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的文化殉道者

《方孝孺自述编年》：谢时强编注，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此书为宁海县政协文史资料丛书之一。

杏花吐蕊，细雨迷蒙。1962年我初到宁海，正值早春二月。一条古街自西向东长约数里，南北分布几条曲折的深巷，居中矗立一座高大的“正学坊”；路旁是“义井”，石上长满苔藓，掩埋着方氏族人的忠骨。自明代以来，凡是到过这座古城的人，都无法绕过那座古老的牌坊、那口井，无法绕过方孝孺这个历史人物，更无法避开朱棣诛杀方孝孺十族800余人的血腥话题。早年浏览《明史》，我略知方孝孺其人其事。到宁海以后，经常听人说起方孝孺，就像是说邻近的亲族与长辈；每次走过“正学坊”与“义井”，便有一种不胜苍凉的凭吊意味，而且从学生与一些朋友身上也往往能感到那种棱角分明的“台州式的硬气”及“读书种子”的影子。“文革”期间，我到前童中学教书。前童的石镜精舍是当年方孝孺讲学处，村前的白溪自天台山发源长流至此。山不转水转，方孝孺已成为这一方水土最突出的精神高地与人文标识。白溪水清澈如鉴，映带着天光云影与两岸的树荫岚色、稻穗棉铃，水汽氤氲，彩云浮天，浑若仙境。遥想当年孝孺先生在此处讲学，得仁山智水之乐，可曾想过若干年后竟会发生骇人听闻的十族之诛？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其时，宁海城墙上常张贴杀人的布告，武斗死了不少人。我曾写下一首《古城月》志感：“踏着夜色，长长的影子跟随着/回头看，禁不住一阵心跳/童年的方孝孺走过，柔石走过……/‘正学坊’竖立东方式十字架/株连八百余口……/半圆的古城月/另一半可是刚被砍下的头颅？”我想，上天有好生之德，赐予这一片锦绣山水与四时美景，可为什么又不断在这片土地上演出一幕幕人间惨剧？这天人之际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鲁迅说，中国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在专制的屠刀下，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多少义民被屠戮，被杀害！同时他又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可是能够永垂青史作为表率并留住记忆的不是太多，宁海的方孝孺则是其中一员。可方孝孺多少又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后人有赞其忠贞、忠烈的，有悯其志节、鲠骨的，也有怜其迂阔不谙世故者，甚至有责其置十族生命不顾而全一己名节者……大抵都是就事论事，皮相之见。方孝孺这桩历史公案，说到底是个生与死的问题。方孝孺该不该死，为什么死，他的死有何意义，留下什么教训？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孰为泰山，孰为鸿毛，这权衡轻重的标准又是什么？我认为，对于14世纪朱棣发动的所谓“靖难之役”以及“壬午殉难”事件的客观评说，尤其是对于方孝孺惨遭十族之诛一案的正确定位，应该从天道、人性与中华传统文化诸多方面加以综合考察。历史是个整体性、全局性的概念，不能只着眼于一时一事。历史与文化一体两面，历史承载文化，文化传承历史。有了大历史观和大文化观，才能从整体与全局的视角看问题，才不致被局部与偏见所迷惑。

首先，说天与天道。

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十分重大和重要的符号，至大至尊，至高无上。作为文化符号的天，既是自然界与物质生成的总汇，又是世界的精神的本源。试想：原始人类穴居野处，置身于丛林沼泽之中，茫茫荒原之上，在艰苦的环境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年复一年，他们惊奇地发现日升月落，花开花谢，循环往复；寒暑易节，阴晴变化，都有规律可循；雨雪风霜，雷鸣电闪，气候灾异，亦有先兆示警。春种秋收，耕作有时；冬捕夏猎，收获可期。因此他们觉得冥冥中有一种超人的力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又是人的生存的依托，或可称之为“天”，为“天道”。在他们看来，天是具有独立意志的人格神，化育万物，与人类的生存与生活息息相关。于是，先于宗教，便产生了“敬天”“法天”的哲学思想。天与天道的发现，架起了人与自然之间沟通的桥梁，极大地拓宽了人的精神世界的无限空间，给思想、想象、艺术创作以丰富的灵感与创新活力。这是中国古典哲学的顶层设计，也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架构，体现了中国人的大胸襟、大智慧。天道本乎自然，人道基于天道。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亦人之所生。《易经》八卦，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吉凶祸福，无不与天道人事有关。孔子虽然说“天道远，人道迩”，但《论语》中仍有许多关于天道的精辟论述，如“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孟子对于天和天道的理解，与“民”的概念相联系，明确提出了“民本主义”思想，《尚书》也曾说过“天佑下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使天道与人道又接近了一步。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观点，升华了天与人的文化品格。宋儒倡导“理学”“心学”，天理良心成为至高无上的自然与道德法则。方孝孺也是其中一员，他确信“圣贤之学，所以贵乎穷理尽性，使此心浩乎与天地同体”“君以民为天”“贤者得民心，得民心，民斯尊之矣。民尊之，则天与之矣”。他所奉行的天道，“积诸身，行于家，推之国而及于天下，率而措之，秩如也”。作为天道与儒家学说的身体力行者，虽无力回天，却有心杀贼。他为捍卫天与天道以殉，死而无愧！

