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的不道德

高层的不道德，既不能仅仅归结于政治范畴，也不能理解为基本上健全的体制内的腐败者问题。政治腐败是更为普遍的不道德的一个方面。成为时弊的道德情感之低下，并非仅仅是腐败者的问题。高层的不道德是美国精英的系统性特征。对这种现象的普遍认可，是大众社会的一个本质特征。

诚然，在健全的制度下也可能有腐败者，但倘若制度造成腐败，则在其中生活与工作的人也必然会被腐蚀。在大公司时代中，经济关系变得没有人情味—高管也不感到自己承担着很大的个人职责。在大公司构成的商业、军事和政治领域中，私人的良知被冲淡—高层的不道德也制度化了。这并不仅仅是大公司、军队或国家中的管理腐败问题，而是大公司富豪的一个特征。他们作为一个资本主义阶层，与军事化的国家的政治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这一观点看，比如说，有关雄心勃勃的年轻政治家的竞选经费的最重要问题，并不是这些政治家是否在道德上麻木不仁，而是美国政坛上的任何年轻人，如果他如此迅速地变得炙手可热，在当今时代倘若其所持有或获取的道德情感不在一定程度上变得迟钝的话，那么他是否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白领犯罪”和公共道德涣散、高价诱惑下的不道德行为及个人诚信的蜕化等诸多问题，都是结构性的不道德问题，而不是小人物的品格因恶劣环境而扭曲的问题。而许多人起码是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这种情况。每当有关不道德行为的重大新闻爆出，他们往往会说：“噢，又有一个人今天被抓。”言外之意是，披露的案件并非涉及偶然性人物的孤立事件，而是显示出一种普遍状况的征候。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们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所有这一切事例都是征候的话，那么其所显示的基本状况如何呢？

我们时代的道德忧虑产生于一个事实，即旧的价值观与正直的行为准则对大公司时代的男男女女来说不再具有吸引力，也并没有为新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所取代，从而可以使人们现在必须遵守的公司条例获得道德上的含义与赞许。问题并不在于广大公众已经明确地摒弃公认的行为准则，而是在于许多公众认为这些准则已变得空洞无物。从道德上讲，人们既没有予以接受，也没有予以摒弃的任何条件。作为个人，他们在道德上毫无防范能力；作为集体，他们对政治漠不关心。人们讲，“公众”在道德上感到困惑，所指的正是这种精神的普遍匮乏。

但是当然，不仅“公众”在道德上如此困惑，而且正如詹姆斯·赖斯顿所评论的那样：“华盛顿官场的悲剧在于，他们虽然每每由于旧的政治习惯和过时制度的后遗症而不知所措，但却不再从作为其创立根基的古老信仰之中汲取营养。他们死抱着坏东西不放，却抛弃了恒久之物。他们虽宣称拥有信仰，但却不信。他们知道旧的歌词，但却忘记了曲调。他们卷入了一场意识形态之争，但却不能确定自己的思想意识。他们谴责一个相信无神论的敌人的唯物主义，但却崇拜自己的物质至上主义。”

在经济和政治制度中，公司富豪现在行使着巨大的权力，但他们从来不需要赢得被行使权力人的道德认同。在过去两世代中崛起的每个利益方，每个新的、未经认可的公司权力、农业集团、工会和政府机构都会穿上道德高尚的口号外衣。那么什么事是没有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完成的呢？随着这些口号变得陈旧，人们会努力想出新的口号，而且它们也会依次变得普通。周期性出现的经济和军事危机始终在传播恐惧、犹豫和焦虑，从而给关于道德理由和高雅借口的繁忙研究又增添了新的紧迫性。

“危机”是一个已经破产的词汇，因为身处高位的很多人为了掩盖自己离奇的政策和行为而都在利用这个词。实际上，高层不道德的一个主要特征正是缺少危机，因为在真正的危机中，整个人类都会获得真正的替代选项，而这些选项的道德含义明显可以进行公开辩论。高层不道德、旧有价值观的普遍弱化以及无责任感的组织性都不涉及任何公共危机。相反，它们已经成为一种慢慢被忽略和默默掏空的问题。

