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个残疾孩子转到李新华“自力更生残疾院”的10天之内,李新华为这帮孩子花费3万元,用于改善孩子们的生活学习条件。
孩子们去了丰润,高淑珍没了压力,她再也不用没白没黑地伺候孩子们了,她再也不用拼死拼活做小买卖给孩子们维持生活了。可是,她的心一下子空了,她像丢了魂魄,没着没落。
早晨,高淑珍一反多年来精力充沛生龙活虎的状态,没精打采地起床,呆呆地坐在床沿上。
孩子们去了丰润,王跃元在唐海打工没有回来,平时拥挤不堪的大炕上只有她自己呆呆地坐着。
女儿王国光,志愿者严文杰、王利忠、吴立军,都去了丰润,都在李新华的“自力更生残疾院”里给孩子们上课。平时喧嚣热闹的院子里只有她一个人。这种冷清是她多年来不曾经历的。
自从收教残疾孩子以来的五年间,她的全部心血倾注在孩子们身上,她的整个生命寄托在孩子们身上,白天黑夜,茶里饭里,魂牵梦萦。多少艰辛,多少困苦,多少热泪……为了孩子,她忍受了常人所不能忍,包括质疑、误解、歧视、嘲讽。她承受了常人所难以承受的贫穷、困难、辛酸。但另一方面,她生命中的欢乐和幸福几乎全部来自她收教的残疾孩子们。张亚会拿笔了,刘爽会走路了,王薇会唱歌了……这些就是她生活中的开心事,就是她生命中的力量源泉。
现在孩子们走了,她的精神支撑突然没有了。
她漫无目的地喊:“刘——爽——”
没有回音,屋内没有回音,院子里没有回音。
“小严儿,刘爽呢?”
“国光,小严儿呢?”
“张杰呢?洪刚呢?”
“我的孩子呢?”
她提高了声音,仍旧没有回音。
她倏然下炕,急匆匆拉开房门,慌张张走到院子里,放声高喊:
“苹——苹——”
“刘——爽——”
“张——杰——”
“王——薇——”
“小严儿——;利忠——”
院子里没有应答。
“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呢?”她哭了。
高淑珍哭着往外走,她拉开院门,站在门外,一声连一声地呼唤:
“孙——东——”
“李——亚——”
“阚——晶晶——”
她倚在院门的门框上,声泪俱下:“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呢?”
这一天,她没有干活儿,没有吃饭,没有喝一口水。室内室外,院里院外,她往返不知几十次。
就这样熬过了漫长的一天。
晚上,王跃元回来了。他一身风尘,满脸疲惫,又渴又饿。但家里没有一口开水,没有一点米饭,没有能吃能喝的东西。
王跃元按捺不住心头的气急:“你在家干啥呢?要吃的没吃的,要喝的没喝的!?”
高淑珍没有在意王跃元的气和急,她仿佛没有听到王跃元说的什么,她哀求王跃元:“他爹,我求求你,你把孩子们找回来吧。”
王跃元从来也没听到过高淑珍这样的哀求,从来也没看到过高淑珍这样的伤感,包括儿子有病住院的时候。这个一向坚强的女人,原来也有垮塌的时候。他看着她,收起气和急,满心同情地告诉她:“孩子去丰润了,你送去的,李老板接过去了,不愁吃不愁穿的,住房也宽敞了,比在咱家条件好多了。”
“我想孩子,我忒想他们,我离不开他们。”
“咋整呢?别说你想,我都想。过两天咱们去看看。”
“没了这些孩子,我还活个啥?”
王跃元洗了一把脸,淘米,生火,做饭。
饭做好了,高淑珍没有吃。
王跃元草草吃了一点。他想开导高淑珍,却不知从哪里说起。
高淑珍坐在门槛上,眼巴巴地望着院门外,她下意识地盼望着孩子们能回来,哪怕是其中的一个能回来。
王跃元收拾了碗筷,打开电视,漫无目的地调台。
“关掉,关掉,电视响着,孩子叫我我听不到。”
“孩子在丰润,不会叫你。”王跃元关了电视。
“他们会回来的。”
高淑珍一会儿到院外去看看,一会儿到院外去看看,直到夜深人静。
“睡吧,今儿个不回来了。”王跃元劝她。
高淑珍木呆呆地摇摇头。
王跃元再三再四地催促,高淑珍终于躺在炕上。
高淑珍刚刚入睡,王跃元就被她的梦呓吵醒了:“立军,炉灰掏净了没?”“小严儿,苹苹的指甲该剪了。”“刘爽,我给你按摩。”
“你还让我睡吗?我明天一早就得赶到工地。”王跃元抗议。
“我的儿哪!”高淑珍大喊一声坐起来,“利国摔倒啦!”
