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一来就被孩子们深深吸引。”

自闭症患儿霍新伟，他爸爸带他找到高淑珍家。

高淑珍刚从北京回到家里，心中积聚着许多悲凉。家里现有的孩子没有地方睡，她不能再接收其他的孩子。她给霍新伟的爸爸解释：“我现在实在是力不从心，家里这些孩子到了晚上没处存身，我无论如何不能再接收新学生。对不起了，大兄弟，咱们都是苦命人，咱们互相体谅。”

霍新伟的父亲听了高淑珍的解释，抱着霍新伟就跪在高淑珍的门前。

“大姐，你不收我的孩子，我就一直在这儿跪着。”

高淑珍哪见过这阵势？儿子生病最缺钱的时候，她曾经给人下跪过，她一辈子不会忘记给人下跪的那种滋味。现在有人跪在她的面前，她的心在发抖。她急忙拉起霍家父子。

“我收了，我收了，快起来。”

霍新伟的爸爸千恩万谢以后，把霍新伟放下，他走了。后来，霍新伟的奶奶来洼里村，借住在高淑珍家的老房子里，负责照顾霍新伟下课以后的生活起居。

霍新伟，滦南县霍庄村，12岁，自闭症、多动症。妈妈和爸爸打离婚还没判下来，孩子跟着奶奶。他在当地不能上小学，在普通学校上了一年，一个字也没学会写。

高淑珍这里的老师管得紧，把得紧。先写“一”、“二”，后来会写“三”、“四”了，会写“上”、“下”、“土”。

“原来那个学校老师打他，打得腿上有疙瘩，还有一条青痕，也是老师打的。在这儿老师把他当宝贝。他愿意在这儿，这儿对他好。在这里会看电视了，是这儿的功劳。”霍新伟的奶奶说：“碰到好人哩，有活路哩。”

2007年8月初，河北电视台农民频道《非常帮助》栏目举办第二届“河北十大热心肠人物”评选颁奖活动。

高淑珍被评为“河北省十大热心肠人物”。颁奖晚会上，主持人介绍了高淑珍的事迹。

“十大热心肠”的事迹都很感人，高淑珍的事迹感动了许多人，其中之一是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县台营镇台营村的青年姑娘任丽华。

任丽华出生于1981年12月2日。她2003年7月毕业于秦皇岛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专科）。毕业后曾经在一家私立中学工作过一段时间，此后到昌黎一所民办文武兼修学校工作了一段时间。2007年暑假，任丽华离开了她曾就职的学校。正是在任丽华用心寻找新的工作职位时，她在电视上看到了高淑珍收教残疾孩子的事迹。

任丽华被高淑珍的精神所感动。但她也有疑问：“我不相信那里的学校一分钱都不收，我认为没有那种情况，最起码饭钱你得自己出，到哪儿你得吃饭。真有这个学校啊？”

任丽华的父亲在当地一个石材厂上班，母亲在家务农，有一个妹妹，任丽娟，当时正在读高中，后来考入石家庄学院。

在电视上看到高淑珍的事迹，任丽华向父母提出：“爸妈，让我看看去，如果是真的话，我就留在那儿，如果不是的话，我还回来。”

父母同意了任丽华的想法。但母亲有条件：要谈朋友，要找婆家，要结婚，要成家。

任丽华从抚宁辗转到了洼里村。

她在现场看到了高淑珍收教残疾孩子的情况，于是义无反顾地留在这里，做志愿者老师。

任丽华相信缘分，她认为她和高淑珍有缘，和高淑珍家的残疾孩子有缘。

来高淑珍家为残疾孩子做志愿服务的时候，任丽华26岁，按农村的计算方式则是27岁。在农村，27岁的姑娘没有朋友，并且仍不考虑婚姻，父母会着急的。

她在电话中对母亲说：“没想到一来就被孩子们深深吸引。”

妈妈问她：“这个家咋办呢？”

任丽华说：“我高姨家都能扑在这个学校上，为啥我不能把我学到的文化献给他们呢。反正我再也不想离开了。”

从2007年8月起，38个学生，分了六个年级，任丽华和魏小尧分工承担了大部分的课程。

任丽华有两次执教经历，但没有照顾高淑珍家这些残疾孩子的经历。

高淑珍家的残疾孩子，有的大小便不能自理，其中有女孩子，也有男孩子。有的孩子年龄尚小，10岁左右，还能当个孩子照顾，有的男孩子十六七岁了，个子好高，发育接近成人。任丽华第一次给一个大男孩擦屁股，感到很不好意思，她的脸倏然红了。但有了第一次，此后给孩子擦屎擦尿就是平常事了。

