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时期（—）

魏玛最初十年1775—1786

歌德已经闻名德国，慕名来访的人很多。一天，年轻的萨克森—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来到法兰克福拜见歌德。公爵对歌德的才华很钦佩并真挚地邀请歌德到魏玛。

魏玛是1741年建立的萨克森-魏玛-艾森纳赫公国的首府。早期的萨克森-魏玛和萨克森-艾森纳赫都是韦廷家族在图林根若干邦国之一。1741年，萨克森-艾森纳赫公爵威廉·亨利去世，萨克森-艾森纳赫绝嗣，并入萨克森-魏玛。这个公国是当时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300多个邦国中最小的邦国，面积只有34平方英里（约合55平方公里），人口不过11万（见《歌德传》）。魏玛市更是一个弹丸之地，站在全国唯一的高大建筑物——宫廷的阳台上，就可以俯瞰全国。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在母亲的摄政下将魏玛建设成文学与艺术的殿堂，这深深地吸引着歌德、席勒、维兰德等著名文学家，魏玛被称为“德国精神的故乡”。

1775年11月7日，歌德在内侍总管封·卡尔布陪同下，到达了魏玛。第二年，就被任命为公国的枢密官顾问，以后又担任了宰相职务。这标志着他脱离“狂飙突进运动”，也标志着他用自然形式表达充沛情感的青年时代的结束。

歌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他的密友赫尔德来魏玛，在他的大力推荐下，赫尔德终于在1776年2月来魏玛任教区总监。

1775—1786年，歌德在魏玛期间得到了历史机缘为他提供的政治舞台，有了一试身手的机会。枢密院是公爵领导下的最高权力机关，行使着行政管理和司法方面的职能。歌德主持外交，开发森林和矿山，整顿财务，管理交通，主持军政，办理兵役，兴办学校、剧院等事务。他积极为魏玛公国服务，于1782年被擢升为贵族。

父亲不赞同歌德去魏玛做官，并竭力加以阻挠。歌德不再服从父命，他企图依靠所谓“开明君主”来达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目的。这和歌德的气质、精力及现实生活都有联系，也是他寻求与现实妥协的一种表现。恩格斯曾对歌德这种有时敌视、反对，有时亲近、迁就德国社会的态度，做过深刻的分析和论述：“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

魏玛公爵出于虚荣，很看重文学艺术，对歌德恩宠备至，言听计从。歌德在那里有了舒适的住所，成了宫廷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孜孜不倦地从事各种工作，有时，他也与年轻放纵的公爵一道打猎，作“即兴”诗，参加宫廷节庆和奇装舞会。他对自己繁忙的工作很满意，他说：“现在我将自己浸溺在事业里，事业的压迫对于一个人的灵魂是有益的。在事情做完后，一个人可以觉得更多的精神上的自由和生活的享受。终日无所事事，常使人苦闷难堪，最好的秉赋对他也要因此变成尘埃灰垢了。”

在这期间，由于实际工作的需要，歌德对自然科学产生了兴趣，他从歌颂自然转为研究自然。他走进了植物学、气象学、解剖学、光学等领域，做了大量的实验，写了大量的文章，在一些领域里还有他独创的成就。歌德在光学领域里与牛顿较量了一番，他反驳光的折射理论，认为所有的颜色都是由两种原色，即黑色和白色组成的。有一次，歌德赠给黑格尔一个用波希米亚玻璃做成的黄色酒杯，里面镶嵌着黑色丝织品，当阳光照到酒杯上的时候，玻璃就呈现出一种蓝颜色。歌德用这个向黑格尔证明他的颜色学说的正确性。1784年歌德在人类的颅骨旁发现了腭间骨。虽然法国解剖学家维克达齐尔在此之前4年就已经发现，但歌德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独立完成的。