普遍流行的高层圈子形象是那些被视为是名人的精英的形象。在讨论这些职业精英时，我曾提到，刚形成的权力精英并未垄断全国赞颂的明亮焦点。他们与名人世界的轻佻或狂躁的人物们一起在全国共享这个焦点，这从而成为他们真正权力的一个炫目掩饰。宣传和赞颂主要和持续放在那些职业名人上面，而不是在权力精英身上。所以这种精英的社会可见度就被分散注意力的地位因素降低了。

由于不存在任何牢固的信仰道德秩序，这就使大众中的人都能更加接受名人世界的操作和分神因素。他们要遵守的吸引力、准则和价值观顺次翻转，导致他们变得怀疑一切和产生犬儒主义，并转向某种针对小人物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因此，他们能间接地享受到企业富豪的特权、名人的夜间怪诞行为以及超级富豪的悲喜人生。

尽管如此，仍然存在一种尚未明显衰落的古老美国价值观：即金钱价值观以及关于金钱能买到的东西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即使在通货膨胀年代也仍像不锈钢一样牢固和持久。“我曾经富有过，我也曾经贫穷过，”苏菲·塔克（Sophie Tucker）曾说过，“请相信我，富裕是最好的。”随着很多其他价值观都已弱化，美国人面临的问题已经不再是“是否存在理智使用金钱无法买到的东西？”，而是“与能用金钱买到的东西相比，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中有多少是更加重要和更加令人渴望的？”金钱是一种明确的成功标准，而这种成功仍然是至上的美国价值观。

每当有钱人生活的标准流行时，有钱人不管如何获得的钱，他们都最终将得到尊重。据说，一百万美元能掩盖很多罪过，并不仅仅是因为人们想要金钱，而且还在于他们的标准也是金钱标准。在一个会赚钱的人能轻松获得名望和荣誉的社会中，“实际的”这个词开始意味着对私人收益有帮助，而“常识”这个词则指的是在财务方面先行一步。对有钱生活的追求是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观，这导致其他价值观的影响力下降，所以人们在追求不义之财和快速建立财产的过程中会很容易在道德上变得冷酷。

大量（虽然并不是全部）美国腐败都仅仅是赚钱和赚更多钱这个古老动力的一部分。但现在，这个古老动力运行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当经济和政治制度都很小和很分散（如在古典经济学和杰斐逊式民主的简单模型中）时，没有人能将制度为己所用来给予或接受好处。但当政治制度和经济机会既集中又相关联时，那么公共职位就能再次用于私人目的。

政府机构包含的高层不道德并不比企业公司多。只有当经济界人士准备好并且愿意接受财政支持时，政治人物才能授予这种支持。并且只有当有政治代理人能够给予政治好处时，经济界人士才能寻求这种好处。当然，宣传的聚光灯等多是聚焦于政府人士进行的交易，而这样做也有好的理由。期望越高，公众就越容易对公职人员感到失望。商人被假定是为自己考虑的，并且如果他们能成功地在合法的薄冰上溜过，那么美国人通常会因为他们做了坏事未受惩罚而尊敬他们。但是在一个像美国这样拥有如此彻底商业渗透的文明中，商业规则正被带入到政府中，尤其是当如此多的商人已经进入到政府中时。有多少公司高管会真的为一部对所有高管联系人和“费用账户”都要求进行仔细和公开会计操作的法律而奋斗？高额的所得税已经导致大公司与高层雇员之间形成一种共谋网络。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有很多聪明的方法能骗过税收法律，并且很高薪资人士的消费水平更多是由复杂的费用账户决定的，而不是由简单的税后工资。跟禁令一样，所得税法和战时条例都是在没有牢固企业公约的支持下而存在的。欺骗法律仅仅是违法，但能侥幸成功的话那就是聪明了。没有配套道德公约的法律会招致犯罪，但更重要的是，它们鼓励了一种权宜的和与道德无关的态度的增长。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它的高层圈子和中层都广泛地相信社会将成为一个由聪明骗局组成的网络，那么这个社会就不会产生具有内部道德意识的人。如果一个社会仅仅是谋取私利的社会，那么它就不会产生带有道德心的人。一个社会如果将“成功”的含义狭隘地理解为赚大钱，并且从这个意义上来把失败谴责成为主要的缺点，把赚钱上升到绝对价值的高度，那么这个社会将产生骗子操作者和见不得人的交易。

