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六年（1061年）七月，司马光同知谏院，不到一年，即改知谏院，直到治平二年（1065年）十月，差不多有五年才离开这个岗位。
谏院是明道元年（1032年）七月设置的，它所在地方是过去的门下省，有知院官六人，以司谏、正言充任，他官兼领的则称知谏院。现任宰相和参知政事的亲戚不能当谏官。朝廷有什么错误，大臣和其他官员任用非宜，三省以及各官署事情处理不当，谏官都可以提出意见。[1]
谏官之职不是歌功颂德，而是专言朝政缺失，指陈皇帝、大臣以至百官的过错。司马光在任职五年之后，说在这个岗位上，和很多人结成了仇怨，常担心将来自己和子孙都无“容足之地”。[2]但当被命之日，却一点也没有犹豫便欣然就职了。
仁宗在位已经三十六、七年了，国家的问题很多，庆历初曾经有过一些改革，但不久即复旧观。宋祁在宝元初说，当时大病有三冗，小病有三费。冗官是大病，州县之地，比不上唐，但官是唐的五倍。太祖定天下之后，全国军队不过三十七万八千，仁宗时增了三倍多，总数一百四十万，这就导致冗兵。冗兵也是大病。僧尼道士一天一天地增加，生之者寡，食之者众。要去诸病，司马光寄希望于人君。他以为国家的盛衰，人民的幸福与痛苦，只有人君才能决定。[3]同知谏院不久，司马光便向仁宗进言，说人君大德有三，“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叫做仁；“知道谊，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叫做明；“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叫做武。仁明武兼备，国家富强，缺一则衰，缺二则危，三者都缺，就要灭亡。致治之道，在于用人，信赏必罚；要使有德行的人掌教化，有文学的人备顾问，有政术的人当州县长官，有勇略的人带兵、为将帅，明于礼仪的典礼，明于法的管理刑狱，下至医卜百工皆量才录用。有功则赏，无功或降级，或罢官，有罪则流窜刑诛，一点也不宽贷。
在进言时，还特别谈到补充兵员要精加选择，要改变过去“惟务人多”的局面。他说，当今国家之患，在于士卒不精。他向仁宗讲了周世宗淘汰老弱、拣选精锐的故事，讲了太祖、太宗完成统一大业时，兵数比现在少得多的情况，建议在拣选士兵时，要拣军臣僚亲自动手，挑选完全合乎标准的，有膂力的好人材；拣选完毕，派人复查，凡有不合标准、体弱多病之人，原拣军臣僚要“重行贬窜”。[4]
还不到一个月，他又向皇帝进言，名为五规，第一保业，第二惜时，第三远谋，第四重微，第五务实。他向皇帝讲历史，说自周室东迁，一千七百多年，天下统一不过五百多年。北宋建立，至今八十余年，内外无事，三代以来，是最安定的。老百姓有十金之产，必以为是先人所传，苦心劳志，小心谨慎地守住它。他希望仁宗常想想王业的艰难，援古鉴今，知道“太平之世难得”，失去却甚易。
他以为守“太平之业”象保持巨室一样，堂基要实，柱石要坚，栋梁要牢固，茨盖要厚，垣墙要高，关键要严；一个国家，老百姓是堂基，礼法是柱石，公卿是栋梁，百吏是茨盖，将帅是垣墙，甲兵是关键；这六者是时时刻刻要关心的。
在《远谋》中，他以为要居安思危，和平时期要想到战争，丰收日子要想到饥馑。当今上自公卿，下至斗食（低级官吏），忧公忘私的人很少，都得过且过，唯求苟安，没有“肯为十年”之计的，“万世之虑”，那就更不要说了。他请仁宗认真考虑一下国家之病在哪里，从速就医，不要让它变成痼疾，不可救药。
他还对仁宗说，要防微杜渐，消灭祸乱于萌芽之中。安于逸乐，是荒淫的开端；珍奇玩好，是奢侈的开端；甘言卑辞，为侥幸者引路；附耳屏语，给谗贼者开门；不爱惜名器，僭逼之人便乘之而起；假借威福，就会给野心家以陵夺之机。
在《务实》中，他请求仁宗“拨去浮文，悉敦本实”。他以为安国家、利百姓是仁之实。当今远方穷民，转死沟壑，对于罪犯，却屡颁赦令，去仁很远。“保基绪，传子孙”，是孝之实，但当今的情况是：“本根不固，有识寒心”，却到处修道宫，修佛寺，修神御殿，离孝也很远。[5]他一共举了十件事，指出什么是本实，什么是浮文。以为不去浮文，必如以胶舟涉江河，真是十分危险。[6]
