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怀民先生

我的父亲生前被别人称呼为怀民先生，这可能因为他是柴桥红光村长湖小学的创始人，当过老师的缘故。但我从父母亲的口中，得知在父亲的风雨人生路中，何止这一件事。

既然大家都叫家父为先生，我在文中也称他为先生吧。先生谱名振懋，小名连双（连商），生于1908年农历三月初一日，柴桥新祠堂后老屋人。清朝末年国家积贫积弱，民生萧条，先生的父亲聿储（财积）公操弹棉花、穿棕棚之业，因劳累过度，壮年已病入膏肓。先生尚在襁褓，其父亲就撒手西归，留下母子孤苦相依，靠母亲替人浆洗衣物和亲戚帮扶度日。为使孩子有些出息，先生年甫8岁，母亲即送他到家门口胡氏支祠中开办的青紫小学启蒙。12岁再入钟观光先生创办的新式学校芦渎公学读高小，因他是插班生，没有课本，老师要求背书时却能将课文全部背出，比有课本的学生还背得好，其天资得到老师称赞。两年后高小毕业，因年少又到柴桥宁远堂胡旭和（人称寿先生）私塾学习国学，因颖慧好学又写得一手好楷书，受先生青睐。后因家景日艰，15岁时母亲让他停学，托寿先生介绍职业。寿先生慷慨应允，并与上海科学仪器馆的柴桥同乡取得联系，欲介绍其赴沪就业。但事与愿违，刚好在上海粉笔厂工作的哥哥患肺癌回乡，甫即逝世，年仅20岁，哀痛之余，先生母亲不愿再让孩子离乡。寿先生悯孤儿寡母之艰，又介绍先生到柴桥大和绸布店做学徒，不料大和绸布店隔壁的饼店半夜起火，殃及池鱼。先生被迫之下，告别母亲远赴武汉宜昌利康绸缎号谋生。其间，先生与下洋董王村王玉美喜结连理，因在宜昌就业工资低、开支大，少有余钱养家糊口，只得回乡另谋出路。1926年到镇海江凤春绸布店打工。其时正逢第一次国内革命，镇海也风起云涌，在共产党领导下，各类工会纷纷成立，作为地下党负责人的新昌小学校长胡焦琴以宗亲身份找先生做工作，引导先生参加革命活动。故先生积极参加镇海店员工会活动，利用自己的特长在集会时前台唱戏，后场拉二胡，积极协助宣传演出，担任工人侦察队员维护活动秩序。并出面与老板协商增加工资，经艰难谈判终于成功。“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反日呼声强烈，各地纷纷开展抵制日货活动，先生激于义愤积极参与了镇海县的抵制日货活动，被推选为评议员到大矸等地查验日货，将查到的日货付之一炬，并在《镇海报》发表文章，斥责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在一位老编辑的建议下，正式将名字改为“怀民”，意即“心怀人民”。大革命失败后，原就对加工资不满的店老板对参与过工会活动的工人百般刁难，先生因此愤而离店，后经人介绍到上海一家教会学校教书。但到沪不久，即发生“一·二八”淞沪会战，战乱中，胡先生孤身留守学校，因该学校处于十九路军和日寇交战前线的中间位置，先生在饱受枪炮流弹的惊吓之中，又闻学校将被炸除的噩耗，即半夜孤身一人奔逃出来。幸遇十九路军战壕，得战士救助，两手空空逃回柴桥。

1932年时的柴桥镇，早己创办有芦渎公学等新式学校，但在邻镇的东周、西周、虞家、山下张等乡村，还只有一家设在谢家祠堂的私塾，当地的许多农家子弟因此得不到及时教育。为了改变现状，当地农民中的有识之士打算自己新办一所学校。当得知先生失业在家，就公推代表到柴桥邀请先生到该地办学校任教。当时先生刚从上海的教会学校回来，脑中有着当时先进的现代教育理念和教育救国思想。他得到东周等村农民邀请后，立即着手准备办校工作。先向镇海县申请办学，得到批准。继而在该地农民中筹备“六月蓬”会，以会费收入为办学经费。当地农民更是热情参与，带领子弟从山上砍来松树，制成黑板、桌、凳等教具。学校校址选定为地处长山头的湖东庙，因该校地处长山乡，且又在湖东庙就取名“长湖小学”。学校开办后，设语文、数学、唱歌、画图等课程，对贫苦的农家子弟予以减免学费。因此这所农民学校开办后，在村民中声誉很好，许多在私塾读书的农家子弟纷纷转到长湖小学就读。由此还引发了与私塾的矛盾。

