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开往春天

文/依娃

我是个乡下娃，七岁之前没坐过火车，也没见过火车，但听说过火车。听父亲说，火车很长很长，会冒烟还会叫唤。有一天，我在大路上看到一辆又长又冒烟又叫的车，赶回家欢天喜地地报告父亲：“我今天看到火车了！”父亲笑笑：“瓜子（傻孩子），你见着的不是火车，可能是大卡车。火车要到县城里才能看到。”我当时的想法是，这一辈子一定要坐上一次火车，觉得坐过火车的人一定很幸福，自己不用走路，就被拉着去远处，那多舒坦。

做梦也没料想到，我是个和火车有缘分的人。从十五岁参加工作到二十五岁的十年中，每年的冬天或夏天，我都会坐着火车从甘肃玉门小城到西安，然后再转汽车到乡下的家。坐火车回家前我总是处于亢奋状态，每天都在计算还有几天就要走了。

站在站台上等候火车时，望着眼前一条条光亮笔直、不知延伸到哪里去的铁轨，总给人一种飘忽、眩晕、不真实的感觉。

伴随着熏人的气味、煤味、尘土味，火车停了下来，像条绿色的大虫子，有十四五节。我提着沉重的行李，挤在老年、壮年和女人、孩子的队伍里登上火车，顿觉这是个异样的地方，那么多相互打量的面孔。时常会有已经在火车上的善心人帮助我提行李，也有好心人一把拿过我的行李，麻利地站在座椅上，把行李扔上刚好有的空位，霸道地说：“就这里啦，前面没地方了。”十六七岁的我，长得并非明眸皓齿，但也知道，一个年轻的姑娘独自出门，会轻易得到素不相识的男人们的殷勤和照顾，这让我暗自开心。

一般来说，夏天坐火车的人少些，运气最好的时候，一个人占一排三人座，就可以从早躺到晚了。春节前后坐火车最受罪，有时站了三四站了，还是只有人上没有人下，找个座位可真不容易；还有缺德的人，要下火车了，还把自己的座位三块五块卖给别人。

大多数时候，三个人座位的人会相互挤挤，挪出手帕那么大的一块地方，客气地对我说：“坐下吧，路还长着呢。”我感激地坐下来，双腿还放在过道上。等火车行驶出半个小时后，才敢让屁股往里面些，才敢将腿转移过来，这时才渐渐有了“这是我的座位”的感觉。对面的人仿佛也接受了你，开始问你：“丫头，去哪里呀？”

火车上是一个奇怪的地方，人们同一个时间、去同一个方向才会坐在同一列车上。有北方人要去南方的，有南方人要回自个儿家的。有说四川话、陕西话、河南话、上海话的，还有说听不懂的话的，可能是“老广”吧。不用多问多介绍，看模样八成也能猜测出这些人的身份—一身破衣旧衫，皮肤黝黑多皱，表情拘谨的男人一定是种田人，可能去看城市里的亲戚，也许一辈子坐不了一两次火车；穿着四个口袋的中山装，黑皮鞋，端着大搪瓷缸子一个劲儿喝茶水，自我感觉颇为良好的，一定是机关干部，他们一年出五六趟差，累是累点，可花销的是公家的钱，还有补助；穿着黄军装的，一脸青涩，一定是探完亲回部队的新兵；更多的是出门讨生活的温州人，他们覆盖了西北的所有城市，在一年生意的淡季回家一次，然后再回到人生地不熟、气候寒冷的北方；还有许多四川人，去新疆收棉花或修建楼房，他们个头比较矮小，两眼放光，一副精明相。他们的行李就是竹篓，里面塞着棉被和衣服，有时背着流鼻涕的娃儿。

熟悉些了，我会把背包里的桃酥拿出来，分给与我同座位的人和对面的人。四川老乡模样的人嘴上推托着说“不吃不吃”，却毫不客气地接过往嘴里塞。同路的其他人见他接了，也就接过吃起来，点点头笑笑表示感谢。

