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愁风雨,树犹如此”,这是辛弃疾1174年写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词中的一句,它引用369年桓温二次北伐抵金城时说的话:“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辛弃疾作词时才35岁,桓温二次北伐时已57岁。辛弃疾正值壮年,是极想有所作为之时;桓温则是功亏一篑,为垂老而唏嘘流涕。辛词前面还有一句“可惜流年”,这大概是千古仁人志士的共同感喟。庾信《枯树赋》云:“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最使人惋惜的是壮志未酬,英年早逝,狂风折蕙,暴雨摧兰。今年是柔石烈士110周年诞辰,可他早在80年前就离开了我们,在世时间还不到30年。“墙外桃花墙内血,一般鲜艳一般红。”龙华桃花依然,烈士英魂未泯。也许只有铭刻在历史年轮的文化记忆——那些虽历劫风雨仍留下斑斑驳驳的血性文字,才能让后世一代代人去凭吊它,为之歌哭啼笑,为之沉思叹息。这也许便是文化薪火传承的意义,为历史的长夜添上几抹亮色,给寂寞的逝者奉献些许温暖。
柔石烈士是近代重要的文化记忆。最初,我是通过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柔石作<二月>小引》等文章认识柔石的,后又读了他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二月》。正好我的两个同学薛家柱、胡尹强与柔石同乡,更增加了我对他的几分亲近感。事有凑巧,1962年早春二月,我到柔石创办的宁海中学教书,校园的第三进屋便是柔石楼,正中间是甬道,两侧是方正的莳栽花木的绿地。楼上辟有柔石纪念室,室内空旷,只有一幅一人多高的柔石油画像。我一度寓居于此,与柔石朝夕做伴,晚间灯下重读《二月》,柔石笔下的芙蓉镇极似宁海的桃源桥,这是他心中的乌托邦,可是不久便被粉碎了。萧涧秋的出走与柔石之死似乎存在必然性。正如鲁迅所说:“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于是,我开始从柔石的宇眉、嘴角之间寻找他内心的特征,看久了,似乎能发现一些不易觉察的细节,如鲁迅当年观察到的“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就这样心仪神交,柔石不仅成为我文学上的向导,更是我精神上的导师。
当年柔石曾经想在宁海中学撒播文学的种子,但不久便被迫出走上海。我觉得自己应该为柔石、为宁海中学做一点什么,柔石文学社的构想就这样形成了。
柔石文学社是1962年春天成立的,胡孝心老师题诗志念:“文社称柔石,要知意味长。龙华烈士血,千载有余香。”当时只有一二十个爱好文学的高中学生参加,每周活动一次,或交流写作心得,或由我点评辅导。1964年4月春游跃龙山,规定每人交一篇诗文,胡孝心老师也参加了。可惜好景不长,风流云散。如王羲之《兰亭集序》所云:“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如今,多数社员已年近古稀。这次我重回宁中旧址(跃龙中学),已找不到昔日的踪迹,校舍已拆建,道路也改向,原先花木葱茏的庭院与曲径回廊变成操场,铺上塑胶跑道。人事几何,恍如隔世。
与柔石文学社活动配套的是不定期出版的《新芽》,刊登社员佳作。估计那次春游出过一期专辑,如果还在,或觅得些痕迹,乃至青春的音容笑貌。如今恰如白头宫女,故人相见,唯闲坐而已。胡老早于三十年前驾鹤西去,当年的“新芽”也垂垂老矣,怎能不慨叹“人何以堪”呢!
柔石文学社拍摄了几次集体照,我手头仅存的是1965年毕业社员的留影,连同我共16人。从照片上看,都有早年柔石的影子。这届毕业生多数都升上了大学,从此天各一方,有一半我已叫不出姓名。文学社成立四年多时间,有近百名社员相继毕业,在我脑海留有深刻印象的就有三四十人。除储吉旺、谢时强、薛家栓、程宁生这些铁杆外,63届有王宏寿、邬兴华、黄金法、陈文江、吴粲君、陈宏伟,64届有王孝林、杨灵芝、陈常钵,65届有储功彭、孙慧娟、葛三仙,66届有王兆洁、王兆林、郭余泉、林常飞等等。一生痴迷文学的滕延娟则是唯一的初中生。其中陈文江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王孝林考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王孝林当时文理科俱佳,参加文学社后偏向文科。他有一篇散文《绿水长流——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刊发在《新芽》上,洋洋洒洒数千言,我至今仍觉得好。另外有一个叫葛立朝,是1962年从岔路高中并入的,好像没有加入文学社,但我在文学社活动时经常夸他,教室外的壁报每期都点评他的作文。葛立朝的作文简洁、切实、生动,于议论尤有独到之处,在中学生中应属凤毛麟角。他次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不久前葛立朝从杭州给我打来电话,遥隔半个世纪,依稀保留几分岔路口音,说有七八个学生邀我到杭州见面。见面不知将会是一番怎样的情景?可惜流年,五十年风风雨雨,都已佳人迟暮了。
回首这一段历史,如果把它放在大背景下,简直会吓出一身冷汗。我在大学经历1957年反右,到宁海已是漏网之鱼,却又自投罗网。当年最忌讳的就是办文学社团,出版同人刊物。江苏、安徽、浙江早就有不少文学小集团遭殃,中学生也有触犯文网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可我显得白痴,以为柔石当年办“晨光社”“朝花社”并不犯禁。从1962年秋天“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到后来两个关于文艺界的批示,大批判刀光剑影不断,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文学几乎成为禁区、死地,可我们却把头埋在沙丘里,做着鸵鸟的梦。鲁迅说:“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文学社社员除了写学雷锋的文字外,也写人性,写青春与爱,写乡风民俗,在荒原上开垦出一片片绿洲,绽放星星点点的小花,直至“文革”无疾而终。柔石是左联五烈士之一,他的英名是极好的保护伞。“文革”初期批判我的成百上千份大字报中,竟没有一份是批判文学社的,也没有一个社员对我反戈一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异数,一个奇迹:一则有赖柔石烈士的庇荫,二则宁海多读书种子。宁海人确如鲁迅所说既硬且迂,就在我受批斗之后,不是社员的初二学生吴永斌成立了一个司令部,拉我去编辑报纸。而我在无聊中写了一些旧体诗词,一份给了王兆洁。不久,我被关入“牛棚”,文字俱成罪证。王兆洁为我捏了一把火,40年后,他竟把那份珍藏的油印稿交还给我,使我感到一份烫手的温暖。古人所谓“名山事业”,王兆洁竟身体力行代我做了。感愧之余,夫复何言!谁说文学不是春温而只是秋肃呢?
2014年10月,储吉旺又捐赠二百万元,至此柔石文学社基金已达四百零三万元。
“文革”后,宁海中学又恢复了柔石文学社,至今已届满50周年。宁海中学邀请历届社员与会,把社庆办成校庆。首任柔石文学社社长储吉旺君多次为文学社捐款,这次又慷慨捐赠一百万元。一个普通中学的文学社竟能屹立半个世纪不倒,而且得到地方、学校、社友如此眷顾,国内外都十分罕见。宁海中学符洪铭校长礼邀我出席这次活动,并嘱写几句话。我刚从新疆回来,匆匆中草成这些文字,嘤鸣之求,何论古今,就借用辛弃疾一句词作了文题。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的生命与意志力是比树更久远的。
2012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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