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活着，我指定让我儿子上学去。”

1997年秋，王利国出院了，医生说他的病情基本稳定，回家治疗吧，况且高淑珍已经交不上药费了。

洼里村高淑珍家的小庭院里。

院门上挂着蜘蛛网。

院子里黄草齐肩。

老鼠、青蛙自由出没。

风吹黄叶。

高淑珍家的平房里，昏暗潮湿。炕上，柜子上，又破旧又小的电视上，到处灰尘厚积。

王利国斜躺在炕上，脸色蜡黄，眯着眼睛，打着点滴，吊瓶挂在墙上。

王跃元坐在炕沿上，双手抱头，愁眉苦脸，长吁短叹。

王国光从她姨家回来，又和爸爸妈妈团聚了。她在四姨家村里上完了小学和初一，转到洼里村附近的司各庄读初二。

王跃元搂着女儿问长问短。

“国光，学习还好吧？”

“还行，就是数学进度不一样，我四姨家那个中学讲的慢，司各庄中学讲的快，中间差一章，我听不懂。”

“老师给补课吗？”

“老师给讲了两次，后来就安排我的同桌戚建英给我讲解。”

“戚建英？哪村的？”

“孙坨的。”

“人家给你补课，你可要给人家好，啥时候请她到咱家来吃顿饭。”

“不用，我们俩可好啦，不分你我。”

邻居们来看望王利国，医生嘱咐患儿不可与外人接触，只要他接触的人有一个感冒患者，就会传给他，就可能要了他的命。按照医生的要求，高淑珍拜托亲戚邻居们隔着玻璃窗看望王利国。仅仅这种看望方式，就让人感觉凶多吉少。人们在玻璃窗外能看到的，是空荡荡的大炕上蜷缩着一个不会动弹的胖娃娃，身上扎着输液器，那光景确实是凶多吉少的预兆。

高淑珍按照医生的嘱咐，慢慢给儿子撤药，医生反复强调不能让病情反弹，反弹就可能不治。高淑珍黑天不睡觉，白天不睡觉，眼瞅着儿子打点滴，按医生的要求撤激素，一点一点，但输液瓶子仍是成天挂在墙上。

高淑珍收拾室内家具。

王国光帮母亲收拾。

高淑珍家，院门外，街道上，一位50岁上下的男子，挑一副半旧的凉粉筐篓，边走边吆喝：

“凉——粉——嘞——，好吃不贵的凉粉，两毛钱一大块。”

王利国在炕上听到卖凉粉的吆喝声，微微睁了睁眼睛，用微弱的声音对妈说：“凉粉，妈，我吃凉粉。”

儿子的要求就是命令。

王跃元搜遍全身，没有找到一分钱。

高淑珍找了抽屉、箱子、包袱、衣兜，没有找到一分钱。

王淑珍问女儿王国光：“你有吗？”

王国光轻轻摇摇头。

王跃元问高淑珍：“咋这么干净呢？”

高淑珍说：“前天那碗米饭还差人家9分钱呢，你不是不知道。”

王跃元问：“咋整呢？”

高淑珍：“赊。”

高淑珍出了房门，出了院门。

卖凉粉的人已向西走出几十米。

高淑珍追上去，怯生生地跟在卖凉粉的挑子后边。嗫嚅着：“大哥，大哥。”

卖凉粉的人回头看到高淑珍：“大妹子，买多少？”

高淑珍不好意思，搓着手说：“大哥，我没钱，真的没钱。赊给我一块吧，等我外甥女来了，我就还你。我儿子眼看就不中哩。”

卖凉粉师傅放下挑子，表情凝重，取出一块凉粉递给高淑珍：“送给孩子，不要钱。”