在企业世界中，在政治理事会中，以及在日益占优势的军队中，大的统治集团和权力机器的首领们不仅被视为成功人士，而且被视为成功的授予者。他们解读成功标准，并将这些标准应用于个体。那些位于他们下方的人是他们小派系的成员、他们的客户以及像他们一样的大人物。但阶层彼此之间的关联是复杂的，并且每个小派系中都有忠于其他派系的人。存在个人忠诚以及官方忠诚，也存在个人进步标准以及非个人的进步标准。我们在追踪各个高层圈子个体成员的职业生涯时，我们也是在追踪他们的忠诚历史，因为从高层圈子中成功必要条件的角度来看，关于高层圈子的首要和全局性的事实是：他们的基础都是自我吸纳。关于这些成功等级的第二个事实是：他们并未构成一种整体结构，他们是一组拥有各种关联并且经常相互敌对的小派系。我们必须承认的第三个事实是：在其中任意一个此类世界中，想要成功的年轻人会尝试让自己与那些掌控他们成功选择的人建立联系。

因此，那些非常迷恋成功的美国实用励志文学在关于“成功要件”的建议方面已经经历了巨大转变。意志力与诚实、崇高品格以及自发拒绝美色、烟草和酒精，这些冷静和个人化的优点都是19世纪晚期的成功要件形象，它们已经让位于“最重要的单一因素—有效的个性”，它能“通过魅力控制注意力”，并“散发自信”。在这种“新生活方式中”，人们必须经常微笑，并成为一个好的倾听者，谈论其他人感兴趣的事，让其他人感到自己非常重要，而且人们必须真诚地做所有这些事。简言之，个人关系已经成为“公共关系”的一部分，在个性方面牺牲自我，为的是在公司式的生活方式中实现个人成功这个唯一的目标。这些精英野心家想用出众的优点和努力工作来证明自己，但却建立在能被小派系吸纳的基础上，而且经常是一些不同于上述所谓优点的其他基础。

美国的高层圈子非常自豪地宣称自己的成员都是通过自我奋斗实现成功的。但这只是他们的自我印象以及他们苦心宣传的谎言而已。这个谎言的通俗证据是基于一些奇闻逸事，而它的学术证据应该是基于一些统计惯例，其中统计数据显示了有不同比例的顶层人士是下层等级人士的后代。我们已经看到了由地位上升人士组成的某些精英圈子中这些人士的比例。但与这些高层圈子中蓝领工人后代的比例相比，更重要的问题是获准进入这些圈子的条件以及关于谁应用这些条件的问题。我们不能从向上流动性就推断出它有更高的价值。即使现在那些被普遍使用的大致数字翻转过来，并且这些精英圈子中有90％成员是蓝领工人的后代，但这些精英圈子的吸纳标准仍然未变，我们就无法从这种向上流动中必然推出它有更高的价值。只有顶层位置的标准是值得称赞的，我们才能认为这种关于流动性的统计是有价值的。有观点认为自我奋斗成功的人是“好的”，而依靠家庭的人则是不好的，这种观点只有当事业具有独立性时（也就是说当人们作为创业者是依靠自己时）才具有道德意义。如果在一个严格的等级制度中，用考试来控制晋升，那么这种观点也是讲得通的。但在公司吸纳制度中，这种观点是没有意义的。

在心理学实际中，不存在所谓的自我奋斗成功人士。没有人能制造自我，在所有的美国精英成员中尤其是如此。在一个公司等级制的世界中，人们是由等级制度中高于他们的人根据所用的任何标准来选择的。通过与美国的公司进行联系，我们已经看到了当前的标准。人们要让自己符合这些标准，因此人们是由这些标准、流行的社会溢价制造的。如果不存在所谓的自我奋斗成功人士，那么就存在所谓的自我利用人士，而且在美国精英中有很多这样的人。