歌德来到魏玛的最初10年，是歌德创作上的沉默时期，他的文学创作趋于停滞，无数琐碎的政务和浮华的宫廷生活耗费了他的精力，他甚至将计划中的重要文学创作都基本搁置下来，只写了一些诗歌和供宫廷在庆祝活动时演出的剧本。维兰德曾惋惜地说：“假如他不让他自己来到我们这里，他那光彩的智慧，将要如何有更多的成就呢！”这10年，是歌德从“狂飙”转入“古典”主义的过渡时期。“狂飙运动”由于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这时也低落下去了。歌德开始寻求一种与现实妥协的、比较实际的、冷静的生活态度。歌德在刚到魏玛不久，就认识了老公爵夫人的宫女夏洛特·封·施泰因夫人。她比歌德大7岁，她丈夫追随侍奉公爵，她独守空房。沉静的施泰因夫人虽然不算美丽，却另有一番风韵，她对歌德无微不至的关怀，显出老女性的温柔贤惠，让歌德年轻飞扬的心在现实中冷静下来。歌德深爱施泰因夫人，而她又是比他年长的有夫之妇，两人都有丰富的阅历和人生的经验，因此，他们之间的爱情不像歌德以前同女友之间的爱情那么纯洁、热烈，而是富有理智和冷静。施泰因夫人对歌德的生活和事业都有一定的影响。他们的爱情保持了好几年。他在1776年写了这样一首诗：

你宁静了我腾跃的血，

指正了我狂野迷惑的行程，

在你的安琪儿的臂里，

我碎裂的心胸重新振起。

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歌德终于发现他的天才被庸俗埋没了，他的文学创作几乎停顿。他还要经常花费时间去调解公爵与他夫人之间的纷争。宫廷中的虚伪和角斗也使他感到了厌恶。歌德陷入了苦闷之中。为了摆脱这种境地，在1786年9月他化名菲利普·米勒，悄悄离开魏玛，到他心驰神往的意大利旅行去了。

意大利之行1786—1788

歌德在意大利专心研究自然科学，从事绘画和文学创作，陆续完成了《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和《哀格蒙特》等作品，也写了《托夸多·塔索》和《浮士德》部分章节。

1786年9月6日，歌德到达慕尼黑，这是通往南欧的大门。9月8日晚他越过国境到达布伦纳，踏上了意大利国土。游览意大利，是歌德多年的宿愿，他一路上的心情，就像外出多年的游子盼望着早日到家一样。9月28日他到达世界闻名的水城威尼斯，他异常兴奋地写道：“我第一次望见威尼斯，不一会儿就要进入这个奇妙的岛域，这个海狸之国。谢天谢地，对我来说，威尼斯终于不再是一个名词，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名字……”

他在威尼斯停留了半月有余，然后游历了威尼斯、佛罗伦萨、那不勒斯以及西西里岛等文化中心，最后直奔罗马，终于在万灵节前两天到达了他朝思暮想、久久向往的罗马城。他的日记中写道：“啊！我终于到达了这个世界的大都市。”“现在我到了这里，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似乎可以慰我平生了。因为这大概可以说关系到我新的生命。”他甚至称他进入罗马的那天是他的第二个生日。

罗马明媚的风光留住了歌德的脚步，他在罗马住了较长一段时间。

意大利是一个有着古老和繁荣文化的国家，那雄伟壮观的古罗马建筑的遗迹，耸入云天的中世纪的哥特式大教堂，丰富多彩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和雕塑，以及当时和谐优雅的古典主义悲剧，都深深地吸引了歌德，令他赞叹不已。他在那里第一次被古代艺术纯朴典雅的风格所打动。

他研究了希腊、罗马的古典艺术，接受了温克尔曼的艺术观点，形成了他的古典主义文艺思想。在和煦的阳光下，他重读荷马古诗，观赏文物古迹，学习绘画。专心研究古代艺术的歌德得出一条结论：艺术应当挖掘人的内心世界，从那里寻找人类的美、善和正义的理想。由此逐渐形成了他以“完美人性”去教育人、去改变现实的观点。他在意大利完成的两个剧本《哀格蒙特》和《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就体现了他的这种观点。这两个剧本和后来回魏玛后写就的诗剧《托夸多·塔索》，它们起先都是用的散文体，但在最后定本时都改成了无韵诗体，从中也能看出歌德这时的古典主义倾向。