高淑珍热泪盈眶，点头致谢，转身往回走，让泪尽情流。

中秋节的夜晚，长天清澈，几丝白云变幻着形状，悠悠然远去，圆圆的月亮从海上升起，普照万水千山，普照千家万户。

高淑珍家，月亮透过窗户斜照在炕上。

饭桌架在炕上，半盆米饭，一盘咸菜。王跃元、高淑珍、王国光每人一只碗，开始吃晚饭。王利国闭着眼躺在高淑珍怀里。高淑珍面前放着半块凉粉。

王利国使出浑身力量：“妈，我要上学。”

王跃元显然有些不耐烦：“你这样咋上学呢？站都不会站，你能上学？”

“我要上学！电视上又说张海迪呢。”

“看好病再说！”王跃元也提高了声音。

王跃元看着凉粉问高淑珍：“又买了？”

高淑珍回答：“那大哥送的，没要钱。”

高淑珍家一家四口吃饭。米饭，咸菜。

王跃元咽下一口米饭，夹起一条咸菜，吃到口中又吐出来：“咸菜咋成了酸菜？”

高淑珍回答：“没放盐。”

王跃元不解：“咋不放盐呢？咸菜咋能不放盐呢？”

高淑珍反问：“你还有钱买盐？”

王跃元怔了片刻，突然流泪啜泣，眼泪落在饭碗里。

高淑珍的泪落在儿子的脸上。

王国光从妈妈怀里接过弟弟抱在怀里。

高淑珍说：“二姐答应再借给我10块钱，让我做生意当本钱。”

“做啥生意？生意能是易做的？把二姐家的本钱也赔了怎么办？”

“这几口子人，总是要活下去啊，要啥没啥，咋活呢？我指定要做生意，我赔不了。”

1997年冬，大雪纷飞的早晨，高淑珍在洼里村挨家挨户派送洗衣粉。“买一袋吧，就算帮帮我。从唐山批发的，一袋多收一毛钱。”

这样上门挨户的派购，在当地叫“撒东西”。“撒东西”这种推销方式带有一定的募捐意味儿。它不是正常的自由买卖，是求人帮助的买卖。

高淑珍“撒东西”，有的街坊认购，有的街坊不认购。

1997年农历腊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靠近滦南的乐亭县境内一个村庄。

村里街道上，高淑珍推着自行车，自行车后货架上放着一箱洗衣粉，沿街叫卖。

她推开一家院门，一只狼狗狂吠着向她扑来，她赶快退回街上。

她又推开一家院门。一位中年妇女在院子里洗衣服。

高淑珍：“大姐，买袋洗衣粉吧？”

女主人回答：“不买了，刚买了不几天。”

高淑珍退出来，继续前行。

高淑珍提着洗衣粉，再推开一个院门，院子里整洁排场。从正房走出一位穿着整齐、气质儒雅的老年男子。

高淑珍转身往回走。

老年男子问：“哪来的？有事吗？”

高淑珍边往外走边回答：“撒东西的。”

“撒什么东西？”

“洗衣粉。”高淑珍继续往外走。她知道，这个家庭是有身份的人家，这样的家庭一般不使用她“撒”的这种洗衣粉。

老年男子：“噢。怎么不撒了呢？”

高淑珍：“你这样的家庭，不会用我的洗衣粉。”

老年男子：“那不一定，拿过来看看再说么。”

高淑珍停下脚步，犹疑着转回身，走到老年男子近前：“看看吧，新进的，还没开箱呢。”

老年男子没看洗衣粉，打量着高淑珍：“家是哪村的？”

高淑珍回答：“洼里的。”

老年男子：“哟，滦南城西，不近呢。”

高淑珍：“嗯哪。”

老年男子：“为撒这么一点洗衣粉走这么远？”

高淑珍：“嗯哪，近处都认识，不好意思。”

老年男子：“家里不宽裕了吧？”

高淑珍：“孩子病了四年多，把一个家折腾透了。”

老年男子：“你的洗衣粉多少钱袋？”

高淑珍：“我是四块五进的，想卖五块钱一袋；要是买的多，四块八也能卖。”

