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面间谍袁殊与《中国内幕》

历史上，有些人真是琢磨不透，不但本身是个多面体，而且还不透明，譬如袁殊其人。

袁殊据说是现代中国仅有之五面间谍，世上双面间谍已经不多，做得成功的更是凤毛麟角，更何况其五面乎？想起来，只有千面千手观音可有一比了，然而观音之所以千面千手者，乃是须面对亿兆受苦受难的百姓，犹时有不敷，照应不灵，亦可悲矣。而袁殊，以其一面，而应五面之需，应对裕如，岂非奇迹？所谓五面，乃是陕共、渝方（中统与军统）、日方、宁方（汪政权）和共产国际。不过基本可以肯定的，作为间谍，袁殊决非有奶就是娘之辈，这且放到后面再说。

如此说来，这必定是个长袖善舞八面玲珑的人物了，然而，从照片上看起来，他身材粗壮如军人，也谈不上玉树临风翩翩风度，与其说他是一个文人，毋宁说更像一个商人，可见人不可貌相这句话真是不易的真理。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袁殊就是这样一个比较壮实矮胖的，然而却能对各方应付裕如，余暇还能写很多文章的人。

袁殊原名袁学易，湖北蕲春人，生活经历丰富，做过记者，搞过出版，蹲过监狱，汪伪时期，一跃而成为江苏省教育厅长，上海《新中国报》社长，还有各种职务，明的暗的一大堆，此处不赘。那个时期对人才不次拔擢，常出现20多岁的省图书馆长，30岁左右的教育厅长，甚至差不多年纪的部长、次长和省长。一方面是因为人才缺乏，另一方面也因为汪精卫、周佛海本身是文人，对文人至少在形式上相当尊重，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大家熟知的胡兰成因为一篇文章《战难，和也不易》而成为宣传部的常务次长和行政院法制局长。周佛海赏识纪庸先生，就派夫人杨淑慧亲临篁轩，请纪庸出来给他帮忙。不过不同的是，胡兰成戴上了乌纱，不久又被踢下台去，而纪庸先生志不在高官厚禄，婉言谢绝了周的好意。

年轻人确实能做很多事，袁殊这位20岁（1931年）就在潘汉年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青年人，次年就打入了国民党中统，1933年又成为日方情报人员，他的简传中说：

1933年—1934年两年间，袁殊不断将日本人的情报分送给中共与中统，由于其消息准确、及时，令中统头目吴醒亚对其刮目相看，袁殊至此奠定了其在中统情报部门的重要地位。而与此同时，由于袁殊特殊的家庭背景，令中共对其产生了不信任感，至1934年底，袁殊已被私下剔除在中共党员名单之外。

1935年初，袁殊两次来到约定地点与中共上线联络，却二次不见王子春。“断线”对于特工人员来说意味着“灭顶之灾”，情急之下，袁殊不得不联系夏衍，请其为他转一封信给中共特工科。夏衍原先并不同意转信，因为作为当时中共驻沪的核心党员，他已知袁殊被剔除身份一事，之后勉为其难地将袁殊的亲笔信交给特工科负责人蔡叔厚。蔡叔厚当时正由中共特工科负责人转调入第三共产国际特工组织任职，他便顺手将袁殊的亲笔信带入了新组织，再次为袁殊安排了新的上线接头人。袁殊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成为了共产国际的特工人员。

随后，他又饱受牢狱之苦，并与军统发生关系，以“文化罪”被判刑两年，提前出狱后，他再次赴日本留学，回国时已经是抗日战争的前夜了。

1937年年初，回国后袁殊重新归入中统阵营。在与冯雪峰取得联络后，以非中共党员的特工身份继续向潘汉年提供情报。同年4月，为加强自身保护色，袁殊加入青洪帮，成为与黄金荣、杜月笙同辈的“通”字辈兄弟。同年6月，戴笠亲自上门会见袁殊，将其正式纳入军统名下。至此，袁殊的五重身份“齐全”，时年26岁。

这是袁殊人生中的奇遇，也是此人在乱世中能力的表征，别人可没有这么幸运，当然也不可能像他那样在后来遭遇如此多的厄运和磨难。

1944年3月，已经是江苏教育厅长、清乡团团长、《新中国报》社长，住在苏州拙政园里的袁殊，出面请一些在上海的作家到苏州去玩，由他在江苏教育厅官邸拙政园尽地主之谊。苏青等十几人应约前往。后来，苏青在《续结婚十年》中说袁殊这人身边女朋友不断。小说中“郑烈”的原型就是袁殊，且看苏青笔下的袁殊是怎样的：

宴客就在郑先生的上海公馆里，他的正式太太已死去了，但却有不少女朋友，一个人占住一个公馆，他也毫不顾忌地带着她们进进出出，而且公开告诉人家说这位小姐是我的姘头。女人们自然啐他，却也没奈何他，他不相信爱情之类，老实就说中年人的“恋爱”自然是金钱与美貌的结合。他是一个特工头子，据说。

苏青笔下在袁殊上海的公馆和他第一次会面：

客厅的墙壁四周都漆作玫瑰色，陈设除沙发外，橱桌椅几等等一律都是乌漆描金的，看去觉得别有风味。我们（指苏青与柳雨生）进去后在室内稍站住，就有一个剃光头穿着蓝布长衫的矮胖男子迎上来道：“这位就是苏小姐吗？”我茫然不知所措，他就露齿笑道：“我叫做郑烈。”

