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困惑

起这样的题目通常令人诧异,因为力量和形而上学这两个词好像毫无关联。如果按照理智主义传统来分析,力量是属于身体感性层次的,形而上学是思想的最高层次,两者非但无所联系,而且互相排斥,一直处于反对着的状态。显而易见的一种疑问就是:你的企图是把感性和理性合二为一吗?还是作某种调和?将感性大部分主要地归附于理性来得到理解,或是将理性大部分主要地归附于感性来得到理解?我深感到此工作的困难性:首先,感性与理性是近代哲学以来一对根深蒂固的矛盾,这种概念间的对立是很难消除的。其次,破镜难圆,就算对立能够消除,感性与理性之间的裂痕也无法抹去。最后,就算裂痕也能够抹去,这种浑然一体的形而上学对我们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究竟是“力量”的形而上学还是力量的“形而上学”,重心放在哪里都不太合适。如果有所偏重,那么随着概念的发展两者之间的不平衡状态会加剧,最终使一方丧失了独立性而完全从属另一方,这有违本书的初衷。但是,如果力量和形而上学是完全平等的地位,那么只有两种可能:(1)力量和形而上学是一个本质的两个组成部分,本质中的一半是力量,一半是形而上学,问题是这两个迥然不同的部分怎么联系,怎么组成一个完整体?即使能够说明,我们只不过作了一番机械论的拼凑工作。(2)它们是两种属性而不是两种本质。众所周知,真正的本质只有一种。力量和形而上学的存在只能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本质”的两种属性。那么问题又来了:这种深刻本质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认为一般不是实体的东西,属性不能存在于它们作为其属性的事物之外。^[1]为了说明力量和形而上学我们又得创造出第三个概念,显然不符合思维经济原则。而且为了说明第三个概念,又得造出第四个、第五个概念等等以至无穷,落进了亚里士多德所批判的“第三者”的理论悖谬。

这些理论困难促使我们从更高的基础上来重新思索两者的关系,本质只有一个,这个本质就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既不能被归纳,也不能被分有。形而上学作为最高的本质,之上必定不另有本质。对于下位的概念,形而上学不能作为普遍的施予者,与之分有最高的本质。否则形而上学就不能独享其纯粹性。更危险的是一旦普通概念分有其本质,那么任何经验性的事物都会通达形而上学,把本质主义的命题替换成经验主义,这也非本书的意愿。那么,能够正确表达力量和形而上学之间关系的命题只好是:力量就是形而上学。力量和形而上学是同一个东西。为了避免理论悖谬只能作此令人诧异的判断,但凡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故作惊世骇俗之论来吸引公众注意力,因为短暂的注视之后带来的长久沉默和隔阂比较让人不堪。一个命题的奇异性有时候并不反映论者的新颖大胆,而恰恰在于理解该命题的理论背景之顽固。质疑声主要来自我们一直以来深信不疑的哲学传统,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唯理主义,独断论还是怀疑论,它们只是站在不同立场展现了柏拉图主义的精髓,这是一个从古希腊以来贯穿整个西方现代哲学的最核心的理念。地基稳固的哲学传统给思维的开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但是也极大阻碍了新思维的产生。只有跳出这个传统的范围,思想才能展开新的可能性。但是看似轻轻一跳,却绝非易事,因为光是考察传统的范围就可能耗尽个人的所有精力,何况还要了解这个传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这是个艰巨的任务。万幸的是,哲学史上已有很多思想资源可以被继承和发挥,近代多次提出哲学终结的需求,使得跳出传统框架的束缚成为趋势。

任何事物都会孕育反面的东西。考察柏拉图主义的传统我们就会发现一条或明或暗的历史线索,柏拉图主义是Idealism(理念主义)的发展史,而力量一直作为Idealism的伴生物被理性的光芒所掩蔽。力量处在黑暗之中,好像时时准备为可能不再产生作用的理念提供支持的影武者。力量是Idealism的衍生物吗?如果是,那么很不幸,我们虽然抓住了“力量”这根稻草,还是游不出柏拉图主义的汪洋大海。考察柏拉图以前的希腊历史,力量不仅不是Idealism的衍生物,反而是Idealism的创造者。力量比理念更加古老和原始。力量是诸神赐予希腊人的礼物,《伊里亚特》中写道:“有些神把‘力量’吹入英雄的胸中。”^[2]即使在柏拉图之后的很长时期,力量仍作为一种与思想共在的状态被希腊人当作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