历史剧《哀格蒙特》于1775年开始写作，到1787年6月在罗马定稿，写了12年。它被收集在《歌德著作集》第五卷，于1788年复活节出版。

《哀格蒙特》描写的是16世纪尼德兰人民为了争取宗教信仰自由反抗西班牙的侵略发生的暴动和起义。哀格蒙特（1522—1568）是一个历史人物，他是尼德兰的一个贵族，是尼德兰民族利益的代表者。他同情人民，反对外来侵略者，他襟怀坦荡、豪侠尚义、武艺精通，是深受民众爱戴的抗暴民族英雄。同时，他身为贵族，又害怕暴力革命，极力主张妥协退让，幻想用合法的手段争取自由。他过分相信统治者，认为统治者不可能做卑劣的事情。他告诫群众“好好在家守着，不要在街上聚众滋事”，由此导致了这位自由战士的悲剧，最终掉进敌人的圈套，被西班牙总督阿尔巴公爵杀害。哀格蒙特被捕后，他的妻子克蕾尔欣曾呼吁市民起义，想把丈夫救出来，但没有成功，也服毒自杀了。哀格蒙特和葛兹一样，虽然具有人道主义思想，渴望自由，但却把斗争的目的放在建立一个“开明君主制”的王朝上，不是站在人民一边，而是动摇、活动于人民与皇帝之间，最后只能在妥协中归于灭亡。剧中还有一个人物奥兰斯基，他是哀格蒙特的朋友，主张积极斗争，反对哀格蒙特的妥协态度。但是歌德的立场却明显地倾向于哀格蒙特。这种创作思想上的偏袒，说明魏玛宫廷的生活加强了歌德世界观中的妥协倾向。不过，由于这个剧本的写作开始于1775年，主人公哀格蒙特壮烈牺牲的结局表明它仍然充满了“狂飙突进”时代的叛逆精神，也反映出诗人日渐加深的人道主义思想。因此，《哀格蒙特》可以说是《葛兹·冯·伯利欣根》的姊妹篇。

《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剧本在1787年底完成，1788年6月在《歌德著作集》第三卷中发表。

这个剧本取材于古希腊神话故事。古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斯曾以这个故事为素材写过一个剧本《伊菲格涅亚在陶洛人里》，但歌德的《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在结尾处做了很大的改动，赋予了其深刻的人道主义内涵。

欧里庇得斯的剧本《伊菲格涅亚在陶洛人里》的故事情节如下：伊菲格涅亚是希腊密刻奈王阿加门农的女儿。阿加门农统率希腊联军远征去攻打特洛亚时，在海上遇上了大风，为求神保佑全军安全，阿加门农许愿将女儿带到狩猎女神狄安娜前献祭。女神可怜伊菲格涅亚，将她救了出来，驾云将她带到陶里斯岛，让她做了岛上神庙的女祭司。正当阿加门农围攻特洛亚的时候，他的妻子与情夫同居了；阿加门农征服了特洛亚，班师回国。阿加门农一回到家就被其妻和姘夫杀害。他的儿子奥得斯特得知后，为了给父亲报仇，杀死了母亲，于是犯下了弑母的大罪，因而被四个复仇女神追捕。根据阿波罗神的神谕，只要他到陶里斯岛上把狩猎女神狄安娜的神像盗出带回希腊就能免除复仇女神的追捕。奥得斯特便和他的一个朋友同去该岛神庙。他们一上岛就被岛上的居民捉住了。陶里斯岛上有一个惯例：凡是从海上来该岛的外邦男子，都要送到神庙里杀死献祭。奥得斯特和他的朋友因此也被送进了神庙。女祭司伊菲格涅亚恰好是奥得斯特的姐姐，她不忍心看着弟弟被杀，决心要救出他们。于是，她就对国王托阿斯说，这两个罪人的手已经亵渎了神像，在祭神之前必须先让她领着罪人将神像带到海边去洗干净。国王一直很信任她，便同意了。他们到了海边，就乘上船扬帆而去。这样，伊菲格涅亚既救出了弟弟，也帮助他盗出了狄安娜神像。