火车不太拥挤的时候，乘务员会不时来送开水。胳膊上挂有“列车长”牌子的人也会来来回回巡视，很威严的样子，时不时会提醒行李没有放整齐的旅客。火车上服务态度最亲切、最体贴的是列车播音员，他们在白天除了播报站名，还会介绍沿途的风景名胜，播放歌曲和相声。我一直弄不清是真人还是录音，但那声音是让人愉快的。

火车每到大站，停留长则十五分钟，短则十分钟，站台上总有六七辆食品车叫卖；火车停留三五分钟的小站，小得让人记不住名，小得没有站台、没有人卖货。只有附近乡村的孩子，见火车停下，麻雀啄食似的欢呼而来，篮子里是自家种的桃子、番茄和自家舍不得吃的鸡蛋。他们踮起脚尖递上水果，接过钱，又跑到另一个窗口叫卖。他们羡慕又好奇的眼睛告诉我，他们还没有坐过火车，不知火车从哪里来，又到哪个好地方去。

我曾在甘肃境内的甘谷小站看到过难忘的一幕。一个姑娘，看上去二十岁出头，单薄黄瘦，穿着新花袄，大概是出门前才换上的。她手里拎着一个旧提包，一个男人来送她—一个一身泥土、鞋都提不起来的男人，不知是他的兄长还是相好。他不停地对她说着什么，千叮咛万嘱咐，她点着头，表示她记得了。她要上火车的时候，他一把抓住她的胳膊，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瓶水果罐头。因为他穿得破烂，灰头土脸，所以那瓶水果罐头在他粗糙的手里显得特别鲜亮，我远远地都能看见里面晃动在糖水中的橘瓣，金黄闪亮。这对他显然是能拿得出的最好的东西，花了大价钱。“拿上，路上吃。”“不要，你拿回去。”姑娘不肯接受，嫌太贵重了。“拿上，拿上！”他的手钳子似的抓住姑娘的手，将那瓶罐头硬塞进姑娘的袋子里。姑娘一下子抹起眼泪来：“你好好的。”然后就被男人推上火车。一路上，姑娘都是泪水盈盈，低着头不和人说话，也没拿出那瓶橘子罐头。在我所有的记忆中，那是我见过的颜色最鲜亮、最动人的橘子罐头。

坐火车白天还好过，看看外面的风景，看看杂志，和素不相识的人聊聊天，打打扑克，吃两顿饭，喝几杯水，跑几趟厕所就天黑了。晚上十二点以后的时间最难打发，分秒难熬，坐火车坐得腰酸背痛屁股疼，连腿脚都肿胀不舒服，坐不得站不得，睁着眼眼涩，闭着眼又睡不着，只听到火车的“哐当”声，听着真是烦死人。就这样折腾到一两点，依窗而坐都能熟睡一两个小时，张嘴打鼾，完全忘记了自己人在旅途，那有时梦呓的感觉以为自己舒服地躺在自己平日睡觉的床上。“哐当！”冷不防，停车的惯性把所有睡觉的人都摇晃醒来，睁眼看不清外面。“这到哪儿了？几点了？”有些人又闭上眼睛，反正火车是往前开的。就听邻座惊叫起来：“钱包！钱包！我的钱包被偷了，哎呀！工作证还在里面呢……”这人就像被扔在油锅里的蚂蚱般跳弹叫嚷，上上下下摸口袋，座位下、行李架上来回找，希望有奇迹出现。被吵醒的人小声议论起来：“小偷早下车了。”大家七嘴八舌，说旅客睡觉的时间，就是小偷“工作”的时间，一般都是半夜动手，一偷到就下车，才不会等你来抓呢。还有想下车活动筋骨的男人，发现自家的新皮鞋不见了，留下一双布鞋，能对付着穿。“这贼算是有良心的，不让你光脚下火车，不然，怎么走回家？”

火车有时候会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停一段时间，广播上说是因为要等另一辆火车经过。有时十来分钟，有时半个小时，听到火车的鸣笛声，就见一列反方向的火车从我们侧面飞驰而过，每一节车厢里都装满了人，无法看清他们的面孔。但是知道，那列车和我们这列车一样，他们也打量着我们这边，也许和我们想的一样。