老年男子：“这一箱，总计多少袋？”

高淑珍：“十袋。”

老年男子：“十袋，都买下，多少钱？”

高淑珍：“47块，让我赚两块钱。”

老年男子：“好吧，我都买了。47块就47块。”他随手从上衣袋掏出一张百元新钞：“给。”

高淑珍的手伸了伸，又收回来：“老领导，我没有零钱找您。再说了，您买这么多这种洗衣粉，我心里不落忍哩。”

老年男子：“我家里也不用，我送给村里的代销店，让他们原价卖出，就省得你这么冷的天这样受罪了。”他掏出衣袋里的钞票看了看，全是百元钞。他把那一张钞票递给高淑珍：“拿着吧，不找零了，就算我请你吃了一顿便饭。”

高淑珍不伸手，往后退着：“这咋整呢，我不能要你的钱。”

老年男子：“拿着吧，这段时间我们教育口经常给贫困地区捐款，就算我给你捐了那么一点点。赶快回家吧，不要赶夜路子。”

1997年农历腊月中旬的一天上午，高淑珍在炕上的饭桌旁给王利国喂药，饭桌上摆着简单的饭菜，正准备吃饭，村里传来密集的鞭炮声。她自言自语说：“谁家这么有钱，还没到年呢，就这样放炮。”

王国光告诉她：“村支书王伯伯家娶儿媳呢，不是过年的鞭炮。”

高淑珍漫不经心地重复着女儿的话：“娶儿媳妇呢。”她忽然想到了什么，顿时不胜伤感：“人家都能娶儿媳妇，我呢？我有啥活头？有啥奔头？”她推开饭碗，独自流泪。

王利国看明白了妈的伤心事，他说：“妈，我要上学。”

1998年春节前夕，高淑珍做小买卖挣了几十块钱，无奈欠的债太多，拿这点钱还了一家吃紧的，高淑珍家里没有一分钱，没买一两肉，甚至没有一粒盐。有一点自产的大米，有几棵自栽的白菜，有几个自种的萝卜。

“年咋过？”王跃元问。

“就这样过，煮米饭，炖白菜萝卜。”高淑珍说。

“没盐。”王跃元说。

“吃白的。医生说，盐吃多了不好。”高淑珍说。

“我去借一点吧，要么借一点钱，要么借一点盐。过年呢，让两个孩子吃上饺子。”

“不借了。提到‘借’，我就头皮发麻。宁可不吃这顿过年的饺子，咱也少借一次账。”

说话间，外门开了。村支部书记的哥哥王守林端着一簸箕东西来到院子里：“跃元。”

王跃元和高淑珍把王守林迎到屋里。

王守林的簸箕里是半簸箕盐、一大块排骨。

“给孩子看病，你手头紧，大忙我也帮不上。”

王跃元一声连一声慨叹：“嗨，嗨！”

直到王守林告辞，他没说出一句话。倒是高淑珍，连说两遍：“谢谢大哥！”

1998年初夏的一个早晨，高淑珍正准备出门的时候，院门外有人叫她。

邻家二婶拍着门喊：“三嫂，走了没？”

高淑珍从室里出来：“没呢，这就走。啥事？”

邻家二婶：“是去唐山吧？”

高淑珍：“是，该进货了。”

邻家二婶：“给我儿子从唐山带点东西。我儿子下个月就上学了，要一个新书包，一个铅笔盒，买几个本儿，几根铅笔。我说到集上买，他爹说集上的东西质量不好，还是唐山市里的质量好。”

高淑珍：“中，中。”

邻家二婶：“先给你十块钱，不够你给垫上，回来再给你。”

高淑珍：“没事，没事。”

王国光背着王利国从屋里走出。

邻家二婶告辞。

王利国恳求妈妈：“妈，也给我买个书包吧，我病成这样，不上学，咋活呢？还不如死了呢。”