这故事在歌德的剧本中，剧情和人物性格都有了改变。伊菲格涅亚是人类真善美的化身。

伊菲格涅亚来到这远离家乡的陶里斯岛上时，岛上还保留着原始的杀人祭神的野蛮风俗，她所接触到的也都是些没有开化的野人。伊菲格涅亚是一个品格高尚的女子，在这荒岛上，她竭力以自身为榜样来做教化工作，促使国王废除了杀人祭神的恶俗。不久，王子在一次战争中不幸战死了，岛上的居民声言，这是由于废除了古俗，触犯了神明造成的。同时，王子死后，王位的继承问题也没了着落。于是，国王便向伊菲格涅亚提出要她做他的妻子，否则就要恢复旧俗。伊菲格涅亚对国王说，自己是女祭司，已经把自己许给了神了，不能够再与凡人结婚。她还说，她的种族是有罪孽的，要是他和她结了婚，国王及他的国家就会受到神的惩罚。国王也没有办法，就把旧俗恢复了，让她去把刚刚捉到的两个人献杀，这就是来盗神像的奥得斯特和他的朋友。奥得斯特见到她后，将自己来岛上的原委告诉了她。伊菲格涅亚也向他说出了自己的身份。奥得斯特听了很惊慌，认为姐姐是一定不会饶恕他的。但伊菲格涅亚对他说，只要他能够悔过自新，她就祈祷上苍宽恕他。她去到国王那里，讲出事情的全部真相，她同国王辩之以理，以坦诚高贵的人格和纯真的感情感化了这个野蛮的国王，消释了一切疑团，平息了他心中的怒气，并再三请求他的宽宥。国王被她的诚实正直所感动，说：“好，去吧！”“祝你们安好！”他们三人就返回故乡去了。

在欧里庇得斯的剧本里，国王十分凶残，伊菲格涅亚是靠智慧和计谋逃出去的；在歌德的剧本中，国王虽野蛮却也有人性，在“完美人性”的化身伊菲格涅亚的感化下，终于变得“宽厚而仁慈”了。这种用“完美人性”来教育人改造社会的思想，就是当时歌德的政治主张。剧本是用严格的古典主义形式写的。《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与莱辛的《智者纳旦》、席勒的《唐·卡罗斯》被称为宣扬人道主义的三部杰作。和《哀格蒙特》比较起来，这部作品中妥协的主题表现得更清晰了。但伊菲格涅亚最后还是离开了那野蛮的国土，这也反映了歌德自己在魏玛宫廷的感受以及悄然离去的心情。

歌德在这个时期的第三部作品《托夸多·塔索》，开始创作于去意大利之前，改于意大利旅游之中，完成于返回魏玛之后。虽是在回魏玛后完成的，但在意大利时就已基本定型了。歌德在意大利期间改写了《托夸多·塔索》部分章节，创作了《浮士德》《魔女之厨》《林窟》等场。

歌德还是一位画家，更准确地说，是一位有相当造诣的画家。在罗马，歌德生活在一群青年画家中间，他专注地学习绘画、写生和临摹。在绘画艺术上，他热情地进行实践，绘画达2700幅之多，这其中绝大多数是风景画，也包括他进行科学研究时所绘下的画图以及他对人体进行的临摹等。

歌德的天性极其活跃，他的求知欲非常旺盛。他探索知识的精神触角伸向人类知识的各个领域，运用各种方式和手段认识外部世界。他的智慧、他的勤奋，他那深邃的目光、敏锐的感觉，使他在不同领域里，特别是在文学创作上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的确，当时像歌德这样对文学艺术和科学的许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兴趣，并致力研究的人，还微乎其微，于是，歌德便以博学多才而遐迩闻名了。

歌德于1788年3月17日收到了赫尔德催他返国的信。1788年4月25日，歌德痛苦地离开了罗马，带着他在这期间画的近千幅画，经由瑞士，于6月回到魏玛。

歌德在意大利旅居了一年零九个月。他的创作激情在这里复苏，不虚此行，他完成了两个剧本。而更重要的收获是精神方面的。他转变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艺术观。他从“狂飙突进”诗人变成一个推崇古希腊、罗马艺术的完美与和谐的诗人。“革命”的锐气削弱了，但艺术更成熟了。他又将以诗人的身份出现在魏玛了。