在这样的成功条件下，在开始贫穷而后变富裕的过程中，不存在任何美德。只有当变富裕的方法需要美德或者产生美德时，个人聚敛财富才意味着美德。在一个由上级进行吸纳的制度中，与揭示人们成功时的真面目相比，人们开始时是富有还是贫穷这个问题更能揭示的是那些负责选择谁将成功的人所采用的原则。

所有这些都已被高层圈子以下足够的人感受到，并且对于价值与流动性、美德与成功之间缺乏关联，产生了愤世嫉俗的观点。这是一种关于成就不道德性的感觉，并且可以从以下观点的流行中略见一斑：“这仅仅是另一个诡计而已”，并且“重要的不是你懂什么，而是你认识谁”。有相当多的人现在都认为成就的不道德性是一个既成事实。

一些观察家在他们的成就不道德感的指引下，走向了主要由学术社会科学提出的关于行业中人际关系的思想体系。但其他人仍然走向了由更新的放弃、内心平静文学带来的思想慰藉，而这些文学在一些平静下来的圈子中取代了旧有的疯狂励志和如何成功的文学。但不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风格，成就不道德感常常会进入到我们所称的高层不道德的公共敏感性程度。旧有的自我奋斗成功人士已经成为一个生锈的形象，并且没有其他成功形象能占据它曾经的光鲜位置。作为美国的卓越典范，成功已失去原来的意义，因为它已成为高层不道德的一个新特征。

美国精英的道德不信任以及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都依赖于高层不道德，但它们也依赖于关于高层无知情况的模糊感觉。在美国，大人们一度也是有情感的人：权力精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与文件精英重叠的，并且在他们不重叠的地方，他们也经常会有圈子上的重叠。在有知识的公众中，知识和权力能进行有效的接触，而且公众能决定很多事情。

詹姆斯·赖斯顿曾写道，“美国众议院在19世纪进行了关于希腊为独立而反抗土耳其的辩论，并在1947年进行了关于希腊和土耳其的辩论，阅读这两场辩论会最有启发性。第一个辩论是庄严和有说服力的，争论经过了从原则到例证再到结论的过程。而第二个辩论则是关于非实质性论点的一次沉闷的断章取义，充满了无关内容和历史知识贫乏的观点。”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在1783年会用伏尔泰（Voltaire）的“书信”和洛克（Locke）的《人类理解论》来让自己放松；而艾森豪威尔则会阅读牛仔故事和侦探小说。对现在那些已经到达高层经济、政治和军事圈子中的人来说，简报和备忘录似乎不仅取代了这些严肃的书籍，而且也取代了报纸。考虑到成就的不道德性，这也许是一种必然的情况。但关于这种情况的一个有些让人不安的地方在于，他们并未对自己没有教养的消遣方式和自己的精神表现感到一丁点的羞愧。

到20世纪中期，美国的精英群体已经成为一群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在任何合理的理由上都不能被视为是一种文化精英，甚至因此不能被视为是有情感有教养的人。在统治圈子中，知识和权力并未真正统一。而且当知识分子真的与有权人士的圈子产生接触时，知识分子的身份也不是同事，而是被雇用的人。权力、财富和名人精英甚至与文化、知识和有情感的精英并无一面之交，虽然这两个世界的耀眼的外表有时会在名人世界中出现重叠，但前者并未与后者保持联系。

大部分人都被鼓励去假设最有权势和最富有的人一般也是最有知识的人，或者是他们所说的“最聪明的人”。“人们无法做到才会去教人做”以及“如果你如此聪明，你为什么不富有？”等诸如此类的很多小口号都支持了这些观点。但这些俏皮口号表达的全部意思就是：那些使用这些口号的人假设，权力和财富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至上的价值观，尤其是对那些“不聪明的”人来说。他们还假设，知识始终是用这些方式来取得成功，或者肯定应该成功，并且对真正知识进行测试的也正是这种取得成功。有权势者和富豪们一定是最有知识的人，否则他们如何能到达他们如今的地位？但说成功获得权力的人一定是“聪明的”，实际上等于说权力就是知识；说成功获得财富的人一定是聪明的，实际上等于说财富就是知识。

