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时道先生离开我们二十年了。无论达官显宦,或草芥细民,百年之后还有许多人时时说起他,记得他的音容笑貌,念叨他的好,夸说他的人品,一生或可无憾。
1962年早春,我是在宁海中学图书室见到柴先生的。图书室在柔石楼一层右侧,只一间教室大,十几个书架,藏书虽然少,倒是中外古今俱全,放置整齐,一尘不染。柴先生是图书室管理员兼美术教师。如果不是有人介绍,就会把他看作传达室的门房、扫地敲钟的工友。那时美术课课时不多,不被重视,而小图书室只他一人,所以我把他的主兼职记住了。这主兼职是我为他定的位,以一个当地已成名的中学美术教师,而去担任小图书室管理员,足见先生的老实、厚道,不知道先生心里怎么想?如果在今日,是不可能发生也不会有人愿意接受的。在当时,管理图书可是个美差,因为与图书相处比与人相处安全,图书至少在运动到来时不会揭发你。诸葛亮云“苟全性命于乱世”,鲁迅说“躲进小楼成一统”,鼎革之际,知识分子普遍怀有这种心态。
为什么我第一次见面就称呼“柴先生”,而非老师或老柴,也许事出有因。胡孝心老师曾经沧海,圆通世事,却又不失方正,陈雅来内向,有点深不可测,偶尔也有“豪”的一面;而柴时道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与终生印象则是“和”——温和,平和,谦和,雍和。和生敬,敬生畏,这也许是我称他“先生”的直接原因。柴先生当时年纪并不大,中等个子,偏瘦,戴深度眼镜,须发已经花白。他说话声音很轻婉,嘴角总是带着笑意,那笑意略微牵动眼角边的鱼尾纹,显得和颜悦色,和蔼可亲。这见面一瞬间印象,仿佛木刻雕绘,线条生动,勾勒分明,至今隐约还可想起他招牌式的淡淡一笑。每当我去图书室借书,总会看到他在认真抄写、编目,批改作业,却从未见过他作画。我办理借书手续时,他会很自然地站起来,微微欠身,点一点头,落座,登记,书写工整,一丝不苟,动作利索,没一句多余的话。也许是缘分,我成了图书室的常客,每星期免不了要去一两次。虽然他知道我与他的外甥薛家柱是同学,却从不以长辈自居,总是谦恭地叫我“王老师”。彼此齐之以礼,君子之交淡如水,仅此而已。在这几年文化沙漠中,我几乎借阅过图书室内四分之一的文学书籍,读了能找到的全部莫里哀与莎士比亚,这是首先要感谢柴先生的。
1966年6月,我成为宁海“文革”祭坛第一份牺牲品。在排山倒海的批判浪潮中,没见过柴先生半张大字报,也没听到他在批斗会吭一声,他仿佛从人群中消失,却分明仍坐在那里,不言不语,无喜无悲。中国人爱打落水狗,不知是从哪朝哪代开始的,我却亲历身受了。批斗会场面似乎有点滑稽,鲁迅所称“做戏的虚无党”生动形象。在会场奋臂捋袖有之,义愤填膺有之,装模作样有之,照本宣科有之,一时气塞语噎亦有之。会后仿佛若无其事,默默走散,甚至暗自窃喜(幸好被批斗的不是我),也有心怀鬼胎(下一个会不会轮到我)。上行下效,日久成风,能够不沾染此风者有几?柴先生是其中一人。戏既然开演,有导演,有主角,有观众,跑龙套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但凡登台者必有其角色定位,小丑二花脸三牙须,脸上总会涂抹几点粉墨。有些人一世英雄,此时亦未能免俗,使人气馁;耿介如柴先生者,不说高风亮节,也称得上是“国粹”了。
一年多后“清理阶级队伍”,风暴再起,在劫难逃。宁海中学才六七十个教职员工,就有十几人被打入“牛棚”。凡在旧社会混过的无一幸免,能逃过此劫者唯柴先生一人。在同棚“牛友”中,也有处心积虑策划批斗过我的。那年月做人,越是善于窥察风向的,越是被风向所误。不知道明天吹来的是什么风?柴先生之所以躲过此劫,大抵有几个原因:一是不跟风,不作秀,善于藏拙,不事张扬。“结束铅华归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柴先生虽然年少成名,此时他只是个图书室小职员,既没有一官半职,又很少作画,如庄子《山木篇》所云,以“不材”尽其天年。二是他家道中落,一介寒士,陋巷箪食,与世无争,又淡泊名利,遇事谦让,头上没有辫子可抓。三是与人为善,从不树敌。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没有敌人,乃是最安全的。四是他笑口常开,慈眉善目,一脸佛相。柴先生的笑容透着从容与坦荡,真诚与无私,善良与质朴。虽说在做戏的年代,逢场作戏,假作真时真亦假;但凡遇到个“真”角色,假李逵碰到真李逵,也会心生怯意。俗话说“棍棒不打笑脸人”,何况那笑脸正洋溢着和气与正气。孔子被誉为“圣之时者也”。柴先生人如其名,他确实做到了安分顺时,安贫乐道。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世事洞明皆学问,他韬光养晦、安分顺时的处世之道,是常人难以效仿的。
我在宁海有许多师友、学生。柴先生是我敬重的长者之一。可惜有缘识荆,未能探骊。我曾在柔石纪念室借住数月,朝夕与大幅的柔石画像见面,柔石眼神里的那份睿智,我似乎在柴先生眼里也见过,却不知那幅画是柴先生所作。近日读到谷香世兄的纪念文章,我才得知柴先生的生平行事底细,柴先生早年曾得到潘天寿、徐悲鸿等画坛名宿的指点与奖掖,为抗日救亡奔走不懈,对保护文物卓有建树,且琴棋书画俱佳,古体诗也写得不错。也怪我眼拙缘悭,未能拜在门下,以我当时的年少张狂,对比先生的谦恭低调,更是汗颜无地。人生在世只是个过程,如日月之行,见,人皆知之;不见,人共仰之,那便是圣贤了。先生去世时有一副挽联云:“梅兰竹菊人品五绝,琴棋书画君子千秋。”二十年后,青山不老,故人如在,我也凑得一联,聊奉芹献:
不论人过思阮籍,
归去来兮慕陶公。
癸巳秋日于听涛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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