“你喊啥?炸尸呢怎么着?还让人睡不睡?”
高淑珍赤脚下炕,到厅堂里的电话前,熟练地拨了吴立军的手机。
“高姨,您还没睡?天都快亮了。”吴立军半睡半醒的声音。
“你们都好吗?”
“都好,都好。李经理照顾得很周到。”
“你们不想我?”
“高姨,想您,我们都想您,我天天夜里梦见您。严老师昨天都哭了,说想您想得受不了。”
“孩子们呢?”
“刘爽带头逃课,吵着闹着要回洼里。张杰和赵洪刚两次朝汽车站跑,李经理派人追回来的。”
“王薇不吃饭,也不上课,闹着回咱们家。”
“谁在你身边睡的?”
“张亚。”
“你把手机放在他脸上,让我听听他睡觉的声音。”
4月10日,高淑珍把她的19个残疾孩子从李新华的“自力更生残疾院”全部拉走了。
高淑珍离不开这些残疾孩子。
2003年夏天,“非典”疫情过后,街市渐渐繁华起来。
吴立军从滦县到洼里村,要在滦南县城换乘公共汽车。当时西瓜已经上市,他买一堆西瓜,租了个“三马子”车,连瓜带人一并送去洼里村。
路上,吴立军看到前方有个骑自行车的孩子,像赵洪刚。
“师傅,加快速度,追上前面的孩子,拉上他和他的自行车,他是我的学生。”吴立军恳请三马子司机。
“路不行,这种土路,跑不起来。”
“尽量,尽量。”
这时,三马子车后追上来一辆黑色轿车,那轿车超过三马子,一溜烟往前开去。当黑色轿车要超过赵洪刚的时候,却戛然停在路中央。轿车上下来一个小伙子,拦在赵洪刚面前:“小家伙,去洼里村是这条路吧?”
赵洪刚往外躲着,连人带车摔倒在地上。他爬起来,扶起自行车。“是。”
“还有多远?”
“八里路。”
小伙子朝车里喊:“你看,你看,我们又遇到珍稀动物了。”
车窗开了,副驾驶座上的姑娘笑着看赵洪刚。“小人国,小人国。”
赵洪刚忍不住还了一句:“你才是小人国!”
姑娘愤然:“收拾他!”
小伙子闻声而动,抓住赵洪刚的衣领推搡起来。
赵洪刚躲不开跑不掉,被推倒在地。
正当那青年对赵洪刚准备拳脚相加的时候,吴立军乘坐的“三马子”赶到近前。
吴立军跳下三马子车,大喝一声:“住手!”
那青年转身迎着吴立军:“管他妈什么闲事?!”
“洪刚起来。”吴立军拉起赵洪刚,让赵洪刚站在他身后。
那青年不甘罢手,他伸手出击。
吴立军是学医的,医术不是武术,但在格斗场上,医家有医家的绝活。吴立军迎击对方的肘腕关节,对方失去攻击能力。
吴立军也不恋战,把赵洪刚和他的自行车安置在三马子车里,继续赶路。
吴立军进门就喊孩子们吃西瓜。赵洪刚帮着给同学们分西瓜。
第二天,高淑珍家来了一个申请做志愿者的青年,这青年谈吐优雅。高淑珍表示欢迎。
赵洪刚找到吴立军:“吴哥,开汽车打人的那个人,到咱家来了。”
吴立军跟着赵洪刚来到高淑珍招待客人的厅堂,果然,那位拦路欺负赵洪刚的人端坐在那里。
吴立军拉着赵洪刚转身走了,他们没有进厅堂。
当天下午,这位新来的志愿者消失了。
高淑珍家的房墙砌了一米多高就停下了。建房子千头万绪,高淑珍力不从心。
唐山那一对不报姓名的夫妇又来了,他们给孩子们带来一些日常用品,放下5000块钱。
高淑珍拿这5000元给了严文杰:“小严啊,高姨先给你这5000,那两千,等我一阵子。”
严文杰坚持让高姨先用这笔钱。高淑珍坚决不肯。
高淑珍来到她四妹妹家。
姊妹俩也不拐弯。
“姐,又有难处嘞?”
