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古代文明史，夏商遗址是源头

中国当代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曾说过：“众所公认，考古学是新中国发展最迅速、成绩最昭著的学科之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是在20世纪20年代。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考古工作虽有很重要的收获，但范围和规模尚属有限。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考古学繁荣昌盛，全国各地不断有重大发现，为举世所瞩目，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1]李学勤先生还说：“中国古代文明是世界上有数的独立兴起的古代文明之一。对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的研究，应当能使过去主要以近东等地文明为依据的一些理论得到补充和完善。”由李学勤先生主持的“九五”期间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提出的口号是“超越疑古，走出迷茫”，“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多学科交叉，对夏商周年代学进行系统的探讨”。这为古代文明研究在方法论上开辟了一条新路。

周代考古更能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两周王朝都邑：周原的岐周，长安的丰镐，洛阳的成周；诸侯国都邑：晋、虢、应、郑、卫、燕、齐、楚、秦等，考古工作的丰硕成果实在令人惊异。东周王朝势衰，各诸侯国的文化特色日益突出，如吴越文化、巴蜀文化、湘楚文化等专门课题，已成为一些学科分支，使古代文明的研究大为丰富。

现在，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到殷商文化，已经形成了继承衔接的链条，没有明显的缺环。在这一链条中，1975年发现的登封王城岗城址，有学者主张是禹都阳城，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该遗址属龙山文化晚期。从这一时期起，诸如河南禹县瓦店、巩义稍柴、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郑州小双桥，以及最近发掘的安阳洹北商城、河北邢台东先贤等遗址，都有学者指为夏商都邑所在地。尽管这些均在争议之中，但在了解夏商文明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必须充分肯定的。

夏文化的探索，与二里头文化的认识直接相关。后来称为二里头文化的遗存，1953年在河南登封玉村首次发现，1956年曾被称为“洛达庙期”。1958年发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在1959年豫西“夏墟”调查后进行了系统发掘，二里头文化的命名得以确立。如今二里头文化或其较早的部分属于夏文化，已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

考古工作几十年来的开拓铺开，以事实和证据逐步驳倒了“中原中心论”。中国辽阔境域各地发现的多种多样的文化，清楚地表明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是由多地区的民族共同缔造、共同推进的。

关于文明起源的问题，中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批评修正了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的论点，如夏鼐先生说“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并列举出城市、文字、冶炼金属作为文明的标志。这些可作为文明标志方面的考古发现，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关于城市，上面提到的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址，边长仅约百米。随后发现的一系列龙山文化或同时代文化城址，规模更多更大，年代也多更早，包括内蒙古、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浙江、四川等地，已达数十座之多。在山东阳谷、荏平、东阿一带，还发现有由大型中心城（面积约40万平方米）与若干小城构成的城组。始建年代超过公元前5000年的，有河南郑州西山的仰韶文化晚期城址，湖南澧县城头山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城址，山东滕州西康留大汶口文化城址与山东阳谷王家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城址。

关于文字，殷墟甲骨文的研究证明商代已有相当发达的文字系统，字的个数超过4000，同时从文字结构看，传统所谓“六书”业已具备。这明确表示，在甲骨文以前，文字肯定经历了很长的发展过程。20世纪50年代挖掘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大批陶器的刻画符号，1963年出版的发掘报告《西安半坡》提出这些刻画符号可能同原始文字有关。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很多学者对各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符号做了研究。尤其是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符号和良渚文化的陶器、玉器符号，不少学者认为是原始文字。这些符号，都类似古埃及文字导源于公元前4000至公元前3000年的陶器符号。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河南舞阳贾湖的裴李岗文化墓葬出土的龟甲等上面，发现了若干刻划符号，有的很像殷墟甲骨文“目”字、“户”字，其年代范围为公元前6600至公元前6200年，这是世界最早的可能与文字有关的符号。

关于冶炼金属，台湾旅美学者大学张广直在他的《中国青铜时代》[2]中指出，二里头文化已经有不同种类的青铜器，包括礼器、兵器、工具等。其制造工艺相当复杂，有些还嵌有绿松石。近年，西自青海，东至山东，很多地点发现年代早于或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早期铜器或者制作铜器的遗址。已知年代最早的，是1973年陕西临潼姜寨一座仰韶文化房屋基址出土的残铜片，质地是黄铜，基址年代约公元前4700年。1975年，在甘肃东乡林家一座马家窟文化房屋基址出土了一柄青铜刀，基址年代约公元前3000年。这类发现证明，金属技术在中国的出现也不晚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

史学界已经指出，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有数的独立兴起的古代文明之一，其起源与发展过程的探讨，有可能使以往主要以近东等地文明为依据的理论得到补充和修正。对在考古学上怎样判断文明时代的问题，如有的学者所说，不能简单套用流行的标准，需要从实际出发，做到实事求是。无论如何，中国文明的肇始要比一些人设想更早，也就是说在时间的长度上明显地向前延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