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留光明在人间

店与店相连形成了街，屋与屋相连变成了弄，柴桥就是由纵横交错的街与弄连接而成的江南古镇。随着岁月的推移，街不断延伸，有了上街、中街、下横街、西横街；弄不断增多，有了何家弄、智昌弄、蒲鞋弄、茶亭弄……在诸多小弄中，有一条紫红色石板铺就的小弄叫智房弄，它一头连接芦江胡氏支祠，一头通往柴桥上街，弄两旁是智房民居，中国“电光源之父”胡西园先生的故居就在这里，现在的门牌是老屋10号。

1882年，英国人开办的电气公司在上海外滩架设6公里电灯线路通电亮灯，达官贵人和平民百姓聚集外滩看“稀奇”，当电灯在漆黑夜空亮起时，人群情不自禁地簇拥着大呼“电灯！电灯！”自此电灯被称为“赛明月”，上海也成为“不夜城”。21年后的1903年，尚在镇海县立中学读书的胡西园先生来到上海，真正见识了神奇的电灯，也知道了照亮上海街头的电灯不是中国生产的。出于对电灯的着迷，他去亲戚开办的纱厂做灯泡的电阻电压试验，结果虽然把纱厂的总保险丝烧断，但他的心中却萌发了发展民族工业、研制国产灯泡的志向。为了实现这一心愿，胡西园先生在镇中毕业后选择就读浙江高等工业学校，1920年学成后到上海创业，先后开设五金号、机器厂和恒昌船厂，还经营过棉纱厂。但每当他面对上海滩的灯红酒绿，就会想起国人在租界里低人一等的遭遇，遂决心实现自己少年时的愿望——制造电灯泡，与洋货抗争，以实业救国。

但要制造电灯泡谈何容易，国内的灯泡生产技术一片空白，为了达到目的，胡西园先生一面到图书馆寻找国外杂志中零星的制作工艺介绍，一面在家中辟出一间房子作实验室，并与意气相投的留德工程师周志廉和留日工程师钟训贤等组成研究团队。在灯泡研制中，他们面对灯泡漏气、断丝、裂管、爆炸等困难，毫不气馁地对照实物进行琢磨，终于在1921年4月4日成功地研制出我国第一只长丝白炽灯泡，结束了中国人不会制造灯泡的历史。

灯泡试制成功后，胡西园先生即于1921年初夏变卖了部分家产，筹资3万元投资灯泡生产。在通过日商隆记洋行的黑田从日本购得2套日制灯泡旧机器后，租借上海福建路唐家弄242号开办起电灯泡工厂。由于生产成本大于销价十几倍，创业第一年，灯泡生产成了“烧钱行动”，为了维持生产，胡西园先生悉数变卖了除柴桥祖传房屋之外的所有不动产。好在绝处逢生，1922年11月周志廉告诉他一个消息：德国电器专家OPEL要转让在上海甘肃路开办的小型灯泡厂。这一消息如久旱中的甘霖，胡西园先生遂决定并购，几经谈判，终于在1923年春以2万元成功买进该厂，并托掮客出售了原陈旧设备。为了提高灯泡质量他还花重金进口了式样最新的验光机等设备，扩大工厂的生产规模。并继续聘请原电器厂的工程师，在新厂内成立研究机构进行技术攻关，使电灯泡的质量越来越高，达到连续通电1000小时且灯丝没有损坏的最先进国际标准。同时为有利于推销，他决定取德国“亚司令”和荷兰“飞利浦”两个老牌灯泡厂的首尾两字和自己要执灯泡工业牛耳之豪气，拼成“亚浦耳”作为品牌名，希冀用外文谐音的品牌名称和灯泡优良品质，一扫国内市场上国产灯泡质量不佳、信誉低下的颓势，打破洋货一统天下的局面。

1924年11月中旬，孙中山先生去北京商议国事途经上海，受到上海各界人民的欢迎。孙中山一直大力倡导发展民族工业，提倡使用国货，所以上海工商界根据胡西园先生在研究灯泡和提倡国货中的积极作用，推选他为国货代表团代表之一，与王介安、黄汉强等去新开河外滩码头迎接孙中山。虽然当时的胡西园先生在上海工商界资历尚浅，但他在提倡国货运动中的活力却为劳敬修等长辈所推重，有幸与少数年长代表一起面谒孙中山先生和孙夫人宋庆龄。孙中山先生还对胡西园先生制造国货、提倡国货的行动给予肯定和嘉奖。

