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嘉八年春天去世，宗实继承皇位，是为英宗。司马光在并州的时候，已经请求仁宗早一点确定继承人。那时，仁宗健康情况不好，关心国事的人很忧虑，认为及早确定继承人是一件大事。六年，司马光进入谏院不久，九月的一天，又向仁宗提出这件事，希望早定继嗣。那时，韩琦为相，仁宗叫司马光去找韩琦。光至中书（宰相的办公室），对韩琦说：“确定继承人，是件大事，你们要早点定下来。万一皇帝有什么意外，禁中出寸纸，说什么人继帝位，你们是不敢违抗的。”韩琦这些人都说要尽力早把皇位继承人定下来。大约过了十一个月，韩琦定策，立宗实为皇子，但他不肯入宫，托言有病。司马光和王陶在皇帝面前称赞他，说一般人往往为点小利，争得面红耳赤，不肯罢休，皇子辞“天下不赀之富”，“其贤于人”，真不可以道里计啊！宗实入宫之后，“中外闻之相贺”。[1]
宗实是濮安懿王允让的儿子，四岁就养在宫中，宝元二年仁宗得子，时已八岁，才回到濮邸。仁宗曹皇后对他照顾得极周到，也很爱他。[2]宗实即位后便生病，不能亲政。曹太后代为处理国事。司马光给皇太后上疏说：“请太后用人谨慎，赏罚必须能劝善惩恶。仁宗很宽厚，赏厚而罚轻，小人不知恩，几乎骄慢。你为政应当纠之以严，但也要多做思想工作，教以所当为，戒以所不当为。仁宗即位时年幼，刘太后听政，对于赵家有大功劳。你现在也摄掌大政，大家都看着你。你一切都要深自损抑，不能和刘太后一样。对于曹家人，要知道只有赵氏安，曹氏才能世世代代长享富贵，赵氏不安，曹氏要独安是不可能的。我希望你能像周代的文母太姒，后汉的明德马皇后那样为人们所称道。”[3]
英宗病不久告痊，临朝听政。司马光上疏说：“皇帝初亲大政，四方属望，拭目而视，倾耳而听，一言一行，都要考虑再三，不可不审。为政之要，在于用人，赏善罚恶。用人赏罚得当则治安，不当则危乱。仁宗把天下传给皇帝，恩厚德隆，逾于天地。‘为人后者为之子’，汉宣帝自以为昭帝之后，不为祖父卫太子、父亲史皇孙加尊号；汉光武以布衣得天下，自以为元帝后，也不为他自己的祖父、父亲加尊号。你要注意那些谄谀之臣，不识大体，提出追尊你的父祖来取悦于你啊！”[4]
英宗生病的时候，举止异常，对待宦官更不客气，左右的人闷闷不乐，常在太后面前说皇帝坏话。太后相信这些闲言闲语，有时还向辅臣诉苦。韩琦颇不以为然，对太后说：“我们只能在外面见得官家（皇帝），宫中就全靠太后保护。官家若缺少照管，太后也必过得不安稳。”太后听了很是惊骇，说：“相公说哪里话！我对官家是非常用心的。”韩琦说：“这就好了，太后照管，谁还能不照管呢！”[5]
司马光为了皇帝和太后不和，上两宫疏，说：“祸福之源，其末甚微，金堤千里，往往溃于蚁穴，白璧之瑕，易离而难合。骨肉至亲，应当十分完美，一点间隙也不能有。皇帝没有太后无以君临天下，皇太后没有皇帝，天下也不得安，皇帝和太后，像一个人的头目之与心腹。你们两位，只能以恩意相厚，不能计较锱铢的是非。”
后来又专门上疏太后，说仁宗新弃天下，天下之势危如累卵，只有靠你母子和睦才得安宁，决不能像寻常人家，为点小事就争吵；古时候，慈母有不孝之子，还能可怜他，抚爱他，使他翻然悔悟，革心为善；当今皇帝，至孝出于天性，一旦疾病告痊，亦必仰报盛德，“岂云细哉”！
在上皇帝疏中，讲后汉章帝对待明德马皇后的历史：章帝是贾贵人生的，马后尽心抚育，劳瘁过于所生；章帝和马后，母子慈爱，无丝毫间隙；马氏三位舅父，都为卿、校、列侯，贾贵人却始终不加尊号，贾氏亲族也没有得任荣宠。司马光认为这是“前世美事”，所当效法。他说英宗幼年便为太后所爱，有鞠育之恩，后来又承大统，应当夙兴夜寐，定省晨昏，和对待自己的亲生父母那样，“亲奉甘旨，承顺颜色”，希望皇帝亲自向太后“克己自责，以谢前失”，比未登大位之时还要尽礼、尽心。说皇帝在病中，太后日夜泣涕，祷于神癨，为他求福，像种地的人盼望收获，渡水的人求得过河。[6]
英宗改元治平（1064—1067年），身体也已康复，对皇太后一遵礼法，定省晨昏。当英宗不能视朝时，皇太后垂帘权同听政。在未还政之前，司马光再三请皇帝亲太后，接近臣下。他说仁宗立英宗为嗣，皇太后有赞助之功，仁宗谢世之后，有迎立之功；当疾病不能视朝时，有代摄理万机之功；这都是大功，也是大德，皇太后兼而有之，奉养之礼，有丝毫缺失，舆论是决不会宽恕的。他请英宗绝无识小人离间之言，要像事濮王那样事皇太后；要接近臣下，向他们征求意见，讲求治乱的要务。[7]