再回魏玛\法国大革命\与席勒合作1788—1805

1788年6月18日，歌德回到了魏玛。从晴朗的南国回到阴沉的北国，从梦中回到现实，歌德心中的感触是很多的。周围鄙陋的环境和趋炎附势的人群使他越来越感到孤独，他辞去了行政职务，致力于文艺创作和科学研究，并监管矿山。1791年，公爵的宫廷剧院落成，歌德当了经理，从此他领导魏玛宫廷剧院达27年之久。

1788年7月12日，歌德在伊尔姆河畔魏玛公园里散步，迎面走来一个少女，向他提交一份她哥哥的工作申请书。这个少女名字是克里斯蒂安娜·符尔皮乌斯（1765—1816），23岁，是绢花厂的女工。

已进入人生第40个年头的歌德，遇见了出身低微但容貌十分动人的年轻热情的姑娘，两人一见钟情。两天之后，歌德就和她在花园小屋同居了。歌德称她是一朵“小野花”。这朵“小野花”遭到上流社会的白眼，但却深得歌德的心。她是一个热情的、善解人意的女人，能满足歌德的欲求，她喜欢跳舞和郊游，也常去看戏。这都与歌德的天性合拍。她深知，自己的出身门第和文化水平与歌德“不平等”。因此，她安心做一名家庭妇女、贤妻良母。而歌德此时已功成名就，他不希求妻子在事业上帮助他，而是需要一位贤内助。他们结合后的第二年圣诞节，喜得贵子，取名奥古斯特。

1806年，歌德与符尔皮乌斯正式结婚。符尔皮乌斯从未给予歌德的思想以任何影响，她默默无闻地生活在歌德的身边，但她的勤勉体贴，使歌德得到了他很需要的家庭温暖。可惜她1816年就死了，给歌德留下一个儿子和许多悲哀。

诗剧《托夸多·塔索》是歌德重返魏玛后完成的一部主要作品。

托尔夸·塔索（1544—1595）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的著名诗人，他曾受到费拉拉公爵的赏识，在费拉拉公爵的宫廷中服务多年，但宫廷生活却使他感到苦闷。他的叙事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闪烁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后的光芒。据说他爱上了费拉拉公爵的妹妹，被公爵发现而被关进牢房达7年之久。生活中的巨大挫折使他的神经错乱了，出狱后他四处游荡，最后在罗马死去。

歌德刚到魏玛，就有了创作《托夸多·塔索》的念头。1780年秋，他写了两幕。他去意大利时带着这份草稿，只是没有时间完成。他在费拉拉寻访过塔索被监禁处的遗址，又在罗马参观了圣俄诺弗里俄修道院里的塔索墓，还搜集到新的传记和材料。因此，他决定放弃草稿，另起炉灶。歌德回到魏玛就开始了这项工作。歌德把自己与塔索做了对比，心境的相通使他用了多年的时间来写剧本《托夸多·塔索》，终于在1789年完成了诗剧《托夸多·塔索》的创作。

歌德剧本中的塔索热情直率，是一个有艺术才能的诗人。他爱上了费拉拉公爵阿尔放梭的妹妹丽娥罗娜公主，引起公爵对他的不满，想把他赶出宫廷。1575年4月，在费拉拉郊外公爵的夏宫，塔索把他刚写好的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献给公爵。公主亲自编好月桂给他戴在头上。这时，宫廷首相安东尼正好从罗马回来。他亲眼看到塔索得此殊荣，心怀嫉妒。塔索与安东尼的冲突是戏剧矛盾的中心。安东尼老奸巨猾，他看不起塔索，利用诗人容易冲动的感情多方作弄他，逼得他几乎发狂。塔索气愤之极，拔剑欲与之决斗。公爵将他斥退，令人将其软禁。塔索不解其意，将剑和桂冠交还公爵。公爵旋即派安东尼向他宣布赦令。公爵夫人和公主建议他去佛罗伦萨，塔索在告别时失去自制力，竟去拥抱公主，向公主表白爱情。公主大惊逃走。公爵便命人将塔索拘禁。塔索后来感到自己所要求的根本没有得到的可能，就克制住自己内心的真实，投降了敌人和封建礼教。他最后对安东尼说：“现在我伸出我的手臂依附着你！就像翻了的船最后依附着那船身所撞的石礁一样。”塔索看到公爵与公主不再理会他，他深感失望。从此精神失常直至死去。