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国民激于反帝爱国义愤，“提倡国货、挽回利权”成为一种时代潮流，胡西园先生对国货倡导活动更加身体力行。1926年增资10万元，将自己的工厂改组为中国亚浦耳电器厂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在辽阳路新建厂房并购置德国产精密真空机等全套制造设备，精心开发新产品，使“亚”字牌灯泡声誉日著，成为与垄断市场的洋灯泡相抗衡的国货。为扩大销售，胡西园先生还将销售市场扩大到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已使用电灯的地区，远销到南洋和印度、澳大利亚、南美洲等国家和地区。1931年胡西园先生再次增资30万元，使中国亚浦耳电器厂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拥有600余名职工、日产1.5万只灯泡的工厂。同时还在鄱阳路设立分厂，生产电风扇、马达等新的电器产品。

1925年国民政府转移至南京，由于关税协定取消，外货大量涌入，官僚资本开始复活，严重影响到民族工业的生存发展。胡西园先生与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刘鸿生、华商纱厂联合会荣宗敬、丝织业公会蔡声白、面粉公会王尧臣等有识企业家以及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浦东电器公司等企业，为“维护产权”、有效抵御官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威胁，发起成立了中华工业总联合会，胡西园先生任理事。另外还担任了“上海市电器制造业同业公会”主席、“上海市电工器材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电工器材工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等职。“中华工业总联合会”的成立为民族工业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的生存和发展注入了一股活力，正如《剑桥中华民国史》评论所说：

以他们共同的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对政府权力的不信任为基础，……他们采取发展、进步、竞争为主旨的观点……阶级利益呈现出一种现代面貌，团结一致不再像过去那样是既得利益的团结一致，而是争取尚未得到的利益的团结一致。

“亚浦耳”的崛起引起了外商恐慌，于是美、德、荷、匈、日等国的商人联合起来，使出“杀手锏”进行阻挠破坏，手段可谓五花八门：收买一名亚浦耳厂职工，在配用的药水中暗掺碱质，造成红磷不纯而断丝；把发脆变质的钨丝卖给亚浦耳，以次充好进行欺骗；制造伪劣产品，假冒“亚”字灯泡；以5分银圆一只灯泡低价倾销，意图挤垮“亚浦耳”；推出可乐灯泡，在新技术上逼迫“亚浦耳”。面对外商挑战，胡西园先生积极沉着应战，首先积极开发新产品，抽集在造船厂和五金号的资本，投资喇叭头车、绕丝机等设备，成功研制圆形螺旋丝的可乐灯泡投放市场。进而聘请留美学生冯家铮为工程师，在改良生产程序、进一步提高质量基础上，开发研制成功更加新式的充气型“哈夫”灯泡，以提高产品质量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继之借提倡国货运动兴起之契机，顺应侨胞的爱国热情，将灯泡销往南洋华侨集聚地，引发华侨购买“亚”字灯泡的热潮，拓展了海外市场，解决了新产品“哈夫”灯泡在国内因价高而销量少的问题。