高淑珍：“好啊，我儿子想上学，好啊。”

王利国：“妈，也给我买书包，买铅笔。咱家没钱，我要最便宜的。”

王利国就这样在家养着，一疼就打吊瓶。

高淑珍是横下了一条心，儿子要啥就给他啥。

她从唐山给儿子买来了书包和铅笔。

王跃元非常生气，夜里，两个孩子睡着了，他问高淑珍：“你自己看看，这样的孩子能进学堂？”

“我还是怕这孩子活不长，只要我儿子提出来的要求，只要我能做到的，我都做到，儿子活着我有个主心骨，儿子死了我没啥遗憾。”

“让你当校长，你能收这样的孩子吗？”

“我要当校长，我保准收这样的孩子，我知道这样的孩子可怜，我是当妈的。”

“学堂不是病房，病房都不愿意收咱这样的孩子，学校咋能收呢？”

“我听说，国家专门为看不见的人印用手摸的书，专门为聋子哑巴教手语，我儿子咋就不能上学？我儿子的脑子好用着呢。”

“人家瞎子聋子能打能跳能走能站，咱这孩子呢？”

“我给我儿子按摩，医生说了，按摩灵着呢。”

“那不是三天两天能见效的。”

“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八年，八年不行十八年，十八年不行五十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让我儿子站起来，走出去，进学堂，学文化，活下去，活得尽可能好一点。”

“谁不想让儿子站起来走出去活得好一点？可是，这种光景赶在身上，谁能搬石头砸天？”

“除非我死了，只要我活着，我指定让我儿子上学去。”

王利国自从有了上学的希望，他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好转。

王利国越来越急不可耐，他拉着妈的衣襟：“妈，你忒傻。你咋不让我上学呢。我也要上学，我得上大学去。你就带我上学去吧。”

洼里村的学校不存在了，一阵“并校”风，把洼里村的学校给并掉了，从建国初期开办的学校，没了。

高淑珍和王跃元给儿子找了几家学校，没有一家答应接收。“你的孩子连站都不能站，学校怎么接收？学校还有体育课呢，怎么上？”

“我们交钱行吧？”

“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孩子去学校得不到全方位的照顾。”

高淑珍从她娘家那边托人，终于找到一所学校，孙坨小学同情高淑珍的一片苦心，答应接收王利国，表示愿意看看情况，能坚持就坚持，不能坚持再回去。

1998年9月1日，清晨，从洼里村去孙坨小学的路上。

几位家长送孩子入学，有家长领着走的，有用自行车驮着的，唯独高淑珍背着王利国。

高淑珍脸上洋溢着少有的欢欣：“儿子，妈再难都想让你上学。”

王利国满心欢喜：“妈，我上好了学，当医生，看好我的病，看好和我一起住院的那些人的病。”

高淑珍：“儿子，只要你的病能看好，我这一辈子的心病就全好了，妈妈在人前也是个人了。”

孙坨小学，一个农村小学，一座三层小楼，坐北朝南，左右两侧各有配房若干。

新生集合进行入学教育，所有的新生都是自己站队，只有王利国是由妈妈背着站队。

一位学校领导模样的中年老师走到高淑珍面前：“这孩子怎么了？不能自己站队？”

高淑珍：“我儿子类风湿，落下残疾，不能站。”

“噢，这个孩子叫王利国？”

“是，王利国。”

“乡里领导给我安排了，可是，可是我们要了解一下，他生活能自理么？”

高淑珍问：“啥是自理？”

校领导：“自己吃喝，自己穿衣，自己行走，自己大小便。”

高淑珍：“还不行。按摩了两年多，已经明显见好。”

校领导：“生活不能自理，怎么上课呢？再说了，怎么从家里来学校、从学校回家呢？”

高淑珍像表决心一样：“我接，我送。”

校领导：“你可以接，也可以送，可是，你总不能在教室里抱着孩子上课吧？有好多实际困难。一旦发生问题，谁能负得了这个责任？”

