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特教学校回家的路上,王利国在妈妈的背上哭着央告:“妈,我要上学。老师说,像我这样的孩子,上好了学兴许有个出路,不上学就没有出路。”
高淑珍:“妈妈知道。”
王利国哭着央求:“妈,我上学。”
高淑珍:“儿啊,我的苦命的儿啊,妈也想让你上学,妈再难都想让你上学,也是盼你识几个字,等爹妈死了,你能自个儿养活自个儿。可咱到哪儿去上学呢?”
王利国哭着往下坠:“我不回家,我要上学。”他用头撞妈妈的背,歇斯底里地哭着说:“我要上学,我只要活着就要上学。不让我上学我就死。”
高淑珍边走边说:“乖儿,赶明儿妈给你在咱家办个学校。”
王利国破涕为笑:“好妈妈,妈妈好,妈妈给我在家里办学校。”
深秋,深夜,高淑珍家,炕上。
王利国睡着了。
高淑珍和王跃元在讨论和争论。
高淑珍:“我要在家里给儿子办学校。”
王跃元:“办什么?”
高淑珍:“学校。”
王跃元:“再说一遍?”
高淑珍:“学校,让我儿子上学的学校。”
王跃元:“你不是疯了吧?”
高淑珍:“疯了,穷疯了,难疯了。”
王跃元:“那学校能是咱自个儿办的?”
高淑珍:“哪个学校不是人办的?”
王跃元:“一座教学楼就是几十万呢。”
高淑珍:“我盖不起楼,我就用咱这房子办。”
王跃元:“咱们住哪儿去?”
高淑珍:“还住这儿。”
王跃元:“你能养得起老师,还有校长?咱们一年的稻子还不够一个老师仨月的工资呢。”
高淑珍:“家里有一个,请得起呢,就再请一个;请不起呢,就一个老师将就着。”
王跃元:“家里哪有老师?说梦话呢?”
高淑珍:“我闺女不能当老师?我闺女灵着呢,文化好着呢。”
王跃元:“现在的老师都是大学毕业,少说也得中专毕业,国光她中学都没读完,咋能当老师呢?”
高淑珍:“国光咋不能当老师呢?我儿子也不能一开篇就学造原子弹不是?总得从‘人之初’学起呀,过几年我闺女教不动了,我做生意也挣到钱了,我再请那好学问的老师呗。”
王跃元:“给利国自己办学校?天底下有一个人的学校么?连个同学都没有,怎么学习?怎么讨论?”
高淑珍:“旧社会大户人家就有给一个孩子办学校的。”
王跃元:“这是新社会。再说了,你看看咱家穷到啥程度了,你拿啥办学校?”
“我拿命。”
“给利国自己办学校?连个同学都没有,哪能叫学校?”
“找几个作伴的。”
王跃元:“你是真疯了!谁会到你家来上学?”
高淑珍:“我想好了,招几个和我儿子一样的苦孩子,反正教一个也是教,教三个五个也是教,都让他们学,学好了都有个出路,都能活下去。”
王跃元:“咱们又穷又难,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公家的学校都不敢收咱的孩子,咱敢收人家的残疾孩子?”
高淑珍:“残疾孩子怎么了?残疾孩子就不是孩子?残疾孩子才要上学呢。”
王跃元:“有个三长两短,你担得起?”
高淑珍:“我儿子这么多年也没出三长两短。”
王跃元:“你这个人!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呢?”
高淑珍:“我已经许给儿子了。”
王跃元:“你咋恁不靠谱呢?”
高淑珍:“我也是被逼无奈。起初我给儿子说要办学校,纯粹是为了哄我那可怜的儿子不哭,没想到他当真了。”
王跃元:“儿子那时不哭,往后该你哭了。”
高淑珍:“我再说一遍,我也是哄孩子的一句话,可孩子当真了,回到家就一直催我给他办学校。你说我大字不识几个,连自个儿的名字都不会写,不是为了我儿子,我会想着办学校?”
