，既然这么说，起码应该指出来沈德潜的哪几首诗与乾隆的御制诗重复了，或者是暗合的，哪些又是沈德潜润色的。这应该不是难事，虽然乾隆的御制诗数量庞大，有四万多首，但花点工夫，仍不能算是难事。科学与真相不能这么笼统。乾隆御制诗集《四库全书》中就有，疑案完全可以判明，可惜至今没有人去做。
其实，上面的猜测未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个君临天下的皇帝，是否很在意自己的诗是别人代作的呢？乾隆在自己御制集的序中早已明白指出：“后虽有作，或出词臣之手，真赝各半，且不欲与文学学士争长。”可见他自己也承认集中“真赝各半”，多出词臣之手，自己作为皇帝，本没有必要与文人学士争长，心态相当坦然，至少不会因为沈德潜坦露代作的底蕴就要对已死的沈氏下这样的狠手。
又有文章指出，沈德潜之被罪，是由于为徐述夔的《一柱楼诗》作序作传（一说仅作传），而徐述夔的《一柱楼诗》后来成了文字狱的目标。这固然是一个因素，一个朝廷逆犯，沈德潜贸然为其作传，确有失察之处。但问题是，沈德潜做传时，徐述夔尚未案发，总不能因为作传，而必须先彻查其人吧，何况即使彻查了，这人到底好不好，也不是自己能定，最终还是金口玉言的皇帝一句话。
沈德潜得罪，还有一个原因见于昭槤《啸亭续录》，其《国朝诗别裁集》条言：
沈归愚宗伯选《国朝诗别裁集》进呈御览，纯皇帝以其去取纰缪，令内廷词臣更为删定行世。然其中犹有未及改者，如闺秀毕著《纪事诗》，乃崇德癸未饶余亲王伐明，自蓟州入边，其父战死，故诗有蓟邱语，非死流寇难也。当其时，海宇未一，不妨属词愤激，归愚选入，已为失于检阅。而内廷诸公仍其纰缪，此与商辂《续纲目》滁州之战，书明太祖为贼兵同一笑柄。
沈德潜的这个问题，说大就大，说小也小。昭槤说：乾隆看了沈德潜进呈的《国朝诗别裁集》，觉得“其去取纰缪”，不很满意，就叫“内廷词臣更为删定行世”，可见乾隆看出了一些问题，但没有看出大问题来。昭槤比乾隆厉害，看出了更多的问题，他举了个例子：清初闺秀毕著的父亲乃是抗清而死，沈德潜在别裁集中介绍说其父是抗流贼而死。昭槤忠厚，认为是沈德潜“失于检阅”，不过是一个笑柄。然而，换个角度来看，如果沈德潜是明知毕著之父是抗清而死，却故意模糊一点说成流贼呢，或者硬是骂清兵是贼呢？看起来，这个可能性不是非常大，因为真是这样的话，他进呈御览，就是公然挑衅了。不过，如果放在雍正年间，沈德潜恐怕难逃一死，连“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也犯杀头之罪，即使沈德潜只是无意中骂清兵是贼，也不会有好果子吃。
那么，乾隆对沈德潜的看法到底如何呢？
乾隆有一首诗，说出了他的内心的想法。这首诗不是词臣的代笔，是他自己的作品，见于《怀旧诗》之《五词臣》，其末首为《故礼部尚书衔原侍郎沈德潜》，诗如下：
东南称二老，曰钱沈则继。并以受恩眷，嘉话艺林志。
而实有优劣，沈舛钱为粹。钱已见前咏，兹特言沈事。
其选国朝诗，说项乖大义。制序正厥失，然亦无呵厉。
仍予饰终恩，原无责备意。昨秋徐案发，潜乃为传纪。
忘国庇逆臣，其罪实不细。用是追前恩，削夺从公议。
彼岂魏徵比，仆碑复何日。盖因耄而荒，未免图小利。
设曰有心为，吾知其未必。其子非己出，纨绔甘废弃。
孙至十四人，而皆无书味。天网有明报，地下应深愧。
可惜徒工诗，行阙新何济？
此诗明白如话，确是乾隆风格。乾隆认为，沈德潜之纰缪在于两点：其一，编辑“国朝”诗，把明遗民冠首，有“乖大义”，他为此写了序纠正其失误，没有疾言厉色，相当宽仁。后来徐述夔案发，乾隆才发现沈德潜为徐写传，对其严谴，“追前恩”，骂他是贪图小利，忘记国恩。然而，乾隆这么说还不过瘾，最后还要恶毒一下子：你沈德潜有报应啊，生不出儿子来，孙子虽多，却都是“打工”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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