“这房子建不成,我就去死。”
“姐,咋能这样说呢?房子不是易盖的。”
“我要盖学校,我要盖学校。”
“不是正在盖吗?”
“这个学校盖不上,我要么跳河自尽,要么上吊死了,要么到唐山见大款给大款跪着。”
“姐,房子已经动工了,再难,也不过早一天晚一天,可不能胡思乱想。”
“你要不帮我,咱们就断来往。爹妈死后,我就俩姐一个妹,你们都帮过我,我忘不了。可是现在我实在扛不住了,你还得帮我。你们不帮我,我就只有去死。”
高淑珍从妹妹家回洼里村的路上,遇到陌生人擦肩而过,她回头大声说:“我要建房!建不成就死!”
回到家里,已是晚上11点多,女儿王国光接过她的自行车:“妈,你去哪里了?这么晚才回来。”
“我要盖房,盖不成我就死。”
“妈,你怎么了?说啥呢,挺吓人的。”
“我要盖房,盖不成就死。”
高淑珍家的座机电话响了。
王国光接起来,并且听出了对方的声音。
“利忠在吗?”
“您是邯郸的阿姨吧?我是王利忠的同事,我叫王国光。”
“王国光?听利忠说过。利忠在吗?”
“阿姨,利忠在建筑工地上呢,有什么事,或者我去叫他来给您打过去,或者我去告诉他。”
“没大事,我问问他还回来吗?这几天夜里我总梦到他,他没啥事吧?”
王国光听到了对方的哭泣。“阿姨,利忠挺好的,他挺好的。学校要建新房子,利忠在工地上住呢,看护着那些建筑材料。”
“闺女,托你给我儿子带个话,就说他娘想他了。”
王国光听到对方的哭声,正要安慰,电话挂了。
王国光拿着听筒呆了许久许久。
她刚把电话挂上,电话又响了。
“喂,是高大姐家吧?”一位中年女性的声音。
“是,我是高淑珍的女儿,您是?”
“国光姑娘,我是立军的妈妈。”
“噢,阿姨您好。”
“国光啊,托你给立军传个话,这么晚了,我也不叫他接电话了,告诉他,我和他爸明天上午去看他。”
对方挂了电话。
王国光到正房西屋门前,轻轻敲敲窗户:“立军,立军。”
吴立军轻轻拉开门:“啥事儿?”
“刚才我接了阿姨的电话,阿姨让我转告你,明天阿姨和叔叔来看你。”
“来呗。”吴立军一向是这样大大咧咧。
王国光来到建房工地:“利忠,利忠。”
王利忠:“国光,这么晚了,你咋来了?”
王国光:“刚才阿姨打电话来,老人家说想你了,问你能不能回家看看。”
王利忠:“明天我给妈打个电话,我也想我妈了,但我现在不能回去,建房正紧张,我不能回家,建好房子再说。”
“不行就回去看看,别让阿姨牵肠挂肚的。”
“房子盖个半拉拉,我不能走。”
“我和妈妈真是对不起你和你的家人,让你们好端端一家人不能守在一起。”
“国光你怎么了?怎么说这种话?悲悲切切的。”
“我听着阿姨很不开心。”
“我妈想我,我知道。等盖好了房,我的志愿服务也就到期了,我回家好好孝敬父母。”
王国光:“你们都是有期徒刑,有来有走;我是无期徒刑。”
“我们的善缘没有你深。”
“这辈子只能听我妈安排了。”
“那位革命军人完全可以带你远走高飞。”
“革命军人毕竟是革命军人,人家咋能回到这个小地方来帮我养这一帮残疾孩子呢。我也不能远走高飞,我飞了,我妈就惨了。”
“你不能飞,你和我不一样,我们兄弟俩,两个姐姐一个妹妹,我在家不在家都不太紧要,你不行,这个家就靠你了。”
“是啊,如果我有个能打能跳的兄弟哥儿,也不能这样委屈你,让你在这儿风霜雨露,我真不落忍,我妈我爸也不落忍。”
“我不来谁来?立军那么胖,肯定不能在这儿看守工地,总不能让你和严老师来吧,只有我来,所以我自告奋勇。”
“刚才立军他妈打电话来,说明天和立军他爸一起来咱们家,我估计是又给立军找到工作了,让他去上班。”
“胖子一走,咱们就更紧张了。”
“文杰也快了,婚期定在今年年底。”王国光说话间有些凄然。
“别这么多愁善感,他们走了我不走,我陪你坚守阵地。”
“别,邯郸那个美人儿不知道哪一天就把你收走了。”
“她要真有那个心情倒好了。我对她,按我的感觉,就是可有可无,从来也不给我打个电话,从来也不问问情况,我真不敢想,将来万一结了婚,怎么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
“老辈人都是先结婚后恋爱,不也过得挺好吗?”