任丽华来做志愿者之前，从未接触过“自闭症”患者，从来没听说过自闭症的孩子。她知道“自闭症”这个名词，但她不知道“自闭症”患者的表现，她曾经臆想是不是患“自闭症”的人较为孤僻，不与人来往，言语不多，不喜欢参与集体活动。

任丽华来到高淑珍家做志愿者，这里有张学营、姚东、孙松、张云辉、霍新伟、李逸飞等6个孩子是“自闭症”患者。严重的“自闭症”患者分不清你我，更不要说东西南北。

面对患自闭症的孩子，你不顺他的意就不行。

比如姚东，一点不顺，他就在地上打滚。这样的孩子，骂也不知道是骂，好也不知道好。

为了和孩子们建立感情，任丽华主动和孩子们搭讪。

她问姚东：“是想你爸？还是想你妈？”

姚东回答“想你爸想你妈”。他不会说“想我爸”，或者“想我妈”。

姚东有自闭症，夜里不敢自己睡觉，尽管他们睡的炕上一直是人挤人人挨人。

姚东的口头禅是：“老师呢？”“我姐呢？”

姚东他妈对他不好。接他的都是他爸他奶奶。但他有一个特点，夜里不敢自己睡觉，必须和别人一个被窝。在高淑珍家，为了让姚东能睡踏实，任丽华和他睡一个被窝。

善良的任丽华为了能让姚东睡踏实，就把姚东搂在自己的被窝里，而且姚东必须紧贴着任丽华，甚至要搂抱着任丽华才能入睡。一个二十几岁待字闺中的大学毕业的姑娘，让一个十几岁的患有自闭症的男孩子和她睡在一个被窝里，并且时常要让他搂抱着。这就是任丽华，这就是任丽华的志愿服务。

或许是任丽华的精诚所至，象姚东这样的自闭症患者，这样一个不识东西南北的孩子，他的性灵可能还有没“闭”的地方，他每天临睡前要给任丽华说“老师晚安吧”，每天早晨醒来要给任丽华说“老师早晨好”。四年以后，姚东在他的意识中能辨清你我他了。

本书作者最初看到任丽华的床位就在残疾孩子们的床位之间的时候，心里打了一个问号，甚至对高淑珍对待志愿者的态度产生过疑问，尤其当了解到任丽华几年间搂着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睡觉的时候，作者的一个问号延展成一串问号。但当作者知道高淑珍、王跃元、王国光、严文杰、王利忠、吴立军、魏小尧——他们都是和残疾孩子睡在一起的时候，作者为他们流下感动的热泪；当知道任丽华搂着姚东睡的具体原因时，任丽华在本书作者心里幻化成一尊菩萨。

阚晶晶的妈妈从来不带她去姥姥家。因为第一次带着这个残疾女儿回娘家就受到轻慢，从此，再也不带她去任何一家亲戚家，当然也不带她赶集、进城。

阚晶晶有洁癖，一下课就把书包抱起来，放在课桌上的面巾纸都收起来。

阚晶晶的妈妈托付任丽华：“你使劲管她就行了，交给你了，拜托你了。”

任丽华并不是一个知识渊博的青年，尽管她是大学专科毕业，她的知识结构并不优秀。但她对残疾孩子的一片善心使她有条件成为最优秀的特教老师。

她悉心观察每一个孩子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家人屡次催她回乡工作，任丽华却一再拒绝，因为这些孩子已经成了她最大的牵挂。

孩子们的床单，本来平时是孩子们各自带回家去洗，但拉上屎尿就必须在学校里洗，高淑珍、王国光、任丽华不忍心让孩子们扛着沾了屎尿的床单回家。

孩子们星期天回家了，任丽华就给孩子们洗衣服，洗床单。先要用水泡，用鞋刷子刷。洗干净了，才能晾干，冬天只能用甩干机。

2007年寒假，任丽华回到抚宁县的家。她还没坐下，她妈就开始说了：“哎呀人家谁谁谁都找婆家了，你还不找啊，你想把我气死啊。”

任丽华没有找男朋友。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她一天24小时守候在这帮孩子们身边，如果没有人介绍这个环境之外的人和她交朋友，她就没有谈朋友的可能性。在那个小院里，两个成年男性已经为人夫为人父，未成年男性就是那些残疾孩子。