火车上火车下，常常显示出不同的人生境遇。白白胖胖身着新衣服的孩子，也许要去看望外地的祖父母，不停地吃着妈妈递过来的蛋糕面包，喝着汽水。“不吃了，我吃不下了。”做妈妈的却殷勤地劝着：“吃了，吃了，不然营养不平衡。”火车停下的地方，经常有肮脏的小手伸上来，下面是乱发如草、面黄肌瘦的小脸，两只眼睛可怜巴巴地望着窗口的旅客：“给点吃的，给点吃的。”便有人递给他们不想吃的干烧饼、上顿吃剩的包子，有好心人，也会递上一两毛钱。

火车停站的时候，总有许多孩子穿梭在挂面样的铁轨间，眼睛不停地搜寻着什么，手里拎着一个大蛇皮袋。有捡煤的、偷菜的、捡塑料布的，更多的是捡旅客扔下的啤酒瓶，拿去卖一个一毛钱，如果一次能捡到几十个，也是笔相当可观的收入。只见孩子们小老鼠似的跑来跑去，在铁轨间捡，在火车之间捡，每捡到一个，他们脸上都露出欢乐的笑容，捡啤酒瓶就是捡钱。

“妈呀——妈呀——”在兰州火车站，一个孩子凄厉的惨叫穿破了火车站所有人的耳膜，大家都着急地询问出了什么事。孩子从火车下爬出来，一手捧着另一只血流如注的手，大声哭喊：“狗日的火车！狗日的火车！妈妈呀—”听见一个民警在叫救护车：“三号站台，三号站台，一个孩子的手被火车碾了。”这个可怜的孩子，看见火车下面有两个啤酒瓶子，就钻下去捡—他知道，这辆从乌鲁木齐开往北京的火车十分钟之后才会开动，他有足够的时间。多两个瓶子就多两毛钱，交给家里贫困的父亲，小小的年纪，就早早地承担起生活的重负。却不料，因为惯性，停稳的火车冷不防又重重地向前滑了一下，他的小手还没有捡到那只瓶子……多少年过去了，我时常会想起这个孩子，后来他的手怎么样了？可有机会读书？可有一份工作？

我坐火车回家那阵子，还没有出现“春运”这个词，春节运输、人们返回家园还没有成为让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伤脑筋的事情。不过，那经历也是不堪回首。春节前回家可谓自找罪受。三个人的座位五个人坐，两个人的座位四个人坐，过道上、厕所间、两节车厢的连接处都是密密实实的人，连只蚂蚁都钻不过去。每个座位下面也都是呼呼大睡的人—想来他目的地尚远，身上没有携带巨款，最值钱的东西就是这身肉皮囊，你们挤吧，我在下面睡“卧铺”。只是空气非常恶劣，臭袜子、臭鞋子、臭脚丫的味道时不时扑来，闻得多了，也就不觉得臭了，躺着怎么说也比站十几个小时舒服。

这个时候的列车员基本上见不到，就是见到也是一副不高兴的样子，车挤人多嘈杂肮脏，就是上帝来了也没了耐性。广播，听不见；开水，没有，就是有也提不过来；想上厕所，比穿越“三八封锁线”还艰难，脚没地方下，就是从人头上飞跃过去了，厕所里却有三四个“老住户”，瞪着你不肯出来，就是想出来也无处站立。唯一的办法就是少喝水。火车的速度倒不慢，因为小站都不停了，上下人多的大站才停，却只开两三个门，列车员怕下面黑压压的人洪水般地冲进来，那会把人挤倒挤扁挤出人命来。要下车的人下不去，就打开车窗翻下去，再麻烦车上的人把行李递下来。这下子可打开了一个缺口，来不及关窗，下面的人就被人抬上来，连滚带爬钻进来，又即刻转身搭救下面的。连拉带拖，人上来后，后面还会跟着进来白面袋子，五六袋，每个都有五十斤，说要带到外地贩卖的。火车开动了，新上来的人喘着粗气，掏出手巾抹去一头大汗，点头哈腰地对两边的旅客说：“对不起了，有门谁不会进呀？！过去几趟车了门都不开。”坐着的人就应承：“咱都是出门人，咱都是一路的。”过了一会儿就会说：“师傅，你来坐一会儿，我坐得屁股疼。”