谢家祠堂私塾为当时的乡长张某堂弟所开，因学生转学影响收入，即向堂兄诉苦，于是两人合谋由乡长张某出面，报请镇海县取消长湖小学，由此长湖小学与私塾的矛盾演化为当地农民与乡长间的保校和撤校斗争。在这场风波面前，先生没有退却，以学校主要创始人和教师的身份，立场坚定地站在农民一边，共同为恢复学校与乡长展开了艰难曲折的斗争。因官官相护，致使农民在当地投诉无门，先生激愤异常。一日去下洋董王村丈人家，见身为农会干事的岳父连声叹息，细问之下又被告知下洋乡民为解决孩子就近上学，在附近西宫设立的一所农民小学也被姓童的乡长上报县里后同意撤销，问是否有办法可想。先生闻之更为激愤，细思之下认为集二乡农民之力，以“镇海县当局在长湖小学和西宫小学开办事宜上，既准办又准撤的矛盾做法”为申诉理由，要求将办事昏庸，政令不一的县长撤职是恢复办学的关键，只要以此理由撤销了县长任职，两所学校复学指日可待。同时先生又想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在镇海店员工会活动时结识的倪少楼（音），其姐姐是国民党参谋本部次长贺耀祖的夫人，如请他将办长湖等两所小学的办学纠纷告诉姐姐，请她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解决长湖小学的办学问题，这事便又多了一个取胜筹码。于是先生决定临危受命，接受两乡农民的嘱托，自费到南京国民党和政府最高当局投诉。先生携带写就的诉状和东周、西周、山下张等地农民委托给他的一袋名章到了南京，一边向国民党党部和政府教育部等部门投诉，一边找到倪少楼请他帮忙。倪少楼热情地接待了先生，宴请时已身为团长的他劝导先生，不要对办学事再操心了，不如在南京留下来当个连级文官，既收入稳定也荣耀。但先生说：“我为民办事，忠民所托，办学的事请你一定尽力。”婉拒了倪的挽留。随后几经努力，国民党党部派邵姓秘书接待先生，告知此案已转浙江省党部处理。当先生持着邵秘书名片赶至杭州，省党部告知此案已移文镇海，要求查办“既准办又准撤的”糊涂县长。先生无心留恋杭州美景便匆匆赶回柴桥，佳音已传，下洋的岳父也告知上级发来了“门板一样大信封”的文件，我们办学校有希望了。镇海县长接到上级文件十分无奈，只得叫第六区区长出面调解，最后同意长湖小学和西宫小学继续开办，同时取缔谢家祠堂私塾，将私塾校具划归长湖小学使用，并且撤销两个乡的乡长，由农民选举乡长。办学斗争告捷。

但撤职后的乡长们不甘心失败，就到上海雇请“斧头党”数人，来长湖小学报复谋杀先生。乡长宴请杀手时，长湖小学校董（后任乡长）张某闻讯告知先生和乡民。当地农民知道后义愤填膺，拿起锄头、钉耙，赶至学校护校，参加者达百余人。原乡长见众怒难犯，只得叫杀手灰溜溜地回了上海。农民的护校斗争取得最后胜利。长湖小学和西宫小学一直开办，新中国成立以后改名为红光小学和礁碶小学，为当地孩子入学提供了便利。

1938年先生因不愿加入国民党和遭后任乡长排挤等原因，流泪离开了自己倾尽心血兴办起来的长湖小学。其时正逢家乡遭日寇践踏，百业萧条，要找工作谈何容易。面对嗷嗷待哺的子女，只得想尽办法谋生，但到穿山贩鱼，到白峰贩山货均告失败。1939年4月到昆亭小学代课，仅过了三个月，又在乡长的压迫下离职。无以为生的他只得白天替店家做金箔，夜里磨米粉，谋求微薄的报酬，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1940年10月与妻子一起谋划在柴桥下横街十字头开个小饭店，当时日寇封锁了宁波口岸，许多单帮从舟山定海进货，有的人来回需在柴桥食宿，所以小饭店经与妻子一起苦苦操持，略有起色。但好景不长，在一次日寇飞机轰炸中，小饭店被夷为平地，心血化为乌有。无奈之下，先生只得冒险去舟山做单帮，但乱世时期强盗横行，一次返回途中，不幸遭到强盗抢劫，苦苦哀求之下，强盗留下两打“自来火”，总算放了先生一条生路。自此每天在惶惶中度过，以做金箔谋生，先生的远房表兄弟周维新见其可怜，遂介绍先生到柴桥乡镇联合会做文件校对和监印工作，仅过三个月联合会便宣告解散，其后又介绍到柴桥茶商公会抄写文书，四个月后又因减少工作人员而被解职。为了生存，无奈在家做手工香烟，取香烟名为“双燕牌”。在柴桥当店对面转弯处租借面积约3平方米的三角形房屋设摊售卖，并辅以沙炒豆等食品和小人图书、铁环等玩具租借。如此苦苦支撑了三年。1945年2月，先生妻舅嘱代买一匹余姚大布，先生代买一匹后放在店里，不料刚巧有一顾客提出要购买该布，经讨价还价，细算一下可挣得四角钱，已相当于平时半月收入，于是非常高兴地卖给了他。从此，先生就在余姚人担布到柴桥出卖时，购买几匹粗布转手出卖，正巧对面当铺内开的布厂，生产的白布销路不好，布厂负责人就取一些布到先生店中寄卖，付给佣金。先生从失业的“教书先生”变成了“生意人”。半生艰苦历程使先生自小养成了勤俭的生活作风，一生不吃烟酒，不谋锦衣，但求温饱，绝不乱花一分钱。