这种假设的流行的确揭示了一些真实情况：普通人每天都倾向于从知识或能力方面来解释和证明权力和财富。这类假设还揭示了知识已经遭遇的那种经历。知识不再被广泛感受为一种理想，它被视为是一种工具。在权力和财富社会中，知识被重视是因为它是权力和财富的一种工具，当然也是在谈话中的一种点缀。

知识对个人的作用（说明自己是谁以及解放自己）是一种个人知识理想。知识对文明的作用（揭示文明的人类意义以及解放文明）则是一种社会的知识理想。但现在，个人和社会的知识理想已经同时成为知识对聪明人的作用（知识能让聪明人取得成功）以及知识对明智国家的作用（带来文化威望，让权力拥有权威）。

知识很少能给有知识的人带来权力。但一些急于成功的人所具有的假定的和秘密的知识以及他们对这些知识的自由使用，则会对没有防御权力的其他人产生影响。“坏人知识增长的速度跟好人一样快，”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说，“并且科学、艺术、品味、感觉与书信都被用于不公平的目的，也被用于高尚的目的。”总统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1790年，而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的确是如此。

知识和权力的问题是（并且始终是）有知识的人与有权力的人之间关系的问题。假设我们能够在当今美国中从所有权力领域中选择100个最有权势的人，并将他们进行排列；并且随后假设我们从所有社会知识领域中选择了100个最有知识的人，并将他们进行排列。那么有多少人会同时处于这两个名单中呢？当然，我们的选择将根据我们对权力和知识的定义（尤其是对于知识的定义）。但如果我们指的是这两个词的字面意思的话，那么我们肯定会发现，当今的美国只有很少人能同时属于这两个群体中，并且我们肯定也会发现，美国建国时同时属于这两个群体中的人要多于今天，因为在18世纪，即使在这个殖民地前哨，有权力的人也会追求学问，并且有学问的人也经常处于当权的位置。我相信，我们在这些方面已经经历了严重衰退。

很少有有知识又有权力的人，但有权力的人周围的确会围绕着有一定知识的人，或者至少是擅长精明交易的人。有知识的人并未成为哲学王，但他们经常成为顾问，而且是既不像国王又不是哲学家的人的顾问。当然，作家联盟一家低级杂志的主编真的曾帮助一位重要的参议员“润色他在1952年参议员竞选中发表的演讲”。但对有知识的人来说，他们不一定会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碰到有权力的人。大学与政府间的联系是脆弱的，并且当它们的确产生联系时，有知识的人会看起来像是“专家”，这通常指的是被雇用的技术人员。跟这个社会上的大部分其他人一样，有知识的人自己的谋生之道就依赖于这种工作，而这种做法现在是思想控制的一种主要手段。当取得成功需要更有权力的其他人的赞赏时，他们的判断就备受重视。因此，如果说知识分子在一个工作等级结构中为当权者提供服务的话，那么他们也经常是用不自由的方式进行服务。

民主人士假设存在一种公众，并且民主人士用自己的修辞宣称这个公众是主权的来源。民主需要两种事物：表达清晰和有知识的公众以及政治领袖，其中政治领袖如果不是理性的人，那么他们也至少会对这些有知识的公众做出理性的反应。只有当公众和领袖都做出响应和负责任时，人类事务才会处于民主秩序中；并且只有当知识与公众有关联时，这种秩序才能成为可能。只有当理性存在自发基础、独立于权力但又能与权力产生强大关联时，理性才能在塑造人类事务的过程中发挥它的力量。只有当存在自由和有知识的公众时，这才具有民主可能性，其中有知识的人可以为这种公众服务，而有权力的人也能真正为他们负责。这种公众以及这些有知识或有权力的人现在并不处于优势地位，因此，知识现在在美国也就不具有民主相关性。

高层圈子现在的典型成员是一种智力庸才，有时是一种尽职尽责的庸才，但他们仍然是一种庸才。只有当他们偶尔意识到自己无法做出自己有时应当面对的决策时，他们的智力水平才会得到体现。但通常他们会把这种感觉保密，并且他们公开的说话方式一般都是虔诚和有感情的、冷酷和勇敢的、愉悦和空洞的。他们只接受那些简短通俗、预先接受和有倾向性的理念。他们是电话、备忘录和简报年代的指挥官。