这年五月，皇太后出还政手书。在这之前，宰相韩琦对她说，台谏早就有章疏请你还政了，太后不高兴，站起来要走。韩琦马上叫仪鸾司撤掉帘子，屏风中还望得见太后的身影。[8]仪鸾司是专门管理帝后所用的帘幕、帷帐和其他有关朝会、宴享、祭祀时的陈设的。
皇太后还政不久，司马光便上疏太后，于英宗母子之间，话说得非常恳切，以为普通人家，长幼群居，要和睦，长者要慈爱恩惠，幼者要孝顺恭敬；皇家也要这样。他劝皇太后对皇帝、皇后都要慈爱，像自己生的那样，对他们不能太严，接待也不当太简；皇帝生过病，可能有过冲撞你的地方，但“不可责有疾之人，以无疾之礼”；对待骨肉，有威怒不当有憎疾，一有憎疾，便如仇雠，这是很不好的。他希望皇太后以后当帝后来请安，要以温颜相待，“留之从容”，告诉他们随时都欢迎前来，有时候还要备点酒食，高高兴兴地说说家常；千万不可听信谗言，遇事猜防，以至“终日戚戚”，影响健康。最后，他恳切地告诉太后：“你是最贵的人，贵为天子之母，也是最富的，受天下之养，应当快乐，不能“亲其所可疏，疏其所可亲”，叫自己的儿子、子妇徨不得自安，想报答育养深恩而无由。我希望的只是你们母子和悦，国家安宁。”[9]话说得很重，但这颗报效国家的心却是热的。
皇太后归政之后，英宗问执政，国家积弊很多，怎么改救。富弼说慢慢来。英宗说：“宽好么？”吴奎以为宽好，但不可没有节制。英宗又问了前朝宗室的事。司马光提出：“治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皇太后是骨肉至亲，归政之后，可能有无识小人加以怠慢，不把她放在眼里；也可能有不逞之徒，挑拨离间，破坏你们母子的关系。你要特别注意，发现了就重重处罚。国事听于君，家事听于亲。宫中事无大小，应当禀告太后，然后付诸实行，你和皇后切不可专行。人君之道，在于用贤。爵禄不能厚于人君之所爱，刑罚也不可快于人君之所怒。才高德重，人望所归者，虽有宿怨于己，也要进用。无才无识，无补于时，虽然是自己的姻亲，也当弃而不顾。赏有功，罚有过，丝毫不能牵涉个人的恩怨和爱憎。这样，就治身以孝、治国以公了。”[10]
英宗即位不久，他便说帝王的首务是学习，不能因酷暑祁寒而停止。后来又请求多与近侍之臣接触，以便了解下情，议论政事，取其是而舍其非，进其忠正而退其奸邪。夏国窥伺边境，攻围堡塞，颇有杀掠，朝廷一味抚谕。他以为不当避强，也不要凌弱，不可以为已有边备，麻痹大意。他说所谓边备，不仅是屯粮足兵，更重要的是“择将帅”和“修军政”。[11]
对于科举，他和他的前辈范仲淹、同辈王安石一样，不赞成用诗赋，以为试士子以策论，使之去浮华，尚朴实。他说以言取人，不可以完全了解士人之才，用辞赋，就连言也“不足以观”了。[12]
曹佾的祖父曹彬，是宋开国元勋；他的姐姐即皇太后。英宗即位后，想加他以使相。使相是最高的官衔。宋代亲王、枢密使、节度使兼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的称为使相。皇太后再三不同意。英宗又想推恩给皇后的亲人。司马光力谏，以为皇太后既“深执谦逊，抑损外亲”，皇后的骨肉也就不当“褒进”，不使后党先于母族，不以爵禄私其亲戚。[13]
二年八月，汴京大水，淹死了一千五百多人。英宗下诏责备自己，要求大臣进言。司马光讲了许多，说：“你即位之初，大臣也好，小百姓也好，都称赞你。才过几个月，便不同了，不专说你好了。一年之后，说你坏话的多，好话的少。这就是因为你失了人心。你对待皇太后，对待长公主等，不像对自己的母亲和姊妹，是失人心的。先帝晚年生病，国家大事都由两府（即中书和枢密院）处理。你即位之后，都希望你能收回威柄，但你不管事，知贤不能任，知不肖不能退，知事之是不能为，知事之非不能改。大臣专权，甚于先帝之时。这也是失人心的。你欢喜听合乎你的想法的话，不合乎你所想，便拒之于千里之外。国家设台谏之官，就是作为你的耳目，防止大臣堵塞你的视听。你一切事都交给大臣，人家就说你拒谏。这不也使人失望么！这些话，大家不敢对你说，这就使海内愤郁之气积而不发，失阴阳之和了。我祈求你上稽天意，下顺人心，孝敬太后，爱抚姊妹，一新大政，独揽大权。”[14]