“剃光头穿着蓝布长衫的矮胖男子”确实抓住了袁殊的外貌特征，这样的描写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续结婚十年》这书出版的时候（1947年2月初版），袁殊早已经在上海失踪了，变成了新四军中的曾达斋，与关露（书中称秋韵声小姐）在一起了。这是苏青不知道的，所以她会大胆地说这样的真相。那次苏州之游，苏青还另外写了散文《苏游日记》，同游的还有文载道（撰有《苏台散策记》）、关露等（详细情况可参见1944年《杂志》的“春游苏州”专辑），张爱玲借口感冒，婉拒了春游苏州的邀约。

这次招待是袁殊在任上与文人作家两次有名的交往之一，是年秋天，在南京召开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报国会，正值汪精卫去世，会后，袁殊又在苏州做了一回东，招待的却是北京与东北的作家。战时沦陷区作家大都集中在南京、北京和上海三地，袁殊与文人作家的交往几乎是全方位的介入，这是出于情报工作的需要，还是纯粹出于一个文人的兴趣，因为没有确切的资料，只能存疑。

抗战结束时，袁殊作为五面间谍，虽然在政治上倾向共产党，但据一些资料表明，共产党已经不怎么信任他了（简传中说，由于形势严峻，有几次袁殊对中共安排的任务不甚尽力，对中共情报人员避而不见，直接指挥“清乡团”扫荡“中共江南抗日根据地”等再次引起中共怀疑）。不过他因为有用而为各方重视，政治原是不择手段且极端功利的，最后军统竟授予他“中将”军衔，而他却仍然跑到了皖南的新四军驻地。然而他的被化名曾达斋，正说明新四军并不认可他在沦陷时期的这段生活，不然完全可以向外界表明：袁殊是我们的地下工作者，他的一切行为均在我们的领导下，我们可以为此负责。化名曾达斋，或许是为了避免外界对其“容留汉奸”避难的舆论责难。不过，在袁殊，在抗战结束之时，毕竟作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

1982年，南京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袁殊文集》，收集了百篇左右他在各个阶段的文章，在我看来，这些文章中只有不多的几篇写得相当出色，而这几篇文章正是他在伪教育厅长任上的出产。如果熟悉那个时代的杂志，我们会发现袁殊还有大量“汉奸”言论，细细研读这些文章，会感觉到它们与伪教育厅长这个职务十分相称。这些文章都没有也不会收集了，但他给人琢磨不透的印象也就这样留下了。除此之外，在他主持之下的《新中国报》社还推出了很多册《中国内幕》。

《中国内幕》一集于1943年6月作为“新中国丛书”第三种推出，二集作为“新中国丛书”第五种在7月1日推出，到1945年6月30日，一集已经出到第十版，可见其轰动程度。在这些《中国内幕》中，不但有渝方人士的隐私故事（如《王宠惠艳史》），渝方政情（如《重庆党派内幕》），还有陕共如朱毛的矛盾（如《朱毛内讧与熊斌主陕》）。据《中国内幕》二集的编序称：他们之所以要这样一集一集编下去，“是由于‘内幕’实在太多，而这种‘内幕’都是或多或少地支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这些材料大都出自“本报政治秘密特稿”，看来《新中国报》除了办报外，他们也不讳言还另有秘密任务——搜集各方的政治情报。这是六集编序中透露的信息，奇怪的是，既然是“秘密特稿”，何以可以大胆地披露出来呢？这里不妨抄下第三集的目录供大家参考，因为据我所知，香港曾翻印过《中国内幕》的第一集。可见第一集比较容易得到。

出版于1943年1月12日的《中国内幕》第三集目录如下：

周佛海氏及其母亲
学者大使李圣五
亲共反共话陈诚
徐庭瑶张发奎画像
追记危城金华
顾祝同与“第三战区”
记蒋公子经国
英美派与政学系
重庆的党派斗争
宦海升沉中的宋子文与朱家骅
记孔祥熙夫妇
“傻大哥”冯玉祥
反共“常胜将军”卫立煌
陈仪与刘建绪
问题中人张学良
失意军人陈济棠
“七君子”今昔观
报人张季鸾
香港的反重庆集团
第三种人在香港
客死蜀中的陈独秀
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周恩来
胡文虎的解剖
陈嘉庚一怒去国记

综合来看，这样的篇目颇像如今写民国时期的文史书籍，不过里面说到的人物都是当时的风云人物。如果不是抗战，很多内容恐怕不能在上海出现，除了前两篇全是颂扬的语气外，后面的内容立场倾向也显得相当明显。这是一部得罪渝方和陕方的书，出版需要勇气，甚至要冒很大的危险，而袁殊所辖的《新中国报》社竟然做了，或许是因为他对各方有用，大家才一致对他宽容吧。

从《中国内幕》（一至六）中收文来看，这个开始几集署名欧阳宗（当然是化名），后来署名《新中国报》编译社的编者，完全是站在汪伪与日本的立场上，内容是渝方、陕共和欧美的负面内容比较多，而针对汪伪与日本的负面内容则一篇没有。这些东西袁殊本人怎么看？陕共当时怎么看？渝方怎么看？问题还可以继续问下去，但答案在哪里，我也不知道。袁殊处在这样特殊的地位，他对自己的角色怎样定位？他如何掌握作为五面间谍的因应分寸？这些随着袁殊与潘汉年的去世，都变成一个永久的谜了。

抗战结束，苏州的报纸上对袁殊作过一点声讨，还有报道说袁殊被捕了。其实，袁殊和做过汪伪江苏省主席的高冠吾，都到了山东解放区，袁殊变成了曾达斋，至少在当年活得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