见各种压制手段被胡西园先生举重若轻地一一化解，美国的“奇异”、德国的“亚司令”、荷兰的“飞利浦”、匈牙利的“太史令”等公司就结成国际联合阵线，联合成立“中和灯泡公司”，制定“高价统销”和“副品廉价”策略进行反扑，欲用这“两条绳子”绞死中国亚浦耳。在后来的市场争夺战中，一场“日光”牌灯泡“双胞”战，充分体现了胡西园的雄才大略。1931年底，美国老牌“奇异”灯泡厂欲以大欺小，挤垮“亚浦耳”乃至中国的全部灯泡企业，就计划在市场上推出一批“日光”牌电灯泡来低价倾销，每只批发价仅1角银圆，并且给予经销商6个月放款期优惠，而当时同类电灯泡的真正市场售价是2角多银圆。面对这一中国灯泡行业的生死存亡危机，时任上海电器同业公会理事长的胡西园先生，忧心忡忡。经过周密调查，他得知奇异厂的“日光牌”灯泡没有在中国商标局注册，计上心头。抢先在中国商标局注册了“日光牌”商标，同时通过电器同业公会发动所有中国灯泡厂，每日按定额抽成，捐献一批电灯泡并印上“日光牌”商标。接着于12月23日突然在中国各大城市重要报刊登出大幅广告，广告称“日光牌”灯泡每只批发价5分，批发处设在上海小东门新组织的某电料行，见报即有货可批售。原本与“奇异”厂秘密商量好价格的电料商不明白“日光牌”灯泡的价格怎么突然少了一半，纷纷拍电报向“奇异”厂询问。然而胡西园先生早已算定美国人周六下午和周日一天不办公，而第三天又是圣诞节，这样连续三天经销商的电报是根本无法送达奇异公司主管手中的。而胡西园先生自己却抓住这三天有利时间，忙着与同业公会的会友一起接受其他经销商的订单并发货，让电料商感到5分钱一只“日光牌”灯泡确有其事。12月26日“奇异”厂的美国主管潘奇照例到办公室上班，一进门便被各地的电报湮没，看到如出一辙的电报内容，惊讶半天也不知怎么回事。由于两个“日光牌”灯泡的批发价相差一半，向“奇异”下订单的经理商认为“奇异”厂欺骗了他们，就纷纷退了订单。美国“奇异”厂也无法再销售“日光牌”灯泡，如销售就构成对中国商标的侵权，最终只能“打落牙齿肚里咽”，几十万只“奇异”产“日光牌”灯泡长待仓库，不见天日。

这场漂亮的短兵相接，体现了以胡西园先生为首的中国爱国实业家的智慧和理想，德国、荷兰和美国商人只得改变策略，分别在次年圣诞节向胡西园先生赠送了精装日记本、油画日历和铜质纪念章，企图与胡西园先生联络感情。同时提出签订联合协议、购买“亚”字商标和加入“中和”组成五国灯泡联合公司等等要求，来约束和兼并“亚浦耳”，但均被胡西园先生拒绝了。最终亚浦耳灯泡以光线正、用时长、质量好获得大家青睐，有的外商也开始向“亚浦耳”订货，“亚浦耳”的“亚”字灯泡在国内外市场站稳了脚跟，赢得了这场没有硝烟的市场争夺战。

就在胡西园先生的亚浦耳和其他中国民族工商业得到稳步发展的时候，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不断践踏中国大地。在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中，亚浦耳鄱阳路的分厂被日寇炸成一片废墟，辽阳路的原料和机器也被洗劫一空。日寇的暴行进一步激起胡西园先生的爱国之心，他一方面为应付市场需要在租界内的小沙渡路（今西康路）设分厂继续生产自救，另一方面积极参与抗日救援活动，赴前线慰劳张发奎所部将士。为在战乱中谋求民族工业的稳定发展，胡西园先生积极参与发起组织“上海内迁工厂委员会”，毅然决定冒着风险把重要设备和大批技术人员、工人西迁重庆。为实施迁移行动，他与胡厥文、颜耀秋、周锦水、张惠康、王佐才、孙鼎等赴南京与当局交涉迁厂拨款事宜。内迁路上，在镇江、武汉等地遇到难以想象的艰辛，在宜昌用木筏运载机器设备往重庆途中又遭到翻船损失，经过92天跋涉终于到达重庆。1939年胡西园先生在美丽的山城设立亚浦耳总办事处，购买土地，建造厂房，相继建立了西亚灯泡、新亚热水瓶、开远松香、开泰化工、庆丰皮带等八个工厂。但胡西园先生的西迁建厂活动却受到了国内官僚资本的阻挠，孔祥熙的二小姐相中了电灯泡制造，为此就通过孔祥熙的关系，设置障碍，挤压“亚浦耳”，迫使胡西园先生不能开工。面对当权者的欺压，胡西园先生最后只得让步，请一位与孔家关系密切的人当董事长，才平息了矛盾。但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官办的南京电工器材厂也迁到重庆，不但仗官势与“亚浦耳”争夺空运优先权、原料和燃料配额，还用高薪挖走“亚浦耳”厂的技术员和大批熟练工人，造成亚浦耳一时难以调度，几乎陷入不能开工的困境。后来又趁“亚浦耳”危难之机削价竞销，想把“亚浦耳”逼上绝路。如此种种，胡西园先生在自传中说：“亚浦耳迁川生产，难如过鬼门关。”

