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沦落到今天这般境地，显然已不是一种简单的理想主义的呼唤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为此我们还要简单分析一下导致这种境况的原因，或许从这种细致的挖掘中，我们可以找见诗歌精神衰落的真实原因。
近三十年是中国社会带着阵痛的剧烈的转型时期，政治的乌托邦在祛魅的市场经济的挤压下，已然隐退到人们视野的地平线之下，代之而来的是货币增值的幻象，货币以它金色的面容微笑着充当了精神与物质交流的仲裁者。诗人在这种巨变中，面临着双重的挤压：身份认同的危机和生活的贫困化。对于前者，这是市场经济的本性使然，在市场中，效益最大化是唯一的原则，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就是一个祛魅的过程，换言之，祛魅是市场经济的本原所在，它消解了一切神圣、神秘存在的基础。诗歌不再神秘，它从人类精神的圣殿里被无情地扫地出门，诗歌永远无法换来等价的货币，诗人还有什么用，这种窘迫的局面直接威胁到了诗人千百年来所秉承的那种身份认同：歌唱神圣与追求真理。赞美高贵，痛斥庸俗，诗人这个名号所暗含的这些精神层面的使命，被市场经济无情嘲弄。诗人为时代和永恒歌唱的合法性遭到质疑，因为市场导致的世俗化是不需要这些宏大叙事的。这种身份认同危机的压力为诗人的集体背叛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理由，并具有所谓的充分条件。至于第二点，更是不争的事实，至少在当下的中国，一些真正的诗人都是很贫穷的，贫穷到只剩下听听风声的权利。想想一首诗歌的市场价值，还需要去罗列诗人的当下处境吗？基于中国当下的这种历史语境，诗人的背叛与堕落似乎是必然的。因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一个人拒绝市场的诱惑，作为此在的现实的人无法承受这些生活之重。毕竟追求俗世的幸福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诗歌以背叛的姿态，悄然地报复着社会的冷落。但是这样为诗人开具的理由真的可靠吗？诗人这个称号已经背负了太多历史的希望，我们能够在市场的挤压与货币的花枝招展的蛊惑下，一笔抹杀吗？反观当下中国的现实：市场经济的无序、道德的沦丧、公平与正义的缺失、理想的陨落、真理的放逐；不客气地说，中国的文化面临一种巨大的生存危机，这个社会时刻有出现或已经出现失范的风险，在这种语境下，诗人的背叛与退却从历史定位来看是不道德的。诗歌已经踏上了一条不归的亵渎神圣与庄严的道路，诗人白马先生所倡导的“非诗主义”正是一种面对诗歌整体退却的自觉的抗争，他是对当下诗人的不作为的一种反动，在诗人白马的文字中，“崇低”绝非诗歌应有的选项。换言之，如果允许诗歌精神一路狂跌，任由虚无主义的泛滥，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所谓的诗歌推倒重来，大破大立未尝不是一种决然的选择。宣布“非诗主义”的诞生相对来说还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难的是如何让它从历史的迷雾中英雄般地归来。
作为此在的人的生存包括两个层面：物质的和精神的。市场经济已经极大地激起了前者的欲望与追求，然而致命的缺陷是，在市场的导引下，我们丢失了作为人的存在的标志的精神维度。人不仅是物质性的动物，更是精神性的动物。所谓“人是理性的动物”更是一种基于精神层面的断言。看看当今的物欲横流，重提理想与诗歌精神难道不已然表明了一种姿态和使命吗？现代的诗人已经无力完成这个使命，那么只有通过“非诗”的努力来践行这个伟大的使命！这是一种界限，更是一种创造性的再生。重新踏上思的道路，擦掉伟大理想和诗歌精神面容上的油腻与污垢，让一个素朴的、暗含对返魅的热情的诗歌精神和理想主义归来，应该是我们在一个普遍的虚无主义蔓延时代的思想姿态。
这是一个养活不起诗歌和哲学的时代，剥离那些虚伪的逐利之徒，重新为精神的边疆树立起一块由此通达彼岸的路标，让人类心灵的沃野不再荒芜，让诗歌的精神成为人类进步路途上的无名驿站，等待思想的信使从朝圣的征途上归来。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人是被存在本身抛入存在之真理中的，人在如此这般绽出地生存之际守护着存在之真理，以便存在者作为它所是的存在者在存在之光中显现出来。存在者之到达乃基于存在之天命。人是存在的守护者。”（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白马先生的“非诗主义”无疑在唤起真正诗人对存在之天命的体认。如果说只还有一个上帝可以救渡我们的话，那么对诗歌精神和理想主义的无私捍卫，无疑将是那个唯一的上帝！相信这一刻已经悄然来临，就像此刻我窗外的鸟儿已经开始了零星的歌唱，不用怀疑百鸟争鸣的黎明就要到来，真正的理想主义和诗歌精神正在归来的路上，我愿意和白马先生以及诸多朋友们一起等待这个伟大得让人有些心痛的时刻的来临！最后，允许我引用一个理想主义者（切·格瓦拉）的诗句结束本文：“是谁点亮了天边的朝霞／千年的黑夜今天要融化／也许光明会提前到来／我们听见了你的召唤。”
（作于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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