这一年八月，国家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中有苏轼、苏辙。轼进士及第后任福昌县主簿，辙为渑池县主簿。苏氏兄弟外，还有著作佐郎王介。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即所谓制科，由皇帝直接选拔才识优异的人才。司马光和范镇被差往复考。苏辙考卷，话说得最切直，说自西夏讲和，二十年来，陛下已经忘记了边患，宫廷中赏赐无节，想怎样就怎样，小臣不敢谏，管钱的人不敢争；国家的开支很大，每年还要给辽国和夏国财帛，宫廷赏赐又是陛下自己掘的一个陷阱；希望陛下不要以为“好色于内，不害外事”。司马光对苏辙文章很欣赏，考入三等，但范镇不以为然，有的人更以为文不对题，不当入等。司马光说，苏辙忧国爱君，不能不入等。还向皇帝上书，以为制举当重材高识远的人，不当以“文辞华靡，记诵杂博为贤”，苏辙指陈朝廷得失，无所顾虑，是符合直言极谏科的要求的。最后，苏辙定为第四等次，还是仁宗说了话，以为不可以“求直言而以直弃之”。[7]
嘉五年，庞籍从定州调京师。见了仁宗之后，他便向执政请求致仕，执政对他说：“你身体很好，皇帝对你正十分看重，为什么一定要退啊！”庞籍说：“等精力不行，人主厌弃，然后才退，这就不知足了。”前前后后递了七次请退的表章，才得到允许。司马光对庞籍的致仕，非常佩服，有谢庞籍诗，说：
人情谁不乐将相，往往皓首忘疲癃，
北平饮乳尚怀印，千秋乘车犹入宫。
唯公致政年甫至，耳目明利志气充，
幡然脱去万锺禄，羽仪高远如翔鸿。
北平指张苍，汉文帝时做了十五年丞相，封北平侯，牙齿掉了，以乳为食，家里专门养有供乳的女子。[8]车千秋在汉武帝、昭帝时为相十二年，年纪大了，甚受优遇，朝见时，乘小车入宫殿中。[9]羽仪在这里指庞籍，说籍不贪恋禄位，像鸿飞那么高远，比张苍、车千秋强得多。
司马光曾被命为北朝国信使，北朝即辽国，国信使的任务即代表国家聘问往来。他两次请求辞免，说名犯了辽国的讳，身体不好，怕寒怕冷，远“涉穷荒”必生疾病，加上对辽国情况不熟悉，从未担任过接待辽国使臣的任务，“恐辱王命”。在朝廷允许他辞去之后，庞籍寄之以诗，在和诗中，司马光说自己幸免使北涉沙漠，但谏官的工作没有做好，不知什么时候能够登堂亲聆教诲。[10]
七年三月，司马光九次辞知制诰，庞籍又给他写信，问他为什么这样苦苦“不受恩命”。在复信中，司马光说自己长于史学，治经也很勤苦，对于文词，却不很喜欢，也懒得做文章。作知制诰，不是“文词高妙，殊众绝伦”的人担当不了。他不能贪图这种荣利，害己，而又不能增朝廷的光华。[11]
嘉八年三月，庞籍弃离人世。司马光作挽歌辞，充满了倾慕与哀伤，说：
高山亡景行，流水失知音。
泪尽离东阁，归来破故琴。[12]
东阁是宰相接待宾客的地方，这里借以指庞籍所居。第四句用的是锺子期和伯牙的故事，知音已去，这一辈子也不再弹琴了。在祭文中，说自己能有今日，“莫非公力”，一辈子不能忘记。因任谏职，禁去籍家，“不亲杖履”，快两年了，真想不到竟成永别，音容笑貌还时时在目前，耳边也还萦绕着永远恋慕的谆谆教诲。后又为作墓铭，记他为御史不承望要人风指，和韩琦、范仲淹等并任边帅，措置对西夏用兵与言和诸事；做相时主张独任狄青以讨侬智高军事，叙事甚确，一点没有虚美。在所作的这一类文字中，这一篇凡三千余言，是写得最长的。[13]
【注释】
[1]《长编》卷一一一明道元年七月辛卯条，《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一》。
[2]《长编》卷二六治平二年十月庚寅条。
[3]参见《景文集》二六《上三冗三费疏》，《稽古录》卷一六。
[4]《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一八《三德》、《御臣》、《拣兵》。
[5]神御殿是安放已故皇帝的画像的。仁宗时所修真宗神御殿有十四处，是太祖神御殿的一倍。原文为“广修御容”，当指此。参看《宋史》卷一九《礼志一二》。
[6]以上均据《长编》卷一九四，《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一八、一九诸篇同。
[7]《长编》卷一九四嘉六年八月乙亥条。
[8]《史记》卷九六《张丞相列传》。
[9]《汉书》卷六六《车千秋传》。
[10]《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免北使》第一状、第二状，卷一《始平公以光得免北使赐之以诗》。
[11]《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八《上始平公述不受知制诰启》。
[12]《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一一《故相国颖公挽歌辞》。
[13]《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八《祭颖公文》，卷七六《庞公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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