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孩子对地震的记忆

文/阿忆

很早的时候，读丰子恺的书，现在依稀记得：

丰子恺问儿子：“你最喜欢什么？”儿子说：“最喜欢逃难。”丰子恺大为震惊，忙问：“为什么？”儿子回答：“一逃难，就能坐上大轮船！”

这就是一个孩子对于逃难的认知。他无法懂得，逃难对于成年人、对于正在遭受日军侵略的中华民族，意味着什么。

现在想想，唐山大地震对于我也是如此。那是1976年7月，我12岁，一位军代表的儿子死里逃生回到北京，在军用降落伞临时搭起的帐篷里告诉我们，他的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全在唐山地震中罹难，他从此是孤儿了。从他身上，我可以感受到悲伤，但我不相信他的家人真的死了，只是觉得他们尚未归来，而且迟早会归来。

不久，我忘记了各种传言，身心被大地震带来的快乐所占据。

我们不住在家里了，和另一家人合用一只白色降落伞。尽管两家大人各挂起一顶大蚊帐，象征性地建起两个临时家庭，但蚊帐毕竟透明且不隔音，我可以天天给我喜欢的女生和她的两个妹妹讲惊悚故事，享受她们的尖叫声。

秋天到了，我们返校了，却不再需要教室。我们从家里带来马扎，随便围坐在大槐树下。这种诗意的方式，使平日里不苟言笑的老师发生了明显改变，说是讲课，却更像讲故事。我们都期盼着，再来一些余震，让坐在大槐树下的岁月过得更长久一些。

有一天放学，走在夕阳下的街市，忽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发通知，说有一条重要消息即将告诉全国人民，要求所有的人认真收听。走到一家菜店附近，一位戴眼镜的阿姨仔细听着远处传播来的广播声，惊异地说，好像是毛主席去世了，接着她就哭了。看着大人们在哭，我们也自然地学着哭，忽然想到大地震是领袖辞世的先兆。

冬天到了，几场余震再次波及北京。我们欢欣鼓舞，再次获得巨大的欢愉。

我们数十户人家，住进长长的军用帐篷，南北两大排通铺，各家用蚊帐相隔，几条临时火墙旺旺地烧着，暗绿色的帐篷温暖如春。

这是一场成人生活的灾难，却是孩子们的超级大聚会。

男孩子无视家庭界限，肆意闯进别人的蚊帐，把别人的东西当成自己的，误以为共产主义已经提前实现。大院里的那些坏孩子，大人们唯恐避之不及，现在自家的女儿直接受到他们的威胁，整天提心吊胆。我呢，世界越乱，我越快乐。大人们都去治理乱世，我便获得了更大的自由。我天天盼望着地震时期不要匆忙过去，一位阿姨生了宝贝取名“永震”，我觉得非常痛快。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1976年7月，最初72秒钟的剧烈震撼，夺去了24万人的生命，导致16万人伤残，这是一种怎样的伤痛！不过，这些是我的知识，不是我的记忆。我的记忆是那些今天想起来，使人感到羞愧的欢乐。

长大意味着心里装得下别人，特别是装得下别人的痛苦。丰子恺的儿子喜欢逃难，我盼着地震，只因为那时我们是孩子，无从想象逃难和地震究竟意味着什么。汶川大地震时，那个因玩不了网络游戏便恶毒诅咒汶川灾民的女孩儿，也因为没有长大，她的快乐依然不能与更多的人的伤痛相联系。有一天，她会长大，为她个人的快感而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