柴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柴桥镇的新政府领导人孙厚生光临先生小店，教育和嘱咐先生参加柴桥商业市场的整顿活动，叫其任“民评委员”一职，参与对棉布行业的纳税申报评定。先生遵命，积极认真、铁面无私地做好这一工作，但从此种下祸根，被大布店老板和工商联的个别人视为眼中钉。后来孙厚生同志赴镇海县工作，大老板和工商联的个别人就乱报税款，并不依据经营业绩而是千方百计把税款强加到先生头上，逼迫得先生无法开店经营。

为了谋生，先生只得终止了小布店的经营，在迁居王家麓的胡氏宗亲的介绍和帮助下，带着幼小的子女到那里居住，开垦荒地种植番薯，因为力气单薄又从未干过农活，只好从下洋叫来妻子家的内侄帮助开垦种植。幸好孙厚生县长再次来到柴桥指导工作，他因没有见到先生就向邻居打探先生去向。当知道先生情况后，立即叫他返回柴桥，告诉先生说：“我们要发展民族工商业，就是要依靠你们这些出身寒苦的小商小贩，你应该将店开起来，并把店开好，为人民服务好。”当先生告知无资金开张营业的情况后，他即叫先生在柴桥最好的中街挑选店面，并叫先生到乾昌内政府开的棉布批发部进货，货款待出货后结算。在政府的支持下，先生终于在柴桥中街开了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店铺——天益布店。为了报答政府，胡先生要子女在算账时不得有一分钱差错，如有差错查到半夜也要查出来。不让妻子在店里拿新布给子女缝衣，以示“公私分明”。1956年棉布行业公私合营，先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带着连剪刀、裁尺都在内的店里全部货物和工具，高高兴兴地参加柴桥供销社工作。

公私合营以后，工商联和后来的供销社领导，以先生在公私合营后有一年二十几元定息可拿为由，将先生们纳入资本家队伍，不管先生年老，叫他到亚浦九峰的偏远山区工作，还时不时叫他到梅山盐场修盐场或到农村割稻等进行劳动“改造”，对此先生都默默承受。后先生调回柴桥棉布门市部工作，他所在的卡其柜是全店最忙的，每天早出晚归，六七点赴店做准备，下午五点多才回家。逢市日更是经常忙到下午一两点钟才能吃中饭，妻子为他一次次热饭菜，总是失望地难见先生归影。但先生的辛劳工作却没有换来相应的嘉奖，每次加工资都轮不到他，1956年参加供销社时的40元月工资，一直拿到退休，各种先进荣誉奖励更是轮不到他。但他没有任何怨言，十几年如一日地辛勤工作，不使自己的账务出一点差错，以自己的辛勤带动每一个进店的后辈。

“文革”开始后，供销系统进行“阶级队伍整顿”，供销社的头头又将先生叫到在老当店办的“学习班”，要其在高墙内交代历史问题。当先生告知其在镇海发表文章是为了抗日，与所谓“特务”的《镇海报》主编李仲瑜（音）认识纯粹是编辑与文章作者的文字之交；进京“打官司”是为了创办“长湖小学”（红光小学）和下洋西宫小学（礁碶小学），花自己的钱为农民办事；进乡镇联合会和茶商公会是被生活所迫，与所谓的“汉奸”周维新只是亲戚关系后，学习班头头大怒，以讥讽的口气对先生说：“那么我们还要封你为大大的功臣了！”先生当即回答：“我问心无愧。”因没有交待出“问题”，先生又被关押下去，近三个月后见无“油水”可榨，最终只得以“政历复杂”为结论将他释放回家。谁会想到就是“政历复杂”这四个字，后来害得自己的孩子在被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时，在“政审”环节刷下，没能当成“工农兵大学生”。

“文革”后期开始整顿财贸队伍，孙厚生同志再次来到柴桥，在给财贸队伍人员排队时，孙县长明确提出先生是小商，不是资本家，公私合营后参加供销社工作，应列入供销社职工队伍。孙县长的一句话终于为先生解缚。先生工作到60岁退休时终于领到了光荣的职工退休证，不久还加上了一次一级工资，这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加工资。对此先生曾多次深有感触地对子女说过，我要谢谢孙县长，是他在我的生命低谷时三次伸手援助我，使我能领取退休金，安享晚年。出于对政府和领导的感恩之心，先生退休后积极参加义务管理市场活动，不忘发挥余热。嘱咐子女要“争气”，积极做好本职工作，报答社会和政府。

1989年农历七月十八日先生逝世，其子为其撰挽联曰“含辛茹苦留得一世清白，勤俭仁慈堪为后代楷模”，对联虽不工整，但却是对胡先生一生最好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