他为皇帝讲学，但英宗只是孜孜不倦地学，从来不提出什么问题。司马光说：“‘学非问辨无由发明’，你只是听，不提问题，我们就很难发扬六经精义，对你有所助益了。我希望讲筵中说得不尽、讲得不透时，你就加诘问；可能我们一时答不上来，则请允许‘退归讨论’，下次再加答覆。”[15]
这一年三月，正春光明媚，他请假回家扫墓，已经有十六年不到故乡了，怆然感怀：
十六载重归，顺途歌《式微》。
青松敝庐在，白首故人稀。
外饰服章改，流光颜貌非。
巫咸旧山色，相见尚依依。[16]
《式微》是《诗·邶风》的一篇诗名，说的是为什么不回故乡。司马光这时已年近五十，官做大了，人也老了，只依依山色，还是和过去一样。往返中经过三门，谒禹祠。这个地方长山中断，巨浸横流，悬崖青耸，白浪滔天，还打动着这一位久经风霜的人的心。三门还有一座开化寺，山色河声是永远没有变化的，但群木枯荣却不知道有过多少回。久在官场中，仿佛只有到了这个地方才感到清净。在谏院时，他非常羡慕他的老朋友魏闲“萧然物外”。闲，字云夫，他的父亲即著名隐士魏野。他欢喜做诗，爱好音乐，不为物累。司马光曾在云夫的山庄小住。这回，云夫下世已二年，故人已稀之感，在他也就更切了。[17]回汴京之后，他以途中所见，上书英宗说：“沿途州县，仓库里都没钱粮，行政和驻军食用的支给，处处困难。我没有经过的地方，也多半是这样。一个国家没有足三年开支的积蓄，就要国非其国。现在穷困如此，朝廷却不以为忧，一旦有天灾，有边祸，像仁宗皇帝明道、康定时那样，那就将手足无措了。饥荒一来，‘盗贼必兴’，不可不预为之计。我希望你多多关心钱谷的事，明令文武臣僚上书畅论钱谷利害和充实仓库的措施，不以其人的官位高低，说得合理的就加以召见，使他们能直接向你说明困乏的原因，丰足的办法。其言可取，便为施行。选择其中才干出众的做转运使、副使、判官和主持中央三司的工作，任三司使、副使和判官。”[18]
治平二年四月，英宗命令议定崇奉濮王典礼。参加讨论的有礼官和待制以上的官员。在这之前，司马光预料必有此举，曾对皇帝说过不当尊崇所生，像后汉末代几个皇帝那样，应以汉宣帝和光武帝为法，不追尊父祖。宰相韩琦是不同意这个意见的，参知政事欧阳修也不同意这个意见。在议论中，翰林学士王皀不敢开口，司马光却奋笔独议，以为过继于人就当为人之子，不应当再“顾私亲”；仁宗在世时，皇帝就已定为皇子，不像东汉末年那些人是自旁支登皇位，或出母后之策，或者由大臣之议。他以为濮王应当和先朝封赠亲属一样，尊以高官，封以大国；濮王的夫人也改封大国太夫人。王皀这些人都赞同司马光的意见，以为称濮王为皇伯就够了。中书向皇帝报告了讨论的情况，不赞成这些人的意见，以为当称皇考。
司马光的挚友范镇，那时以翰林学士判太常寺，是当时礼官的首领，以为不能称皇考。还有侍御史知杂事吕诲也不以中书意见为然。司马光的话说得最尖锐：“国有大疑，则决之于众，群臣议濮王典礼，以为当和先朝封赠亲属一样，没有不同意见，只有中书与众不同，欲尊为皇考。陛下是继承仁宗的，是仁宗的儿子，尊濮王为皇考，置仁宗于何地？假如仁宗还健在，濮王也还活着，陛下叫濮王做父亲还是伯父呢？假如生时称伯父，死后则称父亲，我想你决不会这样做的。濮王当称皇伯，是没有疑问的”[19]。
尊崇濮王事就这样不得不搁下来，直到第二年的正月重新再议。二年十月，司马光被命为龙图阁直学士，这是一个比待制高一级的馆职。他再三请辞，说知道了这个任命，又惭愧，又害怕，“若坠冰炭”；供职谏院已经五年，没有像他这样长久的。又说自己性情愚戆，与人为敌，前前后后多得很。他请求外任，到近家乡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最后，皇帝只答应免去他的谏职，和吕公著同为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20]公著字晦叔，元初，与司马光同心辅政，司马光非常佩服他，说每听他讲论，便觉自己说了许多废话。[21]公著对司马光也颇心折，神宗说司马光迂阔，公著则以为“虑事深远则近于迂”。[22]