火车上是个奇异的地方，人会在陌生人面前变得暴躁、不友好，也会十分善良、和气，并且，我想了想，好像有火车的地方还有痴男怨女的爱情。十七八岁的我也总是幻想，每次坐火车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个他，青春年少，玉树临风，不食人间烟火的那种。虽然装出漫不经心、毫不在意的样子，但每到新站上来的男子都没有躲过我眼睛的扫描。

那是一九八二年的七月，火车到了陕西境内的宝鸡站的时候，车上已经不挤了。上来了一个个子高高、皮肤微黑的青年，我看了他一眼就触电了，心怦怦乱跳。因为他戴着眼镜，我对戴眼镜的男子总是会产生莫明其妙的好感。我知道他在找位子，但矜持着没有出声。“这里有人吗？”他问。“没有。”我向里挪了挪。他放好背包，坐下来，手里捧着一本厚书，好像是机械方面的，就那样低头看起来。我却手脚不安浑身不自在，好像旁边烤着一盆旺旺的炭火。“你去哪儿？”他问。“回家。你去哪儿？”我问。“我回家，我在宝鸡工作。”“什么单位呀？”我们就悄悄地聊起来，聊了好多好多，现在已经不记得说过些什么了。当还有半个小时他就要到目的地的时候，我恐慌地发现他距离我越来越近，几乎要挨着腿了，他的右边空出一大块地方。但是我丝毫没有流露出我的察觉，那样会让他感到难堪。我几乎能嗅到他头发上的味道，感觉到他一出一进的鼻息。我不再看他，一直望着窗外的农田和村庄。可是，可是，这位青年偷偷地摸到了我的小拇指。我能感觉到，他是在试探，如果我抽开手，那他可以表现出是无意的。我心慌意乱，满脸飞霞，一动也没有动。他一定是观察着我的，我的反应给了他更多的鼓励。他的胆子大了些，又摸到我的无名指，轻轻地摩挲着，温暖着，然后是中指，渐渐地，我的手都覆盖在他的手掌下。我不敢动，怕他受到惊吓；我不愿意动，这是我的生命中第一次有一个男子这么小心翼翼地抚摸我的手。我沉默地望着窗外，他也再没有说话。我的脸滚烫如炽，风吹乱了我的黑发，是不是飘到了他的脸上，我不知道。我不敢回头看他，我更不确定他是否喜欢我。我只知道，我的手一直在他出汗的手里，我心甘情愿被他这么永远握着……

“我下车了，再见！”他背起简单的背包，向我灿烂地笑了一下，摆了摆手，就头也不回地下车了，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火车又启动了，可是我的手好像还被那位戴眼镜的青年握着，被烙伤了一般动不了……

近些年，回国探亲旅游了好几次，我都没有机会再坐火车。主要是没有宽裕的时间，没有时间慢腾腾浪费在路上。我必须以时行千里的速度到达旅游目的地，走马观花，连续看好几个景点，然后被导游拉去参观购物，然后坐飞机回家探望亲人，假期满后飞回去上班挣钱，付账单、付房子和车子的贷款……

人到中年，日子渐稳，性情渐静，身体也变得慵懒了。回国后怕出门、怕挤车、怕脏、怕累、怕被偷、怕长途跋涉。可是那颗不甘愿渐渐失去活力、失去好奇的心却时时刻刻向往着，再几时能背上简便的行李，带上十来个烧饼，两包榨菜，坐上火车硬座，在那些出门打工的农民工中间，在那些朝气蓬勃、囊中羞涩的莘莘学子中间，在长途贩运牛仔裤和时髦裙装的小商人中间，听他们谩骂时事、谈论物价，看他们吸烟吹牛皮、泡方便面啃烧鸡……坐火车看风景观察人情世事，是我最为向往的旅行。

我觉得，我还是那个做梦都想坐火车的乡下女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