“我们毕竟是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没法接受素昧平生的人拉着手进洞房。”
“有些婚姻,就是赌,赌赢了,就是幸福;赌输了,就是痛苦。”
“我没有勇气去赌,冥冥之中让我感觉凶多吉少。我也曾试图和她联系过,她没有回应。我摸不清她是什么心思。”
“别管什么心思,总是在等着你,没有拦路虎。我这呢,我妈非要坚持三个条件缺一不可,人家至多答应两个。他说,可以带上我弟弟,根本不能讨论带上这三十多个残疾孩子,他说他的级别低,家里没有那么大的房子,也没有那么大的锅;也能答应对外宣布在我家安家,但绝对不能考虑在我家过日子。其实,他只答应了我妈的一个条件,就是带上我弟弟。我妈不让步,我那同学不妥协,我看是没戏。”
“关键时候高姨会让步的。”
王国光陡然提高了声音:“你王利忠太不了解我妈了,这几年你在我家白待了,我妈定的事,只要她不死,你就别想变。”
“那就请解放军叔叔迁就一下,带上这些孩子们。”
“军队不同于农村,真让他带上这一帮孩子,那军营还像个军营吗?他在信上这样问我,我想也是。”
“要是两边都不让步,你还真得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我是高姨,我也会把这个希望托付给你;如果我是那位解放军叔叔,我也确实难以接受高姨的条件。”
“几点了?”王国光抓着王利忠的手腕看了看手表:“后半夜了,不影响你休息了,我该回去了。”
“我送你。”
“不用,这一步路。倒是你多加小心,这地方又潮又乱,你就在这么一个小窝棚里,太委屈你了。”
“为了这几十个孩子早日搬进新教室,咱们各尽所能。”
王国光回到家里,严文杰还没有睡:“老实交代。”
“谈恋爱去了。”
“什么人?”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对,王利忠。”
“我不信。”
“我知道你不信,谈的是恋爱,但不是我们俩谈恋爱,他说他的烦心事,我说我的烦心事。”
“王利忠不会是爱上你了吧?”
“王利忠不傻,他才不会爱我呢。谁娶我,就得带上三十多个残疾孩子,吃了熊心豹子胆都不敢应承这样的婚姻。”
“不用吃熊心豹子胆,这世界上还就是王利忠能完全满足高姨的三大条件。”
“下辈子吧,这辈子就交给我妈了。”
次日上午十点左右,吴立军的父母果然来了。小汽车停在村头,他们步行到高淑珍家。
吴父高高胖胖,穿一身工商制服;吴母高高胖胖,穿一身税务制服。
孩子们在正房西屋上课,高淑珍安排吴立军在板房里和爹妈谈心。
父母坐在炕沿上,吴立军坐在简易床上。
“我们的来意不用说了吧?”妈问。
“不用说了,这几个月,爹妈一直在做我的工作。”吴立军说。
“那就回吧。”
“爸,妈,我不甘心。”
“有什么不甘心的,说出来我们听听。”妈说。
“不能因为你一时的冲动,把整个家庭拖入泥潭。”爸说。
“我不是一时的冲动,也没有把家庭拖入泥潭。”吴立军申辩。
“说说你的想法。”妈说。
“我作这个选择,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我作了慎重的考虑,对这里作了认真的考察了解,然后才下定决心来做志愿者。”
“伺候几个残疾孩子就是你的抱负么?”爸问。
“我也盼望在社会上有所作为,也在寻找自己的用武之地。毕业后在郑庄卫生院干了两年合同工,没找到感觉,倒是来到这里,这里的孩子不聪明,这里的校长老师不新潮,但这里的每一颗心都是圣洁的,所以我选择在这里工作。”
“在这里干一辈子么?”爸问。
“那倒不是。来的时候计划干一年,干到一年的时候不想走,自己给自己约定再干一年,到明年5月底结束。”
“一个人的生命,就那么几十年,要利用生命中的每一年每一天,做一些最有意义的事。一个人的青春,就那么极为短暂的几年,要利用青春年华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做那些最有意义的事。你懂吗?”妈说。
“我懂。我正是这样做的。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感慨说:‘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我上四年大学,记忆最深刻的就是这几句话。”
“我们俩就生了你这么一个孩子,你对这个家庭,对老吴家这个家族,有责任,有义务。我今年还不到五十岁,可是我的身体很不好,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心脏不好,肝不好,肺不好,说不定哪一天,我就先走了,我连孙子都看不到!”吴立军的爸爸情绪激动起来,眼里含着泪花。
妈妈抽噎着:“你二十五周岁了,按农村的说法已经二十六岁了。只要托人给你介绍对象,人家问的第一句话就是‘在哪里工作,月工资多少’,你让我们没法开口,没法解释。”
“限你七天之内,从这里撤出。”爸爸站起来,“不给他理论了,咱们找高淑珍谈一谈。”
“你去把高校长叫来,你不要过来了。”妈说。
吴立军走了,很不情愿。
他不忍面对孩子们送别时的眼神,他和高淑珍、严文杰、王国光、王利忠他们道别之后,悄悄走了。
高淑珍的小院里从此少了一个富有激情的声音,少了一个慈眉善目的青年形象。孩子们一遍一遍地问:“吴哥呢?”
