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姨，我有憾无悔。”

王利忠蜷缩在工地上的窝棚里，窝棚任凭风吹雨打，仿佛是抽水机的水笼头对着他的窝棚猛喷，平时鼓腾腾的窝棚，现在成了软水袋，一汪一汪的水积存在窝棚的塑料薄膜上，他必须不停地托起那一汪一汪的积水，否则整个窝棚随时可能被积水压塌。窝棚原来那么脆弱，每一阵风吹过，那窝棚就显现出散架的危险；王利忠每一次从里面托起积水，那窝棚就要顺势仰起。他预感到，窝棚坚持不了多久了。而窝棚本来是安放在一片平地上的，现在窝棚下面的积水已经淹没了半截床腿，再有那么几十分钟，水面将接近窝棚里的床面。窝棚里的凉席已经湿了大半，他夜里盖在身上的床单已经湿了大半，他却没发现雨水从哪里来。雨太大了。天色黑下来了。经验告诉他，他往的窝棚怕雨也怕风。沿海的恶风有掀天揭地的力量，它可以轻易地把王利忠的小窝棚像吹风筝一样吹到海里去。那样，他就不用考虑回邯郸了。

一阵急雨袭来，一阵恶风相随，一道闪电过后，一声响雷炸响，村里传来房倒树断的声音。王利忠惊魂未定，说时迟，那时快，一股黑风冲着他的窝棚卷来，一声撕裂的响声，窝棚的整个棚顶急飞而去。王利忠刹那间被淋成落汤鸡。他扯起水中的床单披在身上，虽然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但毕竟是一种精神慰藉。他知道不能继续待在工地上了，这里危险。他必须回家，回高姨的家，那里是安全的。

天暗，雨大。雨中的能见度不到两米，整个工地已是一片汪洋，一堆一堆的建筑材料像水中的小岛。整个洼里村已是一片汪洋，一排一排的民房像海市蜃楼。他摸索着一点一点往前挪。雨声哗哗哗，风声嗥嗥嗥，风雨中好像有人声嘶力竭地叫他的名字，像王国光的声音。他告诫自己不要自作多情，不要胡思乱想。呼喊声由近而远，由远而近，王利忠认定是自己听力发生错觉。

这当儿，一道闪电陡然亮起，一个响雷随即炸开，天地间的轮廓于墨黑中显现出来，王利忠发现王国光就站在他面前，被水泡得透透的。几乎是同时，他惊喜地叫“国光”，她惊喜地叫“利忠”，两个青年在暴风雨中抱在一起。王国光自己披的雨布被风吹走了，她给王利忠准备的雨布还紧紧抱在怀里。她艰难地展开雨布给王利忠披上。王利忠把自己披的床单给王国光披上。其实雨布和床单对于防雨已经全无意义，但他们还是做得那样认真。

又是一个闪电，仿佛就在王国光和王利忠身边。又是一声炸雷，仿佛就在王国光和王利忠耳畔。闪电刺眼夺魄，雷声撼人心魄。

“利忠我害怕。”

“不怕，有我呢，抓住我的手。”

严文杰的婚期到了，她不得不告别高淑珍一家，包括那三十多个孩子。她实现了在高淑珍家做二年志愿者的承诺，并且超期半年多。

高淑珍常说：“多亏了小严，我们对不住小严。”小严要结婚了，小严替她垫的7000块钱的运费还没有全部归还，除此之外，严文杰还有几次从家里拿钱支持高淑珍，累计1万多，还有一小部分没有归还。

严文杰的婚礼上，高淑珍不能没有表示。

天无绝人之路，高淑珍长年销售一家公司的洗衣粉，年底了，这家公司奖励她一台滚筒烘干机。她长年销售一家公司的洗发液，这家公司奖励她一台女式自行车。正是在最需要的时候，高淑珍得到两件奖品，她将这两件奖品作为严文杰婚礼的贺礼。

2004年春节，高淑珍家的孩子和其他学校同步放假。这时候，在高淑珍家做志愿服务的志愿者只有王利忠自己了。

高淑珍问王利忠：“利忠哪，放假了，过年呢，你回邯郸不？”

“高姨，我不走了，春节路上挤，来回很不方便，我到县城打工去。”

“姨知道你的钱都花给孩子们了，姨给你准备路费，回去看看你爹妈，你想他们，他们也想你。”