王跃元:“我是真服了你了,唉!这辈子我是真服了你了!”
高淑珍:“我不能看着孩子没学上,吃多少苦我都能豁出去。”
王跃元:“睡吧,睡吧。我早晚会被你气死。”
王跃元躺在床上长吁短叹。
高淑珍酣然入梦。
王跃元问高淑珍:“给那个校长送两条烟呢?”
高淑珍没有回答。
王跃元自言自语:“人心不都是肉长的么?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高淑珍梦中呓语:“儿子,妈妈要为你办学校。”
秋天的一个傍晚,学生放学的时候。王利国趴在门口,眼巴巴地等着同村孩子放学。
放学的学生从他面前走过的时候,他拦下他们:“今天学了什么?”
小学生回答:“语文学到了第6课,算术还是10以内的加减法。”
王利国央求道:“明天让我看看你的作业。”
小学生点点头,走了。
高淑珍在院子里看着,流泪。
王国光想把弟弟抱走,王利国坚决不走。
王利国:“姐,每天放学的时候,你都把我抱这里来,让我看着学生从咱们家门口路过。我能上学该多好呀。”
当天,王利国不吃不喝。
高淑珍问他原因,他说:“我等妈给我在家办学校,我要上学。”
王利国睡午觉的时候,高淑珍把女儿叫到面前:“国光,你在家教他,中不?”
“我不教,我给你挣钱去。”
“要不你兄弟咋整呢,农村都得靠儿子,这个顶梁柱不行了,妈的压力多大呢。”
“你就知道疼儿子。”
“他死里逃生,还不知道活多长时间呢,我不能亏了他。”
1998年底,高淑珍从唐山买来一块小黑板,木质的,挺精巧,大小和一张A3纸的幅面差不多。同时还买了粉笔、黑板擦。
高淑珍拿着小黑板,爱不释手,喜不自胜。
王国光背着王利国,站在母亲身边:“妈,买这些做啥用?”
高淑珍:“给你弟弟办学校。”
王国光:“反正我不教。弟弟入了学,我就跟表姐打工去。”
高淑珍:“出去打工忒辛苦,留家当老师吧。”
王国光:“我不,我就要去打工。看看我表姐她们过的日子,再看看我,我算啥呢。”
高淑珍:“乖儿,那不是爹妈没本事吗?你也是妈生的妈养的,我哪里不想让你上高中、上大学,工作挣钱穿新衣服?那不是咱家穷么?”
王国光:“我就不。”
高淑珍:“妈求你了,再帮我几年吧,你弟弟的身体好了,我就不这样拴着你了。”
王国光:“那我也不当老师。我连初中都没上完,咋敢当老师?”
王利国用畸变的小手接过黑板,笑着抱在怀里。
高淑珍:“你弟弟不上学,将来还不是你的累赘呀?他学点儿知识,以后就能养活自己了,总不能让他以后两眼漆黑去要饭呵。”
“村里跟我一般大的,工作的工作,上学的上学,我这算啥呢?妈你总得让我也活下去吧?”
高淑珍:“妈知道我闺女有活思想。”
王国光:“妈你真的把我拴在家里?”
高淑珍点点头。
王国光躺在炕上,又是两三天不吃饭,自个儿在那里哭。
高淑珍到炕前劝女儿:“国光,你说咱家困难到这一步,我还能指靠谁?你爸是辛苦,他要挣钱还账,可是一说到家里的事,他就给我吵,吵起来没完。我不指靠你,我还能指靠谁?亲戚再多,也只能帮咱一时一事,不能天天事事都帮咱,人家也得过日子。咱家的困难,还得靠咱自力更生。”
王国光:“妈,你重男轻女。”
高淑珍:“不是。要是你有病,我也是这样。”
王国光:“反正不公平。”
高淑珍:“我在西屋给你挂两块小黑板,买两张桌子,再找几个孩子给你弟弟作伴,你教他们,比你自己哄着你弟弟不强?”