其次，说人与人性。

人性乃人的本性。人为万物之灵，除了自然属性外，还有它的社会属性，人性即人的社会性，既有先天的禀赋，更有后天的养成。无论是荀子的“性恶说”，还是孟子的“性善说”，都强调了学习、教化的重要性。鸟兽不可与同群，一山不容二虎，而人类则需要群居共处，休戚相关，守望相助。上古人类聚族而居，生息繁衍，以宗族血缘为纽带，自然形成了亲亲尊长的社会关系，并且孕育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可是，宗族部落间的利益冲突，引发了争斗甚至是流血的战争。孔子之世已经礼崩乐坏，到孟子那时“杀人盈城”“杀人盈野”，他称之为“率兽以食人”。挽回世道人心，规范社会秩序，成为拯救人类的第一要务。儒家思想的精义有二：一在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二在于正确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后者比前者难度更大。孔孟等先圣后贤，以天下为己任，以超人的智慧，创立以仁政理想、礼乐教化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协调各方利益，敦睦人际关系，建立伦常秩序，优化礼仪民俗，制衡强权暴力，特别强调“仁者爱人”“推已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的人本主义思想。虽说这还不是一种尽善尽美的理想化设计，实施过程也存在弊端与偏颇，甚至被歪曲和利用，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已经十分难能可贵。西方人曾惊叹中国古代文官制度与科举考试设计之精妙绝伦，殊不知中国以宗族血缘与道德伦常为纽带，以乡村自治与亲戚互助为基石的社会治理制度，具有惊人的自我匡救与恢复功能，几千年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正奠基于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当方孝孺殉难时，有一股凛不可犯的人性的力量与社会责任感支撑着他，有一种比暴力更强大、比个人生命与家族安危更重要的道义精神感召着他，故其不避斧钺之诛，灭族之祸。他的死是为了维护人与人性的尊严，维护儒教道统和人类良知，维护传承千年的中华文化和他一生坚守的信念，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再次，说中华传统文化。

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首先从教育开始，与读书有关。《论语·学而》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经过两千余年不断传承、充实与积淀，地负海涵，博大精深。历代的经史子集所书、文献所录、碑铭所刻、语录所记、习俗所传，一些常用的格言俗语，普遍的道理规则，日常的行为规范，约定俗成，代代相继，已经融化在中国人的血脉里，深入到骨髓中，成为民族文化的道德基因与心理定式。这是一项无比巨大的社会建设与人性改良的系统工程，犹如同出于黄河、长江之源的茫茫水系，哺育了中华万里沃野与亿兆民众，产生了一种毋庸置疑的民族与国家的认同感与不可割舍的凝聚力。与兵燹战火相比较，破坏力最大的不仅来自对天道的亵渎，对人性的摧残，更来自对传统文化、纲常名教、社会伦理、道德风俗的全面颠覆，对知识与知识分子的禁锢和杀戮，其罪恶之尤一个是秦始皇，一个是朱元璋。方孝孺不幸生于这个历史大变动时期，更不幸生于一个儒学世家。他的老师宋濂是明代大儒，曾辅佐朱元璋开国，竭忠尽智，致仕后受胡惟庸案株连，虽名满天下，仍不免一死。父亲方克勤也是一代名儒，而且是出名的清官、循吏，但受人诬告，死于非命。方孝孺也曾受诬陷，牵连以致全家被押送京师，险遭不测。而他终其四十六年短暂的一生，都保持儒生身份，以读书、教书为业，以著书立说为乐，即使是生命的最后四年，也不过任从五品侍讲学士。可是，方孝孺“读书种子”的名声却把他推向历史的风口浪尖。当朱棣发兵南下时，他的第一谋士姚广孝曾跪求说：“方孝孺此人素有学行……望陛下千万不要杀他，杀了他天下读书种子就要绝了。”这自然不是姚广孝一个人的评价，而是社会公众的共识。所以，尽管朱棣攻陷南京后，大开杀戒，但他并没有杀方孝孺，而是多次派人召见，和颜悦色，命起草即位诏书。生死一念，荣辱千古，白虹贯日，气壮山河！