“不走了吧，再有半年，我也满二年了，到时候咱们的房子也盖好了，我就可以回邯郸了。”

座机电话响了，高淑珍接起电话，是王利忠的妈从邯郸打来的。高淑珍热情地寒暄了几句，就把电话给了王利忠：“利忠，你妈的电话，老姐姐想儿子了。”

高淑珍到隔壁屋去了。

“妈，您好吗？爸好吗？我姐姐，我妹妹，我弟弟都好吗？”

“都好，都盼你回家过年。”

“妈，我不回去了吧？再有半年就结束了。”

“儿啊，过年哪能不回家呀？你是没路费吧？我让你姐给你汇钱去。”

“妈，我有钱，就是想着扔在路上心疼。”

“家里人都想你，盼你回来过年。”

“妈，我也想您，很想您，经常梦见您。妈，半年很快的，结束了我就回家。”

电话里传来母亲的啜泣声，他仿佛看到了母亲的泪水。他想改口说回家过年，其实他很想家，很想爹妈，他也不过是刚二十岁出头的青年，过年的时候咋能不想家。可是他身无分文，他既不想让邯郸家里给他寄路费，也不想从高姨家拿路费。

“由你吧，照顾好你自己。”妈妈啜泣着，“儿啊，别让妈老在梦里看见你风里来雨里去。”

王利忠听着妈妈挂上了电话，他才挂上电话，让泪尽情地流出来。

电话又响了，王利忠顺手接起来，他抹一把泪，表现得平静自然。

“喂，你好。”

“王老弟，我是胖子。”

“吴哥，你好。”

“还回家过年吗？”

“不回了，路上太遭罪。”

“老弟，我知道，赶明儿哥给你送钱去。该回家就回家。”

“吴哥，我有钱，不用送。”

“老弟，咱们兄弟，就不客气了。”

“真的吴哥，我真有钱，我只是不想来回挤车，反正再有半年就到期了。”

“噢，倒也是。这样吧，我骑摩托去接你，到我家来过年。”

“不用了，真不用了，我在县城找到一点活儿，能挣那么千把块钱，这个机会不能丢。”

“你真犟，由你了。别太苦了自己。”

“给叔叔阿姨拜年。”

“给邯郸的老人拜年，给高姨全家拜年。”

王利忠刚挂了吴立军的电话，电话铃又响了。他顺手接起来。

对方是严文杰，她听出是王利忠接电话。

“利忠，又不回家过年了？”

“文杰，我不回了，找了个打工的地方，假期里能挣千把块钱。”

“我让我老公给你送点钱过去，或者把你接我家来过年。”

“不用不用，我挺好的。”

“咱们都是同患难的朋友，你不要客气。”

“不客气。”

“照顾好你自己，奉献也需要本钱，不能总是太苦了自己。”

“谢谢！”

农历年除夕，王利忠给父母打电话拜年。电话两端都是强颜欢笑，各自道了平安。

王利忠有三个叔伯、四个舅舅，还有姑姑和姨，过年了，他论情论礼都应该给叔伯姑舅打个拜年的电话，然而，他没有打，想来与他囊中羞涩不无关系。假如他有一点经济力量，比如像在华北矿冶公司那样，他不仅可以高高兴兴地给各位叔伯姑舅打电话拜年，而且可以分别孝敬一些礼品，精神见物质，物质见精神，人之常情。可是，王利忠身无分文，越是过节的时候，他的心情越是低沉。他自己感觉不好意思给诸位叔伯姑舅提起自己的光景。他毕竟出于年少，如果他能给各位叔伯姑舅打个拜年电话，那么，他自己的心情也会好一些。没有哪位叔伯姑舅会介意他的物质贡献，或者如果知道他穷困到这种地步，说不定都可以周济他一些，但没有哪位叔伯姑舅不介意他的失礼。他在高淑珍家上过电视，上过报纸，亲戚们误以为他已经是一方名人，反而因为成名，对亲戚们冷淡太甚。

农历正月初四上午，高淑珍家的座机电话响了，王利忠的大舅把电话打到高淑珍家里。接电话的恰是王利忠。

“喂，请帮我找一下大名人王利忠。”

王利忠听出了大舅的声音，他很高兴，很激动：“大舅，您老过年好！我就是利忠！”

“噢，你，你就是大名人王利忠啊？”

