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我国文学艺术辉煌的开端之作。《诗经》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305篇作品,按风、雅、颂分为三类。为什么要这样分类?主要的依据是《诗经》里有的是诗篇,有的原本是人们口头上传唱的民歌,有的则是由文人创作之后由乐师配上乐曲来演唱的。《诗经》是“歌诗”,与音乐有关。有些“诗”最初都是乐歌,只是由于古乐失传,后人已无法了解风、雅、颂各自在音乐上的特色了。《诗经》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
《诗经》里说的“六义”指的是风、雅、颂、赋、比、兴,前三个说的是内容,后三个说的是手法。风、雅、颂三部分,是依据音乐的不同划分。“雅”是“王畿”之乐,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周代人把正声叫作雅乐,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做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漂移、联想。
进一步而言,“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漂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化,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恩爱,只是它的寓意不那么明白确定了。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含蓄委婉的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
“诗三百”到了孔子的时代,由于新声代替古乐,造成了诗与乐的分家,诗也就由乐歌逐渐变为纯粹的语言艺术了,“赋诗”“献曲”也不大见到了。“诗三百”在社会上的实际用途缩小了,封建士大夫就逐渐把诗的意义和封建教化的原则联系起来。比如公孙丑问,《伐檀》诗中,为什么君子不耕而食?孟子回答道:“国君用了他,就得到安富尊荣;子弟信从他,就学会孝悌忠信。君子不劳而食,还有谁比他功劳更大呢?”封建统治阶级就是这样“以意逆志”,最后把诗尊为“经”。直到五四运动以后,这部伟大的诗集才冲开了各种乌烟瘴气,在思想和艺术上放射出夺目的光辉,人们逐渐理解了不同的诗歌内容及形式服务于社会的意义、功能和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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