请历史记住这一天，时在建文四年（1402），酷暑似蒸，明皇宫内外禁卫森严，如临大敌。金銮殿上以朱棣为一方，以方孝孺为另一方，历史正在上演一幕旷古少见的大剧、壮剧、悲剧。此时，双方的身份与力量是绝不对称的：一个是叱咤风云、统军百万、掌生杀予夺之权的帝王，一个是手无缚鸡之力、束手就擒的儒生；变换一个角度看，一个是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八圣道统与六经文章的读书种子，一个则是背离天道人心、践踏纲常伦理的乱臣贼子。在“壬午殉难”数以万计的节义之士中，黄子澄、齐泰、铁铉等人是必死的，而方孝孺则可以不死，只要答允起草朱棣即位诏书，朱棣或会放过他，甚至授以高官显爵。历史没有“假如”，假如为方氏家族数百口生命计，方孝孺违心屈志写了诏书，那么，他将何以面对数十年所读的圣贤之书，何以面对他所教的数以百千计的学生以及他作为考官所录取的士子？又何以面对普天下读书人的瞩目与期待，何以面对死去的父亲与恩师的教诲，何以面对他一生所写的诗文与志向？昔人有言：“千古艰难唯一死”“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在方孝孺从容就义之前，他已经知道黄子澄、齐泰诸人惨遭灭族之诛，士可杀而不可辱，早将生死置之度外。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他身为一代文宗，膺寄天下重望，敢于反抗朱棣的淫威，已经不是对个人身家性命的孤注一掷，而是为了捍卫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奋力一搏。虽说以卵击石，强弱异势，至少也要让那些杀人的独夫民贼惊出一身冷汗，魂梦不得安宁。使后世的读书人有所自律，有所悚惧，有所坚持。中华民族之所以五千年传承不衰，普天下华夏儿女几经悲欢离合，身在天涯海角，依旧心灵相通，血脉相连，就是由于中华文化薪火相传，重节气，贵操守，崇尚礼乐教化，推己及人，充分体现人性与人格之美，具有强大的道德与精神力量。因此方孝孺所殉的是中华文化与做中国人的准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底线。他生前曾经说过：“士之可贵者在气节，不在才智……国家可使数十年无才智之士，而不可一日无气节之臣。”求仁得仁，他一个人与他的家族倒下去，中国人与中华文化的脊梁骨则挺了起来。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亲人死在屠刀之下，倒在血泊之中，这需要多么坚忍不拔的勇气与多么强大的人格力量！文天祥《正气歌》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此时，我终于找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明白方孝孺作为“不死的文化殉道者”的心迹。天道与人性兼容相通，文化是血脉。

我的这些感慨与言论都是读了谢时强君的《方孝孺自述编年》这本书稿生发的联想。最近这几年我常常到宁海去，这片养育过叶梦鼎、胡三省、方孝孺、柔石、潘天寿等人的土地，也是我的第二故乡。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宁海人重道义，好读书，有正气，能担当，乃山水之钟灵毓秀，人文之薪火相传。谢时强君也是当代宁海的读书种子。数十年来，他一面教书，一面搜集资料，甘于淡泊，笔耕不辍。他编订了方孝孺的《逊志斋集》，出版了《宁海文献丛书》及校本教材等书数十种。这部《方孝孺自述编年》在传记体例中颇具独创性，是传主最真实的内心告白，相当于个人的私密日记，而其内容则涉及天道、人性、政治、礼法、经济、民生、文化等许多方面。读其书，不仅知其人，而且可以窥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堂奥与精髓，读者所得当更在书外。谢时强君忠厚、诚朴、聪明，尊师重道，有古人风。我每次去宁海，他以花甲之年，仍侍坐在侧，恭尽弟子之礼。宁海斯文一脉，竟至于斯！可见文化之树常青，文化的殉道者是不死的。

201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