王利忠的家乡是河北大名县，“大名人王利忠”，至少可以作两种解释，一是河北大名县人氏王利忠，一是名声显赫的王利忠。王利忠大舅分别是在嘲骂外甥。

“是的，大舅。”

“我给你拜年啦，我对着电话，面向着东北，给你磕头啦。”

“大舅，只能我给您拜年，大舅。”王利忠诚惶诚恐。

“你还知道我是你大舅？你这个白眼狼，小时候白疼你了。我们这些人在你心里都不是人，你爹你妈都还是人吧？你过年都不回家看看你爹妈。”

“大舅，我为儿不孝，你骂我吧！”

“骂你？骂你是轻的，你记住，别让我见到你，只要见到你，我就给你一耳光！替你妈打你一耳光！替你妈打你这个不孝的东西！你妈白养你这个东西了！”

电话那端怒不可遏，王利忠这边泣不成声。

高淑珍轻轻拍拍王利忠的肩膀：“利忠不哭。”

王利忠：“高姨，我有憾无悔。”

高淑珍家的残疾孩子春节后开学的第二天，一位家长用小汽车送孩子来。

家长是一位斯文儒雅的中年男子，看衣着和气质应是当地社会的中上层人物。

孩子是十二三岁的残疾姑娘，叫于瑾，先天性脑瘫。孩子穿戴整齐，长相也好看。

孩子家长敲开高淑珍家的门：“高校长在家吗？我是送学生的。”

高淑珍迎出来：“对不起，我家实在容纳不下了。等我建好新房子再说吧。”

“大姐呀，行个方便吧，我实在是走投无路啦，我求您了。”

高淑珍心软，就怕别人说求她。“说说情况。”

“我女儿原是寄宿在我们那里的特教学校，她那个班里全是聋哑学生，平时上课不说口语，只用手语。在那个班里上了多半年，本来会说话的孩子，结果不会说话了。回到家我和她妈给她说话，她或者点头，或者摇头，或者打手语。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把会说话的孩子培养成不会说话的孩子。我让孩子退学了，送您这儿来了。”

同情充满了高淑珍的心。她接收了这个孩子。

于瑾的爸爸问：“高校长，我们交多少钱？”

“不交钱。”

“伙食费和住宿费还是要交的吧？”

“我的这些孩子在我家吃住不收钱。”

“这样我们心里也说不不去呀，您还是收一些吧，不然我们心里不落忍。”

“只要我还能劳动，我就不收孩子一分钱，我做点小生意，能让孩子吃饱就中。”

于瑾的爸爸留下一串感谢话，回去了。

高淑珍不懂教育学，不懂心理学，也不懂特教，但她有她的办法。针对于瑾，她的办法是，和于瑾谈话时，把于瑾抱在怀里，抓住她的两只小手，使她不能打手语；她闭上眼睛不看于瑾，使她的点头摇头失去意义，诱使甚至迫使于瑾只能用口语与人交流。如此不过一个月，于瑾的口语表达能力恢复了。于瑾回到家里，主动地用口语和爸爸妈妈聊天。

这一下让于瑾的爸爸妈妈激动起来。他们做了一面锦旗，送到高淑珍家里。不仅如此，于瑾的爸爸是当地的文学爱好者，小说诗歌没有发表，却发表了几十篇新闻通讯，女儿在高淑珍家恢复口语一事，使他有了创作的冲动，他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当地一张报纸上。报纸不大，文章影响也不大，但毕竟在当地有人看到，并且有人议论。这些舞文弄墨的事高淑珍不关心，她根本不知道什么人拿她写了什么文章，她更不明白文字连着祸福。

2004年4月20日，在高淑珍家为残疾孩子做志愿服务即将够两年的时候，王利忠告别高淑珍和那些孩子们，回邯郸。

王利忠身无分文，没钱买回家的车票。

向父母姐姐要？他张不开口，他怕家人和亲戚们说他混到了身无分文。

向高淑珍要？他张不开口，他知道高淑珍为建房困难到何种程度。

无奈之下，他思来想去，最后决定向滦南县残疾人联合会求助。

滦南县残联不仅给王利忠200块钱，还用残联的车把王利忠送到唐山火车站。

王利忠回到邯郸，他的同学、同事、小时候的伙伴、朋友，纷纷为他接风。

看到同学朋友等同龄人，或者已经成家立业，或者正在筹备成家立业，相比之下，他从滦南回邯郸的路费却是滦南县残联资助的。

同学朋友请他喝酒，他感觉喝酒与喝毒药的味道差不多，他心里苦。

2004年4月26日，滦南县教育局对高淑珍的特教学校硬件进行了评估：危房，没有办学场所；师资力量不合格，教师数量4人，且无教师证（当时的4个志愿者一个学机电，两个卫校，一个学营销）；无资金来源。