面对各种压力，为了战时后方民族工业的生存和发展，支援抗战，胡西园先生在工厂迁川后，积极参与“迁川工厂联合会”的组建并任常务理事，还参加了重庆国货厂商联合会和重庆市商会。抗战后期又参与发起筹组“全国工业协会”任常务理事。他运用这些工商业团体，与当局“折冲”，争取经济利益和政治民主。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长江水路得以恢复，美国剩余物资如潮水般涌入“陪都”重庆。对此，文舟撰写的《中国灯泡之父胡西园先生》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述：“迁川工厂产品的销售受到严重影响，使各厂日常开支和伙食都感到困难，弄得工厂负责人走投无路。”“全国工业协会”及重庆分会发动和组织厂长、经理数百人集会，为战后工业复兴，要求政府给予巨款资助。由于向行政院宋子文请愿未果，请愿厂长、经理就推派胡厥文、胡西园、吴羹梅作为代表同蒋介石进行面对面的谈判，最后蒋介石不得不答应补偿800万元，来解决众多内迁工厂的燃眉之急，这事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面对国民党的消极态度和官僚资本掠夺侵蚀的严重现实，如何为民族工商业拓展足够的生存发展空间，成为胡西园先生等工商界精英思考的政治问题。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领导来到重庆，为争取和平与国民党进行谈判。1945年9月毛泽东主席等领导先后三次在重庆特园、桂园、中共代表团驻渝办事处召见和宴请胡西园、刘鸿生、吴蕴初、胡厥文等七人，向他们介绍国内外形势和中共和平建国方针、民族工商业政策。周恩来还在胡西园先生主持的“星五聚餐会”上发表了历史性演讲，为民族工商业者指出光明前途。与中共领导的接触增加了胡西园先生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使他看到自己的行动方向。1945年底他积极参与了黄培炎、胡厥文、章乃器等建立新政党的筹备工作，在重庆实业大厦召开的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上胡西园先生被选为第一届常务理事。

1946年胡西园先生从重庆东归上海，全面筹划“亚浦耳”的复兴工作。经与当时工业局反复交涉后，终于收回被日军占领的原“亚浦耳”辽阳总厂，又在小沙渡路和沪西分别创办了二厂和三厂，使“亚浦耳”的生产能力恢复到日产20万只灯泡的水平，较战前增加10倍。其间还试制成功了我国第一根日光灯管。从此价廉物美的亚浦耳“亚”字国货老牌灯泡再次风行于国内外。是年初，民建总会由重庆迁至上海，胡西园先生作为对外联络负责人，多次组织为实现民建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纲领活动。同年5月胡西园先生出任行政院最高政治委员会计划委员会委员。国民党当局为逼迫胡西园先生停止民建活动，就以“规劝”“告诫”“警告”相威胁，又发文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家银行，中止与“亚浦耳”的金融往来，拒放工业贷款，追索前欠款项。但国民党的上述作为，反而使胡西园先生更加看清了当局的腐败，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信任。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政府要求胡西园先生迁厂赴台，汤恩伯还送来了飞机票。何去何从？胡西园先生思想斗争激烈，经过几天煎熬，决定拒绝汤恩伯的机票，等待上海解放，迎接共产党到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西园先生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配合政府做好公私合营改造工作。1959年“亚浦耳”更名为上海亚明灯泡厂，胡西园先生任企业总经理，并且先后担任上海市榆林区第二届政协委员和杨浦区第三、四届政协委员。1965年胡西园先生退休，1981年在民建上海市第五届代表大会上当选市委委员。1981年4月18日因心脏病在上海逝世，享年84岁。

斯人已逝，但当我回到故乡柴桥，经过智房时总会情不自禁去望一眼古老的智房墙门，回想墙门前原有的一棵高大的代代橘树，想着白色芬芳的花朵，想着高挂的橘黄色果实，仿佛听到屈子吟咏《九章·橘颂》的声音，“深固难徙，廓其无求”，“苏世独立，横而不流”。这正是胡西园先生的操守和品格的写照。恍惚间高挂树上的橘幻化成盏盏电灯，闪耀着的橘黄色光芒，仿佛向人们诉说着“长留光明在人间”的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