许多研究家推论，塔索就是歌德自己的写照。费拉拉宫廷相当于魏玛宫廷，阿尔放梭公爵影射卡尔·奥古斯特公爵，丽娥罗娜公主就是施泰因夫人，等等。歌德通过《托夸多·塔索》表现了人到中年时自己的烦恼。法国批评家安培尔把《托夸多·塔索》称之为“提高了的维特”。少年维特只是因为恋爱而烦恼，而中年塔索却是因为政治环境不如意，痛苦地倾诉着满腔的烦恼。

《托夸多·塔索》是歌德的创作思想挣扎的最鲜明的标志。这个剧本几经更改，在这长达八九年的时间里，在一再易稿的过程中，歌德将自己的思想感情注入了作品。塔索的不幸遭遇，是歌德魏玛生活的写照。塔索由一个具有“维特式”的热情和反抗精神的人，演变为投降者，正反映出歌德思想上由反抗趋于自我克制直至妥协的过程。歌德说：“这个剧本是我骨中之骨，我肉中之肉。”

1789年，攻陷巴士底狱的炮声响了——震撼整个欧洲的法国大革命爆发了。法国大革命的旋风席卷整个欧洲大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传遍了欧洲各国，德国的进步知识分子思想为之振奋。在德国境内，相继出现了俱乐部、“自由树”以及许多歌颂大革命的诗文。“这是一次灿烂辉煌的日出。”黑格尔这样说道，虽然他的住所在法军占领萨克森时，被抢劫得片纸不存。

但是，欧洲封建势力是害怕革命的，他们企图扑灭革命的烈火。欧洲各国君主与法国路易十六国王勾结，他们结成了反法联盟。德意志各小邦国也倾向于反法联盟，萨克森公国作为普鲁士的盟国，参加了对法战争。1791年8月，奥地利和普鲁士签订了军事同盟，次年4月对法宣战。7月6日，奥普联军越过国境，侵入法国境内。

歌德作为公爵负责外交事务的随员奔向了法国。在途中，他经过法兰克福时见了分别13年的老母亲。这时，他父亲已经病故10年了。

歌德研究自然科学，形成了自然进化论，他不承认质的飞跃和突变。他把自然进化学说运用于社会，不主张暴力，反对革命，认为人类社会变革也应通过进化来完成。虽然他对波旁王朝不寄予希望，但对法国大革命也报以消极态度，他对普鲁士和奥地利组织的联军进攻法国也不热心。当赫尔德和席勒为法国大革命欢呼和赞美时，歌德只是画一棵自由树表示了一下心情。

为保卫大革命的胜利果实，整个法国都动员起来了，拿着武器的人们唱着《马赛曲》奔赴前线。9月20日，在瓦尔米村附近，奥普联军被克勒曼将军率领的士气旺盛的法国军队打败。当晚，歌德对身边的军官们说了这样一句话：“从此时此地起，世界历史即将开始一个新的时代。”两天后，奥普联军狼狈地撤出了法国。以后，他还为此专门写了一本随军杂记《法兰西战役》。

1799年的雾月十八政变后，拿破仑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执政官。1804年2月，当上了法兰西皇帝。拿破仑是一个具有军事天才的将领，他指挥法军一次又一次击败了欧洲反法联盟，把法国革命的思想传播到他所占领的地方。

歌德对法国大革命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态度十分矛盾。他写了几部政治剧，都是直接或间接攻击革命，但他又说：随着法国大革命，开始了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法国大革命后，歌德越来越孤独。这时，席勒进入了歌德的视线，他们很快成了生死之交的朋友。歌德与席勒的思想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歌德研究自然科学，注重实际；席勒研究哲学和历史，喜欢抽象思维。但他们都信奉人道主义，认为人应该是完整的、和谐的、全面发展的。他们都认为艺术是恬静、清晰、优雅、和谐的，美是艺术的最高原则。他们把古希腊人看作理想的人，把古希腊艺术看作艺术的典范。在共同认识的指引下，他们各自写出了一系列重要的作品。对歌德来说，与席勒合作的十年是他创作的第二个高峰。其中最大的收获是完成了诗剧《浮士德》第一部。

