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三年九月，司马光又向神宗请求出知许州，神宗说：“一定要许州吗！西京怎么样？”光说：“西京，恐不是我所能了，若被差遣，也不敢辞。”后来却发表了知永兴军。这是个大地方，治所为历代名都长安。司马光向神宗告辞的时候，神宗说：“现在派你去长安，边境动静要随时报告。”光说：“我守长安，怎么能知边事？”神宗说：“先帝时，王陶在长安。夏人进攻大顺城，就是他事先报告的。”光说：“王陶识见过人，我不敢参与职务以外的事。”神宗说：“永兴一路民间利病你当然要说啊！”光说：“青苗、助役已为陕西之患。”神宗说：“助役只在京东、两浙实行。”助役是免役法的一项内容，坊郭户、官户、女户、单丁、未成丁、寺观等六类户过去没有差役的也按照户等减半出钱，叫助役钱。
到长安后，他在谢表中说：“因无补于国家，才希望自安于散地。想不到皇恩深厚，委以名都。到官之后，山川秀美如故，土地膏腴如旧。但正值凶年，夏旱秋霖，老百姓贫困异常。道有流离，老弱愁填沟壑，奸猾思为盗贼。一切都要镇之以静。我一定竭尽心志，即使‘失位危身’，也决不‘病民负国’”。[1]
长安已经是初冬了。他到任后十天才得到一点清闲，登见山楼。长安南面是终南山、杜曲、王曲，唐代有许多别墅。辋川山谷，有大诗人王维的别业，寒山秋水，风景是十分动人的。李白在黄昏时曾从终南山下来，苍苍山色，在明月中似梦，又像是诗。可是，司马光这一回却登楼不见山，他吟道：
到官今十日，才得一朝闲。岁晚愁云合，登楼不见山。[2]昔岁琼林花气曛，今朝长乐柳梢春。事随流水滔滔去，鬓结繁霜戢戢新。世路饱谙都是梦，人生可贵莫如身。会须筑室临清洛，相与携筇戴葛巾。[3]
宋和西夏的关系，从治平四年就逐渐紧张起来。夏国主谅祚死后，其子秉常年幼，他的舅舅梁乙埋为国相。这一年，宋沿边地方，受到西夏的攻击，游骑一度打到庆州，陕西为之震动。[4]司马光到关中之后，看到朝廷积极备战的情况，十分忧虑，便给神宗上疏，首先重复他在谢表中所说的关中道路流离，人们纷纷向洛阳、襄州、邓州、商州、虢州迁徙，或作佣工，或烧炭，或乞讨，或盗窃，以度朝夕。他以为必须镇之以静，停止一切兴作，节减开支，使租税自轻，徭役自少，摊派自止，拖欠的赋税也不须强急取索，这样，老百姓松一口气，闾里自安，流亡异乡的人也就得陆续归来。但他到官以来，天天听到的不是以义勇分四番戍边，选诸军精锐和募集闾里恶少为奇兵，就是造干粮、炒饭，布囊、力车准备运往边境；永兴军一路，所发人马，甲八千副，钱九万贯，银二万三千两，银碗六千枚，还有别的细琐之物，不可胜数。官吏搞得狼狈不堪，下民惊疑不定，都说国家将于今年春天大举进兵西夏。
司马光说：“我离开京城的时候，只听你说要做好边防工作，夏人入寇，就坚壁清野，使来无所得，等它兵疲食尽，再打它一家伙。我以为这是深得御戎狄之道的。目前所见，我不知道是这里主持军事的人不了解圣意，还是因为事关机密，不能让我知道。我吃不下，睡不着，胆战心惊，心寒股栗。”
“自古以来，国家富强，兵精将勇，因人主好战，造成危乱的很多。现在公私交困，军队的战斗力很差，想使之立功塞外，不仅绝对不能成功，而且有无穷的后患。有人说，在未讨秉常之前，要先试兵诛一个小族。若果如此，更加不可以。舍有罪的强寇，诛无事之小族，即使取得一些胜利，也将为天下所笑，从此不能再得到戎狄的信服了。
“我希望速下诏安抚关中之民，说朝廷无西征之意。义勇不分番戍守边疆，也不选募奇兵，一切调发准备运往前线的东西都停止进行。内地仓库的储蓄，等到春深用来救济贫民。”[5]
春天来了，在长安，送别三十多年的老友李稷，他写了一首
七言律诗：
李稷，字尧夫，与司马光同于景五年（1038年）进士及第，在春天百花盛开的时候，参加皇帝琼林的赐宴。长乐是汉宫名，这里是指长安。三十几年之后，谁想得到会在这个古代名都春天来到的时候又话别啊！时光像流水一样地逝去，两鬓如霜，越来越白。历尽崎岖世路，像梦一样，反觉得此身还在的可贵了。我也应当在靠近洛水流过的地方作一个散人，和你一道戴着葛布头巾，拿根筇竹手杖，优游卒岁。调子是低沉的，在司马光诗中，还不多见。
李稷的父亲李绚，曾为宰相杜衍所知，置之台省，被反对杜衍的人指为朋党。司马光为他志墓，就是因为李稷的关系而“不得辞”。[6]
边境上的情况，一天天地紧张。宣抚司要求增修城壁、楼橹、器甲，不仅是近边诸郡如此，即腹里诸郡也要如此。司马光对永兴军所辖州、军城壁作了调查，上书皇帝说：“解州、虢州城基最阔的地方也不过四五丈，要修楼橹这样的工事，一定要扩大城基。目前一路可担负修建任务的厢兵（地方兵，在地方上服劳役）完全没有，官库也缺现钱购买材料。陕西去年夏麦减产多，秋苗也干死了。人民饥饿流离，倘要差役人夫，摊派材料，那就更要加重人民痛苦，逼迫他们走绝路。永兴军一路，全在腹里，去边境绝远，敌人兵马未必能到城下。楼橹修了，几年不用，也要损坏的。”他请求朝廷下一个命令，所有腹内州军城壁、楼橹，等将来有好年成逐渐加以修葺。[7]
宣抚司又要求在长安、州、河中府添屯兵马，专门派庄宅使赵瑜担任永兴军路都钤辖，主持军队的训练。都钤辖是高级的军区统兵官。司马光又向朝廷请求不要添屯兵马，他列举永兴军所辖地方粮食、草料的数目，现在驻泊、就粮及本城兵员所需的数目，以为“赡养旧兵，犹恐不足，更添新者，何以枝梧”。[8]北宋禁兵有三种名目，驻泊、就粮即其中的两种。禁兵移驻粮草丰足地区，可携带家眷，叫做就粮。驻泊是军事性或政治性移屯，不能带家眷，这种禁兵，直接由总管统辖。[9]