2008年春节后的正月十五，是传统的元宵节。这一天，魏小尧告别了高淑珍一家，告别了朝夕相处两年多的孩子们，结束了他在高淑珍家一年零三个月的志愿服务生活，回衡水迎接新生活。

任丽华的任务更重了。

2008年8月，任丽华的母亲查出胆囊癌，已经是晚期住进抚宁县医院。

癌症被一些人视为不治之症，在农村尤其如此。在重大疾病面前，农村有一种消极的观念：“治了病治不了命。”

任丽华的爸爸为任丽华的妈妈安排保守治疗、保守维持。

在妈妈住院期间，任丽华仍然坚持在高淑珍家为残疾孩子做志愿服务。

任丽华的妈妈知道自己得了绝症，将不久于人世，于是更加急迫地催促任丽华结婚成家，但任丽华终于没有让妈妈放下这颗心。她甚至没有请假照顾妈妈一段时间。直到2009年春天，任丽华的爸爸给任丽华打来电话：“你妈快不行了，你回来陪她几天吧。”

任丽华当时的感觉“象天塌一样”，“不敢相信”。她向高淑珍请了假，回抚宁去陪陪弥留之际的妈妈。

高淑珍给任丽华买了一条紫色的裙子，给任丽华500块钱，并且随任丽华一道去抚宁医院看望任丽华的妈妈。

王国光对任丽华说：“如果真的有一天你妈不在了，你就把我家当作你的家，我当你姐，把你当作妹妹。”

后来任丽华说：“国光这人心眼好，实在，对每个人都这样。”

高淑珍给任丽华买衣裳，不给王国光买。王国光有一次给妈开玩笑，说你给丽华买衣裳，是不是也给我买？

高淑珍对王国光说：“你买啥呢你买，你结婚了，穿啥不一样？穿啥裙子呢，有那长裤衩就行了。”她对任丽华说：“你姐结婚了，你还没结婚呢。”

任丽华到了医院，她妈妈已经处在昏迷状态，已经不能和她说话。她在医院里陪妈妈二十天，没能听到妈妈说一句话。就这样，她妈妈带着许多未了的心愿撒手人寰。

任丽华送走了母亲，回到高淑珍家，继续给残疾孩子们做志愿者。

从那时起，高淑珍一家对任丽华像亲人一样，像家里人一样。

任丽华就更加把高淑珍家当成了自己的家。

从电视上看到，记者采访时，任丽华说：“自己现在啥都不想了，就是想帮着高阿姨把特教学校办下去。”

任丽华说：“现在我母亲也没了，我就把我高姨看成我亲妈一样。农村嘛，得守孝三年，现在我都没考虑这么多事。我也不想离开这儿，只要我跟孩子们在一起，我就感觉快乐。”

王国光格外关照任丽华。冬天，她嘱咐她“多穿点儿，别冻着”；夏天，她嘱咐她“注意避暑，别热着”。

任丽华说：“大一岁，她就是我姐。”

高淑珍害怕丽华走了，她的学校就办不下去了。

“高姨你放心，我肯定不能把残疾孩子扔下就走。”

“那就找个象你姐夫（指王利忠）这样的，上咱家来过。”

王国光对任丽华说：“我爸说了，你找哪儿去，肯定给你做嫁妆。”

任丽华在高淑珍面前，有时叫“姨”，有时叫“妈”，起初叫“姨”的多，后来叫“妈”的多，她跟着王国光喊“妈”。

2009年秋天，滦南一带下了一场大雾，大雾持续两天。

高淑珍家从保定来的脑瘫儿童刘世峰，睡到半夜，突然抽风，翻白眼，吐白沫，浑身痉挛。

任丽华不敢怠慢，抱起刘世峰就往外跑。她没顾上穿外衣，她的鞋子穿错了脚。

高淑珍联系了附近村里的几辆出租车，司机都因种种情况或者以种种理由不能来接她们。

村支部书记家里有一辆面包车，支部书记诚心诚意借给他们用，但那辆面包车在那天夜里死活打不着火。

高淑珍给王国光的大姑打电话，王国光大姑家有面包车，王国光的表哥蔡志诚经常给他们开车做义务服务。蔡志诚开车接了高淑珍和任丽华，送刘世峰去县医院。

进了县医院急诊室，值班医生边做检查边问任丽华：“你是孩子的妈吧？”任丽华没有回答。医生又问高淑珍：“你是孩子的奶奶吧？”

高淑珍对医生说：“别说这个了，别说这个了，赶快说给孩子咋整。”