王国光:“我不,我宁可只看着我弟弟,我也不干这个。”
1998年冬,一个雨雪交加的下午,高淑珍骑着自行车来到孙坨村。
村头,高淑珍问一位从村里走来的中年男人:“大哥,几个月前,我送孩子来上学,看到咱这村里有个残疾孩子,那是谁家的孩子?他住哪儿?”
中年男子:“是不是十来岁的小男孩儿?半个身子不灵光?”
高淑珍:“就是,就是,大眼睛,孩子很瘦。”
中年男子:“王大伟家的小瘫子,叫什么来着,噢,志坡。你从这儿往里走,看到村委会,往东拐,第三个木排子门儿就是。”
高淑珍:“好嘞大哥。”
中年男子边往前走边补充说:“他家好找,前后左右都是新瓦房,就他家是小平房。”
孙坨村,王大伟家里。
王志坡,十岁的男孩子,半身软瘫,四肢不灵,智力也稍有亏欠。
王志坡的妈妈拉着高淑珍的手,激动地说:“俺志坡曾经到附近小学上过一段时间,结果不能坚持。一是体质不能坚持,二是各方面的歧视和嘲笑难以面对。俺都盼望一个学习环境:宽容孩子的身体残疾,不歧视孩子的身体残疾。”
高淑珍遇到了知音:“对,对!我就是这样想的!在我家里,绝对宽容孩子的身体残疾,绝对不歧视孩子的身体残疾。所以我要在家里给孩子办学。”
王大伟的媳妇紧紧抓住高淑珍的手:“大姐呀,你说的都是真的吧?”
高淑珍:“风雪连天的,我不会到你家来诓你,我指定给我儿子办个学校。愿意送你儿子去呢,你就等我个话儿。”
王志坡的母亲对高淑珍说:“俺们也想让他学点文化,以后能理直气壮地在社会上生活,但是上普通学校跟不上,俺也不放心。”
王志坡紧紧抓住高淑珍的手,一再追问:“你这不是在骗我吧?”
高淑珍抚摸着王志坡的头:“孩子,我不骗你。我儿子能读书,我也让你能读书。”
1999年春节后,细雨斜风的日子。高淑珍骑着自行车来到洼里村附近的北圈村。对面走来一个20岁左右的男青年,她迎上去:“大兄弟,咱们村里有没上学的残疾孩子吗?”
男青年:“你是干什么的?贩卖人口?”
高淑珍又气又急:“你才贩卖人口呢!”
男青年:“快滚!再不滚我打110报警!”
高淑珍调转自行车往回走。她和男青年不约而同地怒目对视,不约而同地送给对方三个字:“神、经、病!”
高淑珍到了另一个村。她看到一个正在赶猪的老头。她追上去,小心翼翼地问:“大爷,咱们村里有没上学的残疾孩子吗?”
猪叫着,人跑着,老头没有听清:“你说什么?这年月谁家会卖孩子?!”
高淑珍感觉到老头可能听力不佳,于是提高了声音:“大爷,我不买孩子,我问您,咱们村里有没有没上学的残疾孩子。”
老头生气了,声音比高淑珍还高:“你说谁家的孩子是残疾孩子?我孙子就有那么一点跛,你敢说我孙子是残疾孩子?”
高淑珍再把声音提高一些:“大爷,不是,不是。”
这时出来几位围观的男女老少。其中一位男子,三十多岁,手里拿着大半个砖头,骂骂咧咧就朝高淑珍走来:“哪来的野货?敢不走,老子把你车子砸了;再不走,老子把你给砸了!”
1999年春天的一个傍晚,距洼里村十华里的军师庄,赵洪刚家的焊工作坊里。
高淑珍抚摸着侏儒赵洪刚的头:“想上学吗?孩子。”
赵洪刚说:“其实我很想上学!上了两年,他们都欺负我,看不起我,我就不上了。”
高淑珍:“到我家去上吧?”