宣抚司又要求永兴军、河中府等地和沿边州、军一样，制造干粮、炒饭。司马光以为，过去对西夏用兵，庆历年间陕西也奉命制造过；后来没有出兵，这些干粮、炒饭，所在堆积，腐烂不可复食，尽为弃物；现在又要制造，百姓以为又要出兵了，闹得人心惶惶。他请求暂时停止制造干粮。
司农寺要求两次灾伤地方所欠青苗钱不得两次不还。他以为一次灾伤，民间可能有旧日积蓄，未至困穷，还允许暂缓归还青苗钱；两次灾伤，百姓积蓄既尽，新谷颗粒不收，还能拿什么去归还呢。他请求永兴军路，不依司农寺命令执行。又请求不要以粮食折合青苗钱，说青苗钱大为民害，所取利息将近一倍，和朝廷初散青苗“官自借贷，薄收其利”，以抑兼并之意大大地相反。[10]
他的这些意见，有的被采纳，有的被驳回，特别是司农寺指挥（命令），朝廷命令按照执行。
四年二月，司马光就要求去洛阳，在西京留司御史台任职。这是个闲差。他上书皇帝说：“过去只以为王安石不晓事，刚愎自用。现在看来，他引援亲党，盘据要津，排除和他意见不同的人。范纯仁、程颢，原来和他极好，安石当政之后，把他们拔至清要，可是这二人不顾私恩，执公义、极言其短，以此外放。苏轼和孔文仲都地位不高，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书对策，历数安石过失，不怕贬责。而我历事三朝，于国家义则君臣，恩犹骨肉，安石的过失看在眼里，却畏懦惜身，不敢早向陛下直陈，视苏轼、孔文仲，真是惭愧万分。”[11]
孔文仲以范镇荐，应制举，对策九千余言，力言安石新法之不当。宋敏求以为异等，安石大怒，御批不取，仍任旧官。[12]
司马光在这次上书中也说到范镇不贪恋富贵，斥责安石以佞为忠，以非为是；安石大怒，自草制书辱骂他；在六十三岁时，便决意致仕（退休），杜门不出。他说自己和范镇比一比，也感到汗颜。
他说神宗只听安石的话，谄附安石的便以为忠，以安石之是非为是非。他表示当与范镇同罪，请予致仕；若罪重于镇，或窜逐，或诛死，亦不敢逃避。[13]
诏移司马光知许州，要他经过京城时谒见皇帝。神宗问韩绛：“司马光会来吗？”绛说：“陛下能用他的话则必来，不能用则必不来。”神宗说：“不论用不用他的话，像他这样的人常在左右总是好的。”[14]
司马光坚辞许州，固请西京留司御史台。直到四月，才得到权判西京留台的命令。[15]
五月，因与王安石不合出知邓州因病请求致仕的吕诲在洛阳逝世，司马光志其墓。其中回顾旧事有云：“有侍臣弃官家居者，朝野称其才，以为古今少伦。天子引参大政，众皆以为得人，献可独以为不然。居无何，新为政者恃其才，弃众任己，厌常为奇，……专汲汲敛民财。献可屡争不能得，……且曰，误天下苍生必此人。”这里所说的弃官家居的侍臣，指的就是王安石。安石当时以知制诰丁母忧居金陵累召不起。[16]
司马光在长安不到半年，离开长安的时候，似乎还有点恋恋于终南山色，他说：
暂来还复去，梦里到长安。
可惜终南色，临行子细看。[17]
【注释】
[1]《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七《永兴谢上表》。
[2]《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一三《登长安见山楼》。
[3]《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一一《长安送李尧夫同年》。
[4]《西夏史稿》第79—80页。
[5]《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三《谏西征疏》。
[6]《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八《李公墓志铭》，《宋史》卷三二《李绚传》。
[7]《长编》卷二二熙宁四年二月辛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三《乞罢修腹内城壁楼橹及器械状》。
[8]《长编》卷二二《乞不添屯军马》。
[9]《宋朝兵制初探》第56—57页。
[10]《长编》卷二二熙宁四年二月辛酉条，并参《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三、卷四四有关诸状。
[11]《长编》卷二二熙宁四年二月辛酉条。
[12]《宋史》卷三四四《孔文仲传》。
[13]《长编》卷二二熙宁四年二月辛酉条，参《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七，《范景仁传》。
[14]《长编》卷二二熙宁四年二月辛酉条。《邵氏闻见录》卷一一说神宗问的人为程颢，李焘已指其误，今以为韩绛，据焘自注。
[15]《宋史》卷一五《神宗本纪二》。
[16]《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七《吕府君墓志铭》。
[17]《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一一《别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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