当然，我说这些人愚昧和平庸，并不是想说这些人就没有一点脑子。但这并不是“智力”分布的一个主要问题（假设智力是一种多少都存在一些的均匀的东西），而是关于智力类型以及所选择和形成的理智质量的问题，是评估实质理性在人的生活、性格和行为中作为主要价值观的问题。这种评估正是美国权力精英现在缺乏的。在权力精英中存在“权重”和“判断”，它们在精英的显著成功中要比任何心灵的精妙或智力力量重要得多。

在重要人物周围以及下方的是他们的权力技术助理，这些助理被分配做有知识的甚至是活动家的角色，他们包括：重要人物的公共关系专员、代笔人、行政助理、秘书，当然还有各种委员会。随着决策手段的不断增加，在美国的政治理事会之间存在一种理解危机，因此也就经常存在一种指挥上的犹豫不决。

精英之间缺乏知识体验与专家致命优势的事实和合法性有关系。当最近被问到关于反对党领袖对国防政策所做的批评时，国防部长回答说，“你认为他是这个问题上的专家吗？”当记者进一步施压时，部长声称，“军队首领们认为政策是可靠的，我就认为是可靠的”。稍后，当被问到具体例子时，他补充道：“在一些情况下，我们能做的就是问上帝。”如果这么大的一个角色就如此傲慢地给了上帝和专家，那么政治领袖还存在什么空间？更不用说那些关于终究是政治、道德和军事问题的公共辩论。不过，从珍珠港事件之前开始，在两党合作这个简单口号之下，趋势就变成了辩论的退场以及反对意见的崩溃。

超越政治人物和顾问圈子的智力修养缺失，公共相关想法的缺失意味着强力决策和重要政策的制定并不是按照人们证明或攻击（简言之就是用任何智力方式进行辩论）的方式。此外，任何试图进行这种证明的尝试甚至常常并未做出。政治关系取代了理性争论，操纵以及未经辩论的权力决策取代了民主权威。从19世纪开始，随着行政取代政治，越来越多重要的决策甚至未曾走过理性讨论的过场，做出这些决策的是上帝、专家以及像威尔逊先生一样的人。

官方保密领域越来越扩展，同时对那些可能向公众（不包括拥有高级许可的专家）泄露公众未知内容的人士进行的秘密监听也在不断扩展。关于核武器生产和使用的整个决策流程都是在没有任何真正公开辩论的情况下制定的，并且进行这种辩论所需的事实已经被官方聪明地隐藏、扭曲甚至成了谎言。随着决策变得不仅对美国人而且简直对整个人类来说都十分重要，信息来源被关闭，决策（甚至那些已经做出的决策）所需的相关事实也作为政治上的“官方机密”被从负载过重的信息渠道中隐藏了。

与此同时，在这些渠道中，政治修辞的文雅和敏感程度似乎在不断下滑。这种面向大众或被认为是大众的人进行的愚蠢传播所能达到的顶峰可能就是那种煽动性的假设，即如果能经常进行充分的重复的话，怀疑和指控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犯罪证据，这就像关于牙膏或香烟品牌的重复主张会被假定为等同于事实一样。围绕美国人进行的最好的一种宣传（至少在数量和喧闹方面是最好的）是对香皂、香烟和汽车进行的商业宣传，这个社会最经常向这些事物（更精确说是它们的名字）表达出自己最响亮的赞美。关于这种现象的很重要的一点在于，通过暗示与省略、通过强调以及有时通过平淡的陈述，这些针对商品的巨量宣传常常是不真实和有误导性的，并且它们更多的是指向肚腹，而不是头脑或心灵。做出强力决策的人或者那些让我们选举他们到达这种决策位置的人所进行的公共传播，越来越呈现出商业宣传和广告已经展现的无知和谎言。