1759年11月10日，弗里德里希·席勒出生在德国西南部的一个小镇马尔巴哈，他比歌德小10岁。少年席勒在符腾堡公爵卡尔·欧根办的军事学校里读书。1779年12月，歌德陪同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去瑞士时，途经斯图加特，顺道访问了这所学校。席勒站在欢迎的队列里。两年后，席勒写的剧本《强盗》，在曼海姆上演后获得极大的成功，席勒也因此一鸣惊人。又过两年，他的另一部剧作《阴谋与爱情》问世，演出轰动了整个德国剧坛。

1787年7月21日，席勒来到魏玛，当时歌德还在意大利旅行。次年9月，两位诗人在一个星期日见了面。席勒后来写信给寇尔纳谈到这次会见时对歌德的印象：“他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大大地冲淡了人们灌输给我的有关这位迷人而又漂亮的、那些提高了的看法。歌德中等身材，步态和动作都显得拘泥，面孔看上去也挺古板。只是那双眼睛显得非常灵活，非常富于表情。看着它们，会让人们感到非常和善……我们很快就熟悉了，没有一点儿拘束。周围的人实在太多，所有的人因为都想和他接近而相互妒嫉，结果弄得我没能长时间和他单独在一起，谈话所涉及的也只是最一般性的题目……我觉得，他已经远远地离开了我，我们已经注定不会再在途中相遇……他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不是属于我的，他对周围一切的看法明显地和我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转引自艾米尔·路德维希：《歌德传》，第309页）

这一面产生的友谊非常有限，当时席勒离歌德住处近在咫尺，但是两人交往不多。

席勒在魏玛没有工作，一直靠写稿的稿费度日。他去找歌德帮忙，歌德为席勒在耶拿大学谋到了史学教授的职位。对席勒来说，这一职位的获得是十分重要的，在此之前，席勒的生活一直没有保障，有时还有负债入狱的危险。稳定的收入使席勒有了成家的可能，他在1790年结了婚。

1794年5月，歌德到耶拿听一个科学演讲。会后，他偶然与席勒同路，席勒对演讲人割裂自然的研究方法很不赞同，歌德也有同感，两人便畅谈起来。到了席勒家门口，话还未尽，他们索性走进去又谈了一会儿。在这一次坦诚相见之后，他们形成了一个磁石的两极，虽然异质，但相互吸引，而不是相互排斥。歌德承认，“席勒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凡是靠近他的人，都摆脱不了他的控制”。一个星期后，他们俩在耶拿再次长谈，不过这次谈的是艺术理论问题，他们发现，两人虽然观点有所不同，但主要思想却是惊人的一致。

1794年，席勒给歌德写信邀请他合办繁荣民族文化的刊物，歌德立即回信，从此他们开始了文学创作上的合作。

这一年的8月23日，席勒写了一封评价歌德创作道路的长信给歌德。这封信既剖析了自己，也剖析了歌德的思想和性格。歌德看过信后非常高兴，感到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对自己做出过正确的评价。他非常钦佩席勒的洞察力。

歌德在复信中说：“在这个星期我过生日的时候，我所收到的礼物没有比你的来信更令人愉快的了。你以友谊的手总结了我的生活，你的同情鼓励我更加勤勉地运用我的全部才力。”并且表示“从我们那次意外的会晤之后，我们似乎可以终生共同前进了”。席勒也在即刻做出的复信中说出了同样的话：“像我们两人所走的那样不同的道路，不过早，而恰恰是现在引聚到一块，是有益处的。我现在希望，我们能共同走向我们未走完的路。”

事实正如他们所愿，他们密切合作，共同创办杂志《时代女神》（1795），宣传文学主张，用古典美来教育感化人民，以达到实现理想社会的目的。他们两人还合写《赠词》达400余首，以警句、格言、讽刺等形式抨击庸俗鄙陋的现实。他们共同走过了10年的创作道路。这期间，席勒写了一系列美学著作，叙事谣曲，并完成了《华伦斯坦三部曲》《奥尔良的姑娘》《威廉·退尔》等剧本。歌德也写出了长篇小说《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诗剧《浮士德》第一部。其中史诗《赫尔曼与窦绿苔》（1797）是歌德与席勒结交后写就的有重大意义的作品。席勒盛赞这部叙事诗是整个当代艺术的最高峰。