按国家政策规定，有关方面取消了高淑珍的办学资质。

高淑珍诚惶诚恐，她愤懑，她无奈，她无助，她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她突然想到正月初四王利忠说的那句话：“我有憾无悔。”

王利忠在家乡邯郸待了大约十天，他再也待不下去了，他要寻找用武之地，他要做出一番事业，他要用事实证明自己是一条好汉，他要重出江湖，开始他的闯与创。

他又去了唐山。

他先是在一家超市打工，月薪五六百块钱。干了两个月，感觉工资偏低，转到滦南一家建筑公司打工，月薪超过一千块钱。

8月3日，王利忠给滦南县残疾人联合会写了一封感谢信，感谢残联领导对他的无私惠助。

王利忠在建筑工地上干到8月间，高淑珍得到了消息：王利忠在滦南。

高淑珍找到王利忠，劝王利忠到她家里去，继续给那些残疾孩子们上课。她说暑假开学后有新闻记者到家采访，希望王利忠和她同心同德，把那几十个残疾孩子的事担起来，做下去。

其实王利忠走了以后无时无刻不怀念高淑珍家的小院，高姨，国光，文杰，立军，既可怜又可爱的孩子们，这些人是他梦萦魂绕的人，高淑珍的小院是他梦萦魂绕的地方。尤其是他离开之后不几天，主管部门就取消了高淑珍的办学资质，他心有不甘。在超市打工，在建筑工地打工，不用给残疾孩子擦屎擦尿，行动有了自由，精神没有负担，经济上有了收入，但是，他的精神世界明显贫困下来，他十分怀念在高淑珍家做志愿服务的日子。既然高淑珍真诚邀请，他也没有犹豫，愉快地回到高淑珍家，继续和残疾孩子们朝夕相处。

王利忠回来了，王国光的工作量减轻了，而且精神上也不那么孤单了。在王国光的记忆中，吴立军走了，不可能再回来了；严文杰走了，不可能再回来了；王利忠走的时候，她也没想到他能再回来，现在却梦幻般回来了，王国光的精神有了可资依赖的同事、朋友。在那样一个容易孤独的环境中，精神上的朋友至关重要。她对王利忠的感觉感到有了奥妙的变化。

王利忠在4月间离开高淑珍家之前，对王国光印象很好，记忆很深。离开之后，他对严文杰、王国光、吴立军的感情有了微妙的变化，他感觉严文杰、王国光、吴立军都是他的患难之交，都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人间至交，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让他托付肝胆，除了他们三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可以托付的人。他带着这种微妙的心情回到高淑珍家，严文杰不在这里，吴立军不在这里，他的这段情愫，只有对王国光叙说、表达、寄托……

“刚来那会儿，没想到你能留下，更没想到你能坚持这么长时间。”

“严老师给我鼓励很大。”

“我呢？我对你没鼓励？”

“你？我知道你更不容易，但你毕竟是为了你弟弟。”

“如果仅仅是为了我弟弟，我至于这样辛苦吗？我爸至于这样劳累吗？我妈至于这样卖命吗？你想过没有？我认为我和我爹妈，我们都和你一样，也是志愿者。”

“倒也是。”

“怎么倒也是？实实在在就是。”

“就是，就是。当然就是。从今以后我不仅向严老师学习，我还要向你学习。”

“学会贫嘴了？”

“不敢，不敢。”

“当时劝你该回就回，毕竟你也要成家立业。可是，你走了我就后悔了，心里一直空落落的，仿佛文杰和立军咱们这些人，不论在哪里，一个都不能少。”

“当时我心情也很矛盾。”

“万一你那位美女被风吹走了，拿啥补偿啊？”

“拿你补偿。”王利忠脱口而出，他并没有什么故意。

“你坏。你也学得没正形了，说这话还像一家人不？”