医生一边开药，一边说：“都是这场大雾闹的，雾消了就好了，脑瘫患儿遇到大雾天就容易出现这种症状。”

高淑珍和任丽华长吁了一口气。

医生建议任丽华把脚上的鞋子换过来，颠倒着穿，既不舒服，也不美观。

任丽华这才发现鞋子穿错了脚。

医生故意逗任丽华开心：“就这样穿一身秋衣秋裤来我们医院？下次来一定要穿整齐一些。”

然而，没过多久，任丽华又以同样的形象出现在滦南县医院的急诊科。

来自衡水的刘畅，大脑炎后遗症，刘畅的父母都在北京打工，没有条件把孩子带在身边，听到高淑珍收留残疾孩子的消息，就把儿子送来了。

当时高淑珍反复问刘畅的妈妈，刘畅是不是犯病，有没有其他问题，如果有，就不敢接收。

刘畅妈一再表示她儿子没有任何问题。她在高淑珍家住了一个多星期，然后去了北京。

就在刘畅妈走后不几天，刘畅夜里犯了癫痫。他持续抽风，人事不省，口吐白沫，把自己的舌头都咬烂了。

这一天没有雾，刘畅也不是脑瘫患者。高淑珍和任丽华又一次夜里租车把孩子送到县医院急诊室。

这种情况，已经不知多少次了。县医院急诊室的大夫对高淑珍和任丽华已经熟悉了。“你们家怎么这么多残疾孩子？”医生终于忍不住问。

高淑珍没有作正面回答，只是央求医生以最快的速度把孩子的病治好。

刘畅住院4天，花费2200元。这一次高淑珍没有欠账也没有借账，王利忠暑假里去云南打工，恰好挣来2200元工钱。

刘畅出院了，王利忠在云南挣的工钱花完了。

高淑珍在刘畅犯病的次日一早就给刘畅的妈妈打了电话。

刘畅的妈妈迟至刘畅出院那天才赶到滦南。

刘畅妈又陪着刘畅在高淑珍家住了几天，然后带着孩子去北京了。

刘畅看病的钱全由王利忠负担了。这2200块钱，对王利忠是一笔不小的资金，他曾设想用这笔钱给他儿子买点吃的用的，给他媳妇买一点补养品，媳妇王国光又怀孕了，老是吃大米白菜，恐怕胎儿营养不良。但他没有想到，刘畅犯病，恰好把他的2200块钱花了一个净光。

刘畅不想走，他妈来接了，他说：“想姨，想姐。”

2009年夏天，新疆乌鲁木齐一青年慕名而来。三十多岁的小伙子，还没结婚，个儿也不高。他在高淑珍家住了一个礼拜。他信佛。他跟孩子们在一块儿睡。孩子们吃啥他吃啥。

面对高淑珍，这位新疆青年只跪不坐。

高淑珍说：“孩子，别跪着，坐着吃。”

他说：“我的屁股坐火车坐的疼。”

这位新疆青年对王国光说：“高姨是佛，我见到佛了，怎能不跪。”

这位新疆青年劝高淑珍：“身体是本钱，一定要把身体保养好了。”

高淑珍感慨说：“只要是到咱这儿来的，全部都是好心人。”

高淑珍心善，厚道，她让客人吃鸡蛋，她吃萝卜。

2009年冬天，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出钱买了好多煤，并且找汽车直接送到高淑珍家里，解决了他们整个冬天做饭取暖问题。

2011年七八月间，中央电视台12频道《见证》栏目组几位记者来到洼里村。他们没有惊官动府，也没有带工作设备，仅仅是到洼里村看一看高淑珍收教残疾孩子的大致情况。三位青年记者在高淑珍家里住了两天，然后离开，然后带了工作设备再度来到高淑珍家里，对高淑珍家的“炕头学校”进行全面深入采访。从高淑珍、王国光到任丽华、王跃元、王利国，到残疾孩子们，到孩子家长。从高淑珍家的小院，到高淑珍家的承包田。从任丽华和王国光的课堂教学，到王跃元、王利忠的田间劳作，几位记者辛苦工作了好多天。

采访高淑珍的记者中有一位姓金的来自西北大学的实习生，她把高淑珍的事迹和困难情况告诉了西北大学的同学们，西北大学的学生为高淑珍家的残疾孩子们发起募捐，收到一大堆衣被，包括鞋子、毛衣等等。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给高淑珍家里的残疾孩子捐赠一批铁架双层床。