赵洪刚上前抱住了高淑珍的腿:“阿姨,你真能让我上学?”
高淑珍:“一定!只要我有一口气,这个学,我让你们上定了!”
高淑珍:“你妈呢?我给你妈说说。”
赵洪刚:“阿姨,不用了,你别找我妈,有事给我说。我妈有病,我爸爸不识字。我的事我能做主。定了开学的日子您给我捎个信儿就行。哪怕我上个小学毕业,我出门了,能认个路,能算账,能记账。我爸不识字,不会记账,吃亏太多。”
高淑珍:“好,到时候我来接你。”
赵洪刚问:“阿姨,一学期多少学费?”
高淑珍:“一分钱不要。”
春天的晚上,高淑珍家里。
高淑珍和王跃元商量。
高淑珍:“这年前年后,有刮风下雨下雪不能做生意的日子,我走遍了全镇19个村子,见到几个想上学不能上学的苦孩子。”
王跃元:“你是不是想都接咱家来?”
高淑珍:“看到每个残疾孩子,我就感觉和自己儿子一样,好像都是我的心头肉。我暗自发誓,非让他们念书不可。”
王跃元:“你越来越疯了!钱怎么收呢?”
“这些孩子能来上学就不容易了,他们的家里大多也不富裕,不能因为这点钱就让他们失去上学的机会!”
王跃元:“你以为你是神仙?你是菩萨?你是那个李啥诚?”
高淑珍:“这些孩子身子残了,不能心残,让他们学点儿文化,长大了有个一技之长,也不至于成为社会的负担,说不定还能为国家做些贡献。”
王跃元:“我坚决不同意,一百二十个不同意!”
高淑珍:“为啥呢?雷锋只是我叔叔?就不是你叔叔?”
王跃元:“少废话!家穷到这样,日子难到这样,自个儿的孩子可怜到这样,里里外外欠那么多债,我死的心都有,你再把人家的孩子接家来供养着,这日子还能过吗?”
高淑珍:“咋的?合着我儿子不是你儿子?你没有责任?”
王跃元:“我儿子我当然有责任,可是我穷到这样,难到这样,张家李家的孩子我实在顾不上。”
高淑珍:“我不和你吵,也不和你闹,这个学校算我自个儿办的,和你没关系。这样行不?”
王利国生病以前,王跃元跑车做生意,拉了本地的大米到不产大米的地方交换,生意也挺好。儿子生病以后,他不爱说话了,感觉比别人低一头,不如人。“儿子还有毛病,要啥没啥。”
王利国没出生的时候,王跃元曾说:“没委屈过我闺女。”
果然,王国光小时候穿的衣裳挺洋气。
王利国一病多年,好孩子病成了残疾,王跃元的家变成另一个世界。他有了自卑心理。他也出去打工,但没了乐观和自信,他总是躲着人,离群索居。他心里苦啊。
这天夜里,当高淑珍坚定不移地提出在家里办学校、把附近村里的残疾孩子都接到家里来上学的时候,王跃元忍无可忍了。
王跃元和高淑珍对儿子因病致残的心理是不一样的。
王跃元是回避“残疾”、“儿子”、“类风湿”之类的字眼儿。有人说,他就躲开。
高淑珍是更加在意“残疾”、“残疾孩子”、“类风湿”之类的信息。每到一地,她都打听。
艰难困苦中的情绪低落,不同想法造成的长期积怨,性格差异形成的矛盾,在这个晚上升级。
王跃元和高淑珍结婚以来第一次动手打架。
王跃元说:“这个房子,是我爹妈给我的,你爱上哪去上哪去,反正我这儿是不要你。”
高淑珍说:“光是我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你就没义务?”
“我有义务管我的儿子。”
“王跃元你听着,你要真让我办不成了,咱俩就离婚,离婚了,这个房子起码还有我的一半呢,我带着我闺女我儿子,你该上哪去上哪去中了。”
“我不管了,你爱咋整咋整,我挣的钱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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