“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王利忠深情地重复着。

“你还有选择的权力，我妈给我约的那三个条件，其实就给我的婚姻判了死刑。”

“不见得。为真爱赴汤蹈火的大有人在，怎么就不能接受这几十个孩子呢。”

“那需要缘分，需要长期的感情培养。你说我吧，天天守在这个小院里，别说我妈不让我嫁人，就是让我嫁人，我嫁谁呢？”

“那位革命军人呢？”

“革命军人只是讲革命的大道理，这么多年，他连一个‘爱’字都舍不得说给我听，他连一个‘思念’都没说过，他能接受的只是我弟弟，他不可能接受这几十个残疾孩子。我理解他，换成谁，都很难下决心。”

“有眼不识真珠玉。”

“说我？”

“说他，革命军人。”

“怪我，不能怪他。”

“你把他的地址给我，我给他写封信。”

“何必呢，可遇不可求的事，该成就成，该散就散，听天由命。”

“为啥这样消沉？”

“不是消沉，为了这帮孩子。不要说我妈死活不让我丢下这帮孩子，就是我妈不说，我也会拉扯着他们。我想开了，遇不着合适的，结婚又如何？不结婚又如何？”

“什么样的是合适的？”

“你说，在一块儿过一辈子，总得看着顺眼，听着顺心，做事能想到一块儿去，脾气性格能合得来。”

“你这条件并不高啊。”

“可是，加上这三十多个残疾孩子，那就不好找了。如果是好孩子，人家还有个盼头，咱家都是残疾孩子，闹不好一辈子都不能完全自理，谁会担这个挑子呢。”

“高姨就没想过让家长领回去？”

“领哪去？这帮孩子把这里当天堂，你别看吃不好睡不好，孩子们乐着呢，他们就愿意在这里。我还真不忍心为了我自己嫁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就把他们都送回去。如果能拿我一个人的婚姻换得这三十多个孩子们的幸福，我认为很值得。我妈给我做了榜样，我没什么好犹豫的。”

“那你就不要劝我回去了，你能这样做，我怎么不能再坚持一年半载？即使是三年五年，又能如何？”

“你不要勉强自己，那样心里很苦。”

“不会的，高姨和你给了我力量。”

这次谈心以后，王利忠对王国光敬意有加，王国光也更感激王利忠。

他们早已情同家人，感觉是兄弟姐妹。他们认识的时候，在各自的精神世界里分别带着“琴姑娘”和“革命军人”，他们从来也没有考虑过对方是否可“爱”。

王利忠再度到高淑珍家为残疾孩子做志愿者的消息传回邯郸，他生命中萦绕了二十多年的那位“琴姑娘”终于飘然而去。这时候，王国光的“革命军人”依然停留在“革命友谊”的境界上。

高淑珍和女儿王国光进行了一次简短而深刻的谈心。

“利忠是个好人，善良，吃苦耐劳，能吃亏，有担当，脾气也平和，不急不躁。”

“妈我告诉你，你可不能打利忠的主意。”

“为啥？”

“王利忠已经为这帮残疾孩子奉献了青春，你不能要求他献了青春献终身。”

“你傻啊？闺女，利忠对你有意思。”

“瞎说！你别胡思乱想。”

“妈是没文化，可是，妈的眼，毒着呢。”

“我不信。”

“自打去年秋天那场大雨，你给他送雨布，你们从建房工地回来，自打那天起，利忠对你的心情，越来越亲近。”

“亲近也是一家人的亲近。没有别的意思。”

“我不傻，是不是一家人的亲近，我还能看不出来？”

“我问问他。”

“这事咋能问呢？”

“这事咋不能问呢？都是一家人。”

王国光是个直心直肠直性子，在她心里没有拐弯抹角的事。

她听妈说王利忠对她有“别的意思”，她要当面问个究竟。

王国光到了工地上，找到满身泥水的王利忠。她的话到了口边，却没勇气说了。她一路上都想着，见面就问：“妈说你对我有别的意思，是真的吗？”她叫住王利忠，王利忠应声转身来到她面前：“国光，有事？”

王国光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她看着王利忠，当他的目光和她相对的时候，她的目光又迅速闪开。“脸上的泥。”她下意识地帮王利忠揪下脸上的一朵泥巴，然后转身走开。

王国光给他揪去脸上的泥巴，这在生活中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但今天他的感觉不同，因为她的眼神让他的心发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