高淑珍家吃饭的人多，蒸馍馍需要一种叫“笼屉”的辅助炊具，有了“笼屉”，每蒸一锅就能多加一层馍。但是，高淑珍没有钱买那“笼屉”。吃饭的时候议论到这个话题，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到附近集市上给高淑珍家买了一套“笼屉”。第二天，有了“笼屉”，高淑珍和了一袋面，一连做了400多个包子。家人、孩子、记者们，一扫而光。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采访的节目在2011年没有播出。

得知高淑珍一家的感人事迹之后，中国建设银行天津分行和京津冀旅游一卡通办公室联合委托北京凯弘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河北新闻网旅游频道共同承办了一次爱心捐助活动。

经过精心筹备，他们于2011年12月8日来到洼里村，为孩子们带来了40套羽绒服、5箱食用油、4万元现金，还有文具、书籍等学习用品，以及大量捐款，希望孩子们及高淑珍一家能在寒冬里感受到温暖，过上一个温暖的冬天。

孩子们穿着捐赠的新羽绒服十分高兴。

那天的中午饭是王利忠做的，五个菜，蒜苔炒肉，青椒豆皮，素炒茄子，凉拌豆皮，午餐肉，招待河北日报记者赵彤和北京的几个爱心捐助人士，他们送来了大米、食用油、羽绒服……

2011年冬天，深圳一位好心人给高淑珍家捐赠22件新羽绒服。

“我就想要个闺女，日子再苦也得要，女儿以后能照顾家，照顾他舅……”王国光说。

王国光要生第二个孩子，王利忠的爹妈要来住几天。但高淑珍家连安排亲家住的地方都没有。

王利忠对王国光说：“我不能回去看爹妈，爹妈来看看孙子总不过分吧。”

王国光：“你爸妈是我公婆，当然应该来。”

王利忠问王国光：“我跟残疾孩子们一起睡，你跟孩子们一起睡，我爹妈来了住哪儿？”

王国光反问王利忠：“你说呢？我也不知道。”

王利忠说：“我有打工挣的一点钱，我去买个双人床。”

王国光说：“买个床不得好几百呀。爹妈在这儿住不了几天，你买个床，是不是有点儿奢侈。”

“好几百也得买。我爹妈几年来一回，不能让我爹妈也跟残疾孩子睡呀。这个床我必须得买。”

王利忠为招待爹妈，赌气买了一张床，花了八百二十块钱。

王国光疼钱，心有不悦。

这对患难夫妻为此冷战了一段时间。

2010年底，王国光的女儿出生了。

王国光生女儿，正是冬天，她胖了，以前的棉袄都不能穿了，亲戚看望她新生的小女儿，给她的小女儿40多块钱的见面礼，她用这笔钱买了一件棉袄。

这时她的儿子东东入了学前班。王利忠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要帮助他的岳母高淑珍照顾好那三十多个残疾孩子，同时要养活这个四口之家，要担当起这个7口之家的生活，要担当起这个四十多口人的大家庭的生活。只要有机会，他就出去打工，近到县城，远到云南。但家庭经济状况依然是入不敷出，家里的日子一直是捉襟见肘。

王利忠的爹妈从大名来了，在那个床上睡了两晚上，执意要走。两位老人不适应儿子这边的生活。

王利忠给王国光商量：“咱们是不是能给爹妈买张火车票啊。爹妈大老远的从邯郸看我们来了。”

王国光说：“你看生孩子花了这么多钱，只要还能挤出钱来，是应该给爹妈买车票。”

可是，王利忠搞不到给爹妈买车票的钱。这一次，又是他父母自己出钱买票回去。

王利忠把父母送到滦南县城汽车站。父母怕他心里难受，告诉他：“不要你一分钱。”

王利忠爹妈都是属龙的，这一年60岁。

王利忠回家对王国光说：“我爹妈都60了，农村说60大寿，我爹妈60了，儿子不回去看他们，他们跑这儿来看孙子，还得花自己的钱，儿子毕业十多年了，连给爹妈买张火车票这样的义务都尽不了。”

王国光宽慰他说：“那咱们家就这条件，有什么办法呀，你当初既然留下来了，咱们也结婚了，你说怎么办？”

王利忠心里边那个愧疚，难以言表。“我和我媳妇沉默了好几天，我们俩冷战，我说我对不起爹妈，感觉心里不高兴。”

王利忠的儿子王东东在学前班跟着老师到镇上去参加演讲比赛，看到镇上的集市上有卖“肉夹馍”的，圆圆的一个饼，切开了，把切碎的肉塞进去，人们排队购买，买到的人吃得津津有味。他看了小店的招牌，也听到了卖主的吆喝：“肉夹馍。”