王利国眼巴巴地瞅着老师：“老师，让我上学吧。我要上学。”

高淑珍：“老师，行行好吧，让我儿子上学吧。我实在是没路可走哩。”

校领导：“既然来了，先看看情况吧。试几天再说。我是这学校的校长，我姓孙。”

高淑珍：“谢谢孙校长。”

孙坨小学的院子里，高淑珍背着王利国从教学楼一层到二层教室，把王利国安放在座位上，并安排左右的小朋友关照王利国。

上课了，王利国在教室里的座位上艰难支撑。高淑珍在教学楼前的台阶上坐着，目不转睛地盯着儿子教室的窗户。

下课了，高淑珍跑进教室：“儿子，能行吗？”

王利国：“妈，很好，我都听懂了。”

高淑珍：“累吗？能坐住吗？”

王利国：“不累，再累也不怕，只要让我上学，再累也不怕。”

高淑珍背着儿子下楼去厕所，在厕所里把着儿子小便。厕所里的孩子们好奇地看着，也有笑话王利国的，还有淘气的孩子模仿王利国的形象。

高淑珍背着儿子上楼，送进教室。

放学了，高淑珍背着儿子回家。

秋天，急风暴雨中，高淑珍背着儿子去学校。

教室里，青年女教师提问王利国，王利国想站起来回答问题，结果从坐凳上瘫在地下。

教室里一片哄笑。

女教师把王利国抱上坐凳，然后到校长室向孙校长反映：“孙校长，我不当一年级一班的班主任了，王利国生活不能自理，我担心孩子在班里出问题，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

开学不久的一天，王国光背着弟弟王利国去上学。

王国光把弟弟背进教室，小心翼翼地安放在座位上。

上课了，王国光在楼下等待弟弟下课。

下课了，王国光背着弟弟进男厕所，把着弟弟小便。厕所里的孩子们侧目而视。

又一日，孙坨小学教学楼前，高淑珍坐在台阶上，眼巴巴地盯着儿子的教室。

孙校长拿着一张纸从楼上下来，走向高淑珍。

高淑珍急忙站点起：“孙校长，您找我有事？是不是孩子……？”

孙校长：“是为王利国的事找你。”

高淑珍：“咋说呢？”

孙校长：“咱们这个学校啊，连续几年，在全镇，从教学质量到其他各个方面，一直是名列前茅，现在有王利国这么一个学生，从校领导到老师，无不提心吊胆。”

高淑珍点点头。

孙校长接着说：“一旦出点差错，我们全体教职员工多年的辛苦成绩，全都付诸东流。”

最终，高淑珍含泪背着孩子离开了学校。

1998年初冬，滦南县特教学校办公室。

一胖一瘦两位校领导与高淑珍交谈。

高淑珍背着王利国，流着泪说：“我儿子就是这么个情况，求校长开恩。”

稍胖校领导：“我们对你孩子的情况表示同情，但也请你理解，我们这所学校，主要收聋、哑、盲学生。”

稍瘦校领导：“我们的师资配备，我们的课程设置，我们的教学设施，等等，都是围绕这三类学生构建的。”

胖领导：“你儿子这种情况，不属于学校的招生范围。”

瘦领导：“按照县教育局给我们规定的办学职能，确实不能接收你儿子这种情况的孩子。前面有几个家长也来联系过，我们都没有接收。”

胖领导：“其实我们是愿意多收一些学生，因为我们有几项经费是和在校生数量挂钩的。”

高淑珍央求：“领导不能开个恩？”

瘦领导：“按照现行文件规定，你儿子这种情况，应该在普通小学随班就读。”

高淑珍：“普通小学堵了门了。您就开个恩呗。”

胖领导：“这不是开恩不开恩的问题，这是政策。应该由我们收的，我们不能不收，这是对社会负责；不该我们收的，我们不能乱收，这是对教育局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