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洛阳散文继承了先秦散文的优秀传统，主要成就集中在政论和史传两方面。“食河南，洛阳十万户”的秦丞相吕不韦所著的《吕氏春秋》、西汉洛阳才子贾谊撰著的《过秦论》和《论积贮疏》、游学都城洛阳的东汉哲学家王充著的《论衡》等，都是这个时期政论经典的杰出代表。无论是“曹氏父子”（曹操、曹丕和曹植），还是“建安七子”（嵇康、阮籍等），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他们俊逸刚健的文风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都城洛阳的散文著作灿如繁星。这一时期的散文，抒情色彩越来越浓，骈俪倾向日益明显，遣词造句的技法更为讲究，体裁也愈加多样。许慎的《说文解字》、陈寿的《三国志》、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等皆为都城洛阳散文之佳作。西晋以后，骈文兴起，并盛行于南北朝，奠基作家为移居洛阳的陆机、陆云兄弟。骈文比汉赋表达功能丰富，因而历代都有继作，且不乏佳作名篇。
魏晋的笔记小说，志人或志怪小说，都开始注重故事性和艺术性，代表着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方向。张华的《博物志》，以及见于著录的《魏武故事》《曹瞒传》等均是当时都城洛阳的小说力作。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实行汉化改革。北方游牧民族把他们的文化也带到了中原，如著名的乐府民歌《敕勒歌》就是鲜卑人的民歌，后由鲜卑语译成汉语。著名的《木兰辞》就最先流行于洛阳。北魏时期还诞生了一部30余万字的辉煌著作《水经注》，这是一部地理学著作，更是一部文学作品，是北朝游记散文的代表作。
隋统一全国、隋炀帝迁都洛阳后，南北诗风出现融合趋势。隋炀帝博学多才，善诗赋，晓音律，雅好“梁陈”之音，崇尚“华艳”之美，一批南朝旧臣把清逸的诗风带到帝都洛阳。隋炀帝首创进士科，以诗赋文学作为选拔官吏的依据，极大地刺激了诗歌的发展，为后来唐朝诗坛百花齐放的高度繁荣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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