肉夹馍是陕西的民间小吃，到了冀东农村就成了稀罕东西。

老师掏出钱来给他买，他说他不喜欢吃。

回到家里，东东问妈妈：“如果我演讲比赛得了第一名，能不能让我吃一个肉夹馍？”

王国光答应了。

三天后，演讲比赛的成绩出来了，王东东成绩第一。

王东东要求妈妈兑现诺言：“妈，给我买一个肉夹馍吧。”

王国光没有钱给儿子买肉夹馍，但又不好食言，于是就在家里给儿子烙了一个白面饼，把饼子切开，在饼子中间夹了一点点肉末，权作奖给儿子一个“肉夹馍”。

这件事被王利忠知道了，他感觉儿子不听话，心有不悦。

暑假后，王东东从学前班转入小学一年级。

学校对面有个小卖店，不仅卖一些铅笔橡皮之类的学生用品，而且还别出心裁，不定期地从唐山一家麦当劳连锁店里买一些麦当劳套餐。

先不说这家小卖店的经营是否规范，单就“麦当劳”对农村孩子的诱惑，着实让人叹服。

王东东的同班同学差不多都吃过了麦当劳。

王东东回到家里，跟妈妈提出一个要求：“妈，如果我连续三次考试都是全班第一名，能不能给我买一个麦当劳？”

王国光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四个星期之后，王东东拿着三张周末考测试第一名的小奖状交给王国光：“妈，我连续三次周考第一名，给我买麦当劳吧。”

王国光犯愁了：“儿子，妈没钱啊；妈妈没见过麦当劳，不知道怎么做呀。”

“看上去也是肉夹馍，只是馍厚一些，像个馒头，肉片大一些，像个小圆片儿。”

“好，妈给你蒸一个大馒头，夹一片肉，就算奖给我儿子的麦当劳。”

按照王国光的想象，她给儿子做了一个“麦当劳”。

随着冀东农村生活的普遍提高，当地农村孩子的消费水平也相应提高。比如，孩子们课间喝的水，基本都不是白开水，而是可乐、冰红茶、红牛、王老吉等。

王东东受家庭经济条件限制，不敢奢望那些饮料，但他毕竟是个7岁的孩子，他向爸爸妈妈提出买一瓶矿泉水，矿泉水价格最低，一块钱一瓶。

“爸爸，我想喝一瓶矿泉水。”王东东恳求王利忠。

一瓶矿泉水一块钱，王利忠掏不出这一块钱，一股无名火突然上冲，他飞起一脚，把儿子踢出好远。

王东东哭了，王利忠也掉泪了。

后来王利忠还是给儿子买了一瓶矿泉水。王东东喝了那瓶矿泉水，留下了那个宝贵的矿泉水瓶，每天用那个瓶子带一瓶白开水，当同学们喝各种饮料的时候，他就说他的是“矿泉水”。

远在大名的爷爷奶奶听说孙子为一瓶矿泉水挨打的事，给孙子买了一台饮水机，一辆童车，一台电视机。爷爷奶奶寄实物而不寄钱，怕他们寄的钱花不到孙子身上而挪作他用。

王国光的闺女会走路了，王国光没给女儿买过新衣裳，女儿的衣裳基本都是邯郸的奶奶、姑姑、婶婶们给买的。女儿会走了，王国光终于给女儿买了一双鞋。“记者在这儿，无论如何给我闺女买双鞋。”

洼里村的孩子们几乎都上了针对孩子们的一种什么保险，王利忠的两个孩子没有上，因为他没有钱。

“儿子的衣裳，只有他奶奶姑姑买的是新的，我们没买过新的。”王国光说。

有一回打防疫针，路过一家超市，超市门口挂着一些童装，王国光的女儿停下不走，挣着要去看看那些花衣裳。“儿子没这样过。闺女这么小一点点就知道美。”王国光说。

王东东每年春节都能收到一些“压岁钱”，姥姥姥爷这边给不多，奶奶爷爷姑姑叔叔那边还是可以的。东东一两岁的时候的压岁钱都被妈妈花了，自从东东三四岁稍稍懂点事时起，他的压岁钱就由他自己保管，他的钱装在一个钱罐里，只能进不能出，除非把钱罐砸烂，否则不能把钱取出。

“妈，我那压岁钱都攒着。妈，我给你买个啥呢？我看人家的妈妈都戴项链，你咋不戴项链呢，我给你买个项链。”东东对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