高淑珍的四妹给高淑珍送来一笔款,支持她把房子盖起来。
“姐,我给你送钱来了。”
“还是我妹好。”
“姐,我不能看着你疯掉,更不能看着你死了,我必须帮你。”
“哪来的钱?”
“我把城里的房子卖了。”
“那不是给你儿子结婚的房子吗?”
“是,孩子说,可以晚一年半载。”
“那我可要尽快还你,还不了你,可就把孩子的婚事耽误了,那可就是作孽了。”
“爹说过,咱们姊妹这么多,只有你最像爹的脾气,我是服你了。”
“我也是一步一步被逼上梁山。我有爹的心气,没有爹的本事,让你们都为我受累作难了。”
“亲顾,亲顾,亲了不顾就不对了。”
“四妹,我一旦有了钱,立马还你。”
冀东沿海秋天雨多,而且每年都有那么一两场暴雨。
2003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海上的大风把满天的黑云拖到洼里村的上空,风停了,云住了,黑云来势汹汹,几乎触到了树梢和房顶。能见度很低,本来是半下午,却让人感觉如同入夜。人们看不透那云有多厚,仿佛一直垛到天上。不知这场雨要下多大,看那阵势,真怕把这个洼里村给冲到海里去。
高淑珍动员全家人严阵以待,把孩子们的铺盖收起来,集中存放在不漏雨的地方,把盆桶碗盘全都准备好,要和暴雨作一场拼搏。
建房工地上又停工了,因为给施工队付不起工钱。
王利忠在工地上守着建筑材料。眼看暴雨将至,他把各种建材整理一番,把他的小窝棚作了些加固。他不能离开工地,他怕暴雨冲走了建材。
沉闷中一道炽亮的闪电,随即一声炸雷,铜钱大小的雨点成片成串地砸下来,地上很快就有了积水,天地间淹没在雨帘中,淹没在雨声中。闪电接着闪电,雷声连着雷声,不大的洼里村陷入暴雨的恐怖中。高淑珍家的各个房间都漏雨,或沿墙而下,或径直从房顶缓滴急砸砰砰叭叭,或急流如注哗哗啦啦。几十个孩子躲来闪去,王跃元和高淑珍呼天呼地左拦右挡。各个房间的水迅速聚集到厅堂,王国光挽着裤管,穿着短袖衫,披着雨布,在厅堂房门内用盆子往外泼水。严文杰在板房里接雨、往门外泼水。
高淑珍找到一块旧雨布和一把破雨伞,准备往雨里冲之前,对王跃元说:“他爹,这些孩子你给我看一会儿,我去看看利忠淋成啥样了。”
王国光放下手中的水盆,几步抢到妈妈面前:“妈,你不要命了?雨大到这样,老天发疯了,这样一个雷一个闪的,你出去,太危险!”
高淑珍严肃地问王国光:“利忠在工地上不危险?”
王跃元:“工地上不是有窝棚吗?”
高淑珍:“你那窝棚是铁的还是铜的?这么大的雨,什么窝棚能顶得住?”
王跃元:“那让我去吧。”
王国光夺过妈妈手中的雨伞和雨布,说了声“我去”,就闯入滂沱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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