在当今的美国，与其说重要的人物是教条的，不如说他们是愚蠢的。教条通常意味着某些关于理念和价值观的多少有些详尽的理由，因此它就有理智、智力和理性的一些特征（不管是多么顽固和封闭）。现在，我们要应对的正是所有公共力量的心不在焉，我们要应对的是对那种可能释放公共相关性的对知识的不关心和恐惧。这些现象导致了那些没有合理辩护理由的决策，而智力能够应对这些辩护，并加入辩论。

美国人面临的危险并不是严厉的政治素人表现的野蛮非理性，而是国务卿们受到尊敬的判断、总统们诚恳的陈词滥调，以及来自加州灿烂阳光下的真诚的年轻美国政客们所具有的令人可怕的自以为是。这些人用陈词滥调取代了理智，并且他们获得合法性的那些教条是如此被广泛接受，以至于不存在能战胜它们的理智平衡。像这样的人都是些不切实际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以现实主义的名义构建了完全属于自己的一个偏执狂式的现实，以实用性的名义投射出一个乌托邦式的资本主义形象。他们通过一个公共关系迷宫，用事件伪装取代了对事件的可靠解读；他们用不精明的心理战概念取代了对公开辩论的尊重；用稳健的平庸判断取代了智力能力；用执行者的立场取代了详细阐述替代方案并预测其结果的能力。

虽然（也可能是由于）存在理智被从公共事务中放逐、成就的不道德性以及有组织不负责的普遍流行，但高层圈子的成员仍然能从他们统治的制度领域的总体权力中获益，因为这些制度的实际或潜在权力都被归于作为决策者的高层圈子成员。他们的地位、活动甚至他们个人都被这种权力归属神化。并且在权力高层周围，存在一种威望半影，而政治理事会、公司富豪、海军上将和将军们就沐浴在这种威望半影中。不管个体成员多么谦虚，社会精英还是具体体现了社会权力的威望。此外，身处这种权威位置的个体几乎没有人能长时间抵抗住诱惑，不将自己的自我形象至少是部分地建立在他们所领导的集体的共鸣板上。身处高位的人依次作为自己国家、公司和军队的代表，他们开始认为自己以及自己所说和所相信的东西体现出确定自己身份的伟大制度所历史累积的荣耀。当他们以自己国家或国家事业的名义讲话时，国家过去的荣耀也会在他们耳中回响。

地位不再主要根植于本地群落，它现在追随拥有全国规模的大等级制度。地位追随有钱人，即使有钱人有点像恶棍。地位追随权力，即使它没有任何背景。在大众社会中以及下方，通向地位的旧有道德和传统障碍已经崩溃，美国人在高于他们的圈子中寻找卓越标准，他们会用这种标准来做自己的榜样，并判断自己的自尊。但现在对美国人来说，辨认出过去的代表性人物似乎比辨认现在的还容易。很难说这是由于实际的历史差异，还是仅仅由于后见之明的政治舒缓和权宜。不管怎样，在声望的政治分配中，实际上几乎不存在对于华盛顿、杰斐逊和林肯的轻蔑，而更多是对于当今政治人物的轻蔑。代表性人物在死后似乎更加容易获得人们的认可。当代的政治领袖仅仅是政客而已。他们可能是大人物或小人物，但他们不是伟大的人物，并且人们日益从高层不道德的角度来看待他们。

地位现在再次追随权力，而旧有的典型人物类型已经被成功人士的互助会所取代，这些成功人士指的是那些已经成为政治精英的职业行政人员，并且他们现在也已成为官方的代表人物。现在仍不清楚他们是否将成为大众想象和希望的代表人物，或者他们是否能比那些被取代的3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存在更长时间。他们的形象是保守的，并且深深卷入到成就不道德性和整体的高层不道德中。受过教育的美国人日益感到，这些人身上存在一些人造的东西。他们的风格以及他们成为“大人物”所依靠的条件都使他们很容易被怀疑是组装起来的：影子写手和化妆师的身影出现得过大，而伪造的巧妙程度又太过明显。