三年正月，再议尊崇之礼。吕诲前后十一次请求依王皀等所议，都没有被采纳。后来又和侍御史范纯仁、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联名进言，反对韩琦、欧阳修以为当称皇考的意见。中书立即加以反驳，又密请皇太后出手书称濮王为皇，夫人为后，皇帝称亲，然后皇帝谦让不受尊号，但称亲而已。当英宗下诏只称亲时，吕诲、吕公著、范纯仁都不赞成，或以为亲字“称谓难立，义理不安”；或以为皇太后撤帘之后，不问外政，这无疑是主张称皇考的人，“遂非掩过”，请求英宗撤销此令。朝廷争吵得很厉害。英宗决定“出御史”，吕诲出知蕲州，范纯仁通判安州，吕大防出知休宁县。[23]
吕诲字献可，有骨气，有学问，三次被逐出外，都是由于触犯了大臣。他对那些执掌大权为皇帝所亲昵的人，“视之若无所睹”；凡义所当为，必奋力为之。熙宁四年（1071年），临终之日，司马光去看望，他盯住光说：“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24]
司马光这时已不在谏院，皇帝命令他到经筵去供职。经筵是皇帝学习经学和史学的地方。司马光看到这些主张正确的人，一个个被排斥走了，请求皇帝将自己和他们一例“降责”。说自己和这些人意见完全相同，而且是第一个发议的；而今同罪异罚，实在不能留在原来位置上了；假如“苟免刑章”，必“入则愧朝廷之士，出则惭道路之人”，孑然一身，无地自容。[25]
【注释】
[1]《长编》卷一九五嘉六年九月末条，卷一九七嘉七年八月壬辰、辛丑条。韩琦定策事，见《宋史》卷三一二《韩琦传》。
[2]《宋史》卷一三、二四二、二四五。
[3]《长编》卷一九八嘉八年四月甲申条。
[4]《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五《上皇帝疏》。
[5]《长编》卷一九八嘉八年六月癸巳修。
[6]《长编》卷一九八嘉八年十一月条。
[7]《长编》卷二治平元年三月己酉条，并参《邵氏闻见录》卷三。
[8]《邵氏闻见录》卷三。
[9]《长编》卷二一治平元年五月癸亥条。
[10]《长编》卷二一治平元年五月辛亥条。
[11]《长编》卷一九九嘉八年十一月末条，卷二二治平元年七月丙子条，九月是秋条。
[12]《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八《贡院定夺科场不用诗赋状》。
[13]《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九《乞后族不推恩諸子》，《宋史》卷四五《刘黻传》。
[14]《长编》卷二六治平二年八月乙未条。
[15]《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五《乞经筵访问諸子》。
[16]《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一一。
[17]魏闲事，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七《清逸处士魏君墓志铭》，《东都事略》有传。顾栋高年表系《宿魏云夫山庄》诗于治平四年，当误。
[18]《长编》卷二四治平二年三月末条。
[19]《长编》卷二四治平二年四月戊戌条，卷二五治平二年六月甲寅条。
[20]《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四《辞龙图阁直学士》三状，《长编》卷二六治平二年十月壬子条。
[21]《宋史》卷三三六本传。
[22]《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七之一。
[23]《长编》卷二七治平三年正月壬午以下诸条。
[24]《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七《吕府君墓志铭》，《宋史》卷三二一《吕诲传》。
[25]《长编》卷三七治平三年三月辛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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