《赫尔曼与窦绿苔》长诗叙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德国一个小镇上发生的故事。法国军队打败普奥联军后，进驻莱茵河地区。难民纷纷从河西岸逃到河东岸。金狮旅店店主及其妻子主动救助难民，店主儿子赫尔曼爱上了难民中的一个美丽姑娘窦绿苔。而窦绿苔已订婚，未婚夫去法国参加大革命不幸阵亡。赫尔曼的父母起初不同意儿子娶一个流浪的贫穷女子。这时，牧师建议将女子带来看看。赫尔曼的父母一见这女子长得如花似玉，稳重端庄，暗中欢喜，改变了初衷。由此发生了一个家境宽裕的青年与莱茵河对岸逃难过来的姑娘的爱情故事。

长诗描绘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整个城像一座荒坟，逃难者悲惨地四处奔走，妇女和小孩、老者和病人的现状不忍目睹。同时，作者又把德国小镇人们的庸俗生活加以诗化，颂扬赫尔曼一家安分守己生活的恬静，过着幸福的田园生活，反衬革命战争的残酷和不人道。这首诗用原始牧歌和田园诗的形式写成，景物描绘自然、生动，融汇了风情画的韵味，体现了小市民追求的恬静生活与作者本人怡然自得的情绪，有强烈的抒情性和浓郁的诗意。歌德创作这首长诗，表现出一个德国小城市中的纯人性的存在，力图从这样一面小镜子里去反映世界舞台上的伟大运动和变化，也表现出歌德向往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倾向，体现歌德这一时期的思想特征。这10年，在德国文学史上被称为古典主义时期。歌德与席勒的密切合作，使小小的魏玛成为当时德国古典文学运动的中心。这时候，席勒患了肺病，他身体虚弱，几经卧床，生活上也不宽裕，窘困的情况一再出现。写完《威廉·退尔》后，席勒又病倒了。1804年夏天，他曾写信给寇尔纳，希望自己能活到50岁。但是天不从人愿，随着寒冬到来，他的病情日趋严重。1805年4月30日晚，歌德去席勒家看望他。席勒要去剧院，歌德劝阻未成，便带着忧虑的心情，在席勒家门口告别。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

1805年5月9日下午3时，席勒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穷困和劳累终于夺去了席勒的生命。这时，歌德也正病着，没有人敢把噩耗告诉他，但他从周围人的脸上看出了一切，便问克里斯蒂安娜：“席勒昨天病得很厉害，对吗？”她没有回答。歌德斩钉截铁地问道：“他死了？”她答道：“您自己已经说出来了！”他再次说：“他死了。”他用手捂住脸，泪水顺着手流了下来。当他稍好一些时，他提笔写下了最沉痛的悼念席勒的诗文。

三个星期之后，他写信给朋友道：“我原以为我自己完了，现在失去了一位朋友，这等于失去我生命的一半。”待歌德病愈之后，他于当年8月10日在劳赫施泰特举行席勒追悼会，为席勒的《大钟歌》做了跋，写道：

那些只属于他自己的思考，

早已在全体之中扩展蔓延。

他照耀我们，就像消逝的彗星，

以自己的光结合永久的光明。

歌德给席勒提供了演出他的剧作的舞台，席勒也给歌德的作品提供了发表的机会。两位大师的合作是“诚挚和友爱的结合”，在文学史上写下了一段亲密合作的佳话。晚年歌德说：“席勒的性格和气质与我完全相反，我同他一起生活了好些年，我们相互的影响达到这种程度，就在我们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也互相了解。然后每人都坚持自己的人格，一直到我们又共同为某种思想和行动联合起来。”（转引自董问樵：《席勒》，第5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

歌德于1828—1829年编印了他同席勒的通信集，收录了1050封信。这本通信集反映了他们两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他们生活时代的一面镜子，也是诚挚和友爱的体现。

在魏玛宫廷剧院门前，矗立着并肩而立的歌德和席勒的塑像，它表明了歌德与席勒之间的真挚友谊和他们共同为德国文学艺术做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