当然，我们应当记住，高层圈子的人可能会或不会设法让自己强制成为底层民众的代表，并且相关的民众可能会或不会接受他们的形象。精英可能会将自己的要求强加给大众，但大众可能并不买账。相反，公众可能会漠视或者甚至揭穿精英的价值观，用漫画讽刺他们的形象，嘲笑他们想成为代表人物的要求。

在讨论国民性格的模型时，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并未研究这些可能性。但是很明显，对我们当代人来说，我们必须考虑这些可能性，因为这种反应已经导致了被称为是“公关”的这种偶尔疯狂但始终昂贵的实践。对那些既有权力又有地位的人来说，不积极寻求称赞可能是最好的。那些真正高傲的古老家族不会寻求这种称赞，而职业名人则最善于积极寻求。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精英正日益与这些名人进行竞争，并设法借用他们的地位。可能那些没有地位光环但却拥有空前权力的人将会一直在那些拥有知名度却没有权力的人中间寻找这种光环，即使非常不容易。

对大众来说，存在来自名人的地位分神因素以及来自战争繁荣的经济分神因素；对那些的确留意政治领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存在来自本地至上性和权力中层的政治分神因素。这些都维持了一种幻觉，认为美国仍然是一个自我平衡的社会。如果大众媒体聚焦于职业名人，那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尤其是里面的学术社会科学家）就会聚焦于聒噪的中层。职业名人和中层政客是制度中最明显的人物。实际上，他们加起来往往就能垄断大众社会成员看得见的传播或公共场景，因此就能掩盖和转移来自权力精英的注意。

美国的高层圈子现在一方面包括职业名人的笑容满面、吸引异性和耀眼的魅力，另一方面又包含有权力、有权威、有钱有势的人的威望光环。这两个顶峰并不是不相关的。权力精英并不像名人一样引人注意，而且他们常常并不想被人注意。而职业名人的“权力”是一种分散注意力的力量。美国作为一个国民社会，的确拥有一组奇怪的偶像。专业人士基本上要么是圆滑的小动物，要么是无聊的小丑。而有权力的人基本上很少成为代表人物的典范。

因此，美国精英中流行的这种道德不安是非常可以理解的。而在那些比较严肃的人那里这种不安广泛存在，他们觉得这些人竟代表美国。美国名人的这种双面特性就反映在那些旅行游玩或工作的美国人类型中，以及很多受过良好教育和能够表达清晰的欧洲人所持有的“美国人”印象中。美国的公共荣誉现在往往要么是轻佻的，要么是冷酷的；要么是完全庸俗琐碎的，要么就是自命不凡的。

美国的权力精英中并不包含那些自身行为和性格构成美国人模仿和励志典范的代表人物，并不存在一组能让大众成员正确和乐意识别的人。从这个根本意义上来讲，美国的确没有领袖。但这就是大众的道德讽刺与政治上未指明的不信任的本质，它能轻易被排除，并且不会产生实际的政治影响。在经历过去30年的人和事之后，这进一步证明了在当今美国为了道德上无瑕疵的目标找到和使用明智的政治手段的极端困难性。

作为一个没有保守派思想的保守国家，美国现在在世界面前呈现的是一种直接和肆意的权力，而且它的决策者们经常以自由主义的名义，将他们不切实际的定义强加到世界现实上。二流的头脑正在指挥笨拙的陈词滥调。自由主义修辞中的模糊以及保守情绪中的非理性被提升为原则。公共关系与官方机密、琐碎的竞选以及笨手笨脚造成的可怕事实都在取代关于现代美国私人经济、军队优势和政治真空的理性政治理念辩论。

高层圈子的人并不是代表人物。他们的高层位置并不是源自符合道德的品行。他们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也并不与值得称赞的能力有牢固关系。位居高位和有权势的人可能是用他们社会中流行的权力手段、财富来源和名人机制选出和形成的。他们并不是由一个与知识和情感世界有关的行政部门选出和形成的。他们并不是由那些在全国负责的政党所塑造的人，其中这些政党会就这个国家现在面对的如此愚蠢的一些问题进行公开和清楚的辩论。他们并不是那些将进行辩论的公众与决策顶层联系起来的自愿联盟的大多数所支持的人。作为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权力指挥官，他们已经在美国有组织的不负责制度中取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