在遥远的东方国度也有类似的思想。古印度将对力量的崇拜化身为印度教的三大主神:梵天(Brahma,创造者),毗湿奴(Vishnu,维护者)和湿婆(玛亥希Mahesh,毁灭者)。这三位神呈现“三合一”状态相应于吠檀多的“三位一体”,神既是创造者和维持者,同时又是万物的毁灭者。古印度人非常重视身心一致。《羯陀奥义书》中说:“人的身体就像一辆车,自我就像是乘客,理性就像是御者,思想就像是缰绳,人的各种感觉就像是拉车的马匹,感觉的对象便是马车行走的路线。当最高的自我与我们的身体、感觉以及心灵融为一体时,那么他便处于快乐之中。”^[3]在古代中国,即使是作为一个农耕文明为基础的温顺民族,也具备一定的尚武精神。古代儒家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射和御就是对儒生的武略要求。儒生并不像今天只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形象,具有强壮的身体力量和高尚的品德一样重要,据说孔老夫子力能搏牛。在儒学体系中,“勇”和“仁”、“智”并称三德:“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勇”的品德成为谦谦君子的一部分:“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此三德何以实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道自身的缺陷并能厌恶这种状态,产生完善自身的动力就是勇气。“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君子有仁爱之心,必会产生保护万物的责任和勇气,盲目的冲动可能是蛮力,不一定会产生仁爱。孔子无非是强调了勇气(力量)必须符合道德原则(仁)建立的秩序。至于在军事斗争中,勇气无疑是值得提倡的。狭路相逢勇者胜:“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

即使证明了力量就是形而上学这个命题,进一步的本体论证明仍然不可取消,力量是什么?力量的本质是什么?力量如何通过我们产生作用?力量本身具有什么价值也许还无人能说清,但是力量的缺失总会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影响。日常言谈中常常能够听到的一句抱怨是:无力感。无力感是最深层意义上的人生此在的丧失和沉沦,远远超越了日常的挫折感和失败感等一般自我否定,它使人生此在整体地突然地在世界中跌落了。无力感不是部分的无力感,而是存在者整体的无力感,一只手的无力还不能称其为身体的无力感;无力感也不是暂时的无力感,现在的无力感预示着未来可能有力的希望。有希望就不能是彻底完全的无力感。而真正的无力感才会把存在者整体摆在此在的面前,迫使此在严肃认真地思考自己在场的问题。这就是说,力量的缺失昭示了此在的整个生存论结构。

本体论证明完成以后,目的论和逻辑学的意义阐释也不可避免。撰写此文的动机来自于长期的切身体验,我相信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惑:为什么在思想里早就意识到此事非做不可,但总是没有毅力去完成呢?思想早已通达,但力量远远尚未达到的状态最能激发人对自身的厌恶情绪。这种叛离赤裸裸地显现两者触目惊心的分裂之状,它使人生此在从世界得以可能的基础上连根拔起,如何使“我”的思想同时据有通达世界的力量?这是哲学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苏格拉底比较明智,他将关于善的知识定义成在践行中完成善而不是在思想中认识善。知识也包括践行的力量,力量在某种程度上被当成思想的辅助者而被概念化,但力量概念化的后果也出来了:即力量被拘囿在概念的范围内而无法返回自己的本质。就是说,一旦我们用概念去规定力量,力量就丧失了本质。

概念是人类基本的认识模式。人类的先天意识机能规定了如此这般的认识世界的方式,本能地用逻辑化的语言去思考对象,对象就不是原初意义的纯粹对象。用思想去规定力量,那么只是用思想的本质去替换力量的本质。我们所追问的力量的自在客观的本质更加隐而不显了。完全放弃概念化思维,用感官接受刺激的方式去认识力量不失为明智之举。“倘若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某种感知之物,那么这就是可能的。”^[4]但感性方式只能认识感性力量,只能认识具体的微小的倏忽而至的力量,对于全体力量、力量与形而上学一致的最高本质是无法认识的,因为任何感官去感受比自身抗力结构更强的力量都会遭到毁灭。没有任何感官可以强大到抵抗力量全体。那么,似乎通往力量形而上学的道路只有概念化的思想,别无选择。而选择这条道路又必须解决先前的两难困境:既要通过思想来认识力量,又要使力量不带上思想的痕迹。这个困境同时也是思想本性的一个难题,思想如何超出思想去关注那些非思想性的东西?思想如何跳出思想的内在性而达到外部的客观性?思想如何超越内在意识形而上学的内在矛盾?

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传统一直试图解决思想的客观性问题,即内在于意识又要为这种意识寻找客观依据。通常的解决方式是用思想生造一个“超验所指”进行综合,用上帝、绝对理念、完满存在等思想之外的规定来使思想的客观性得到保障。超验的解决方式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康德的先验和经验二元分离模式,这种模式的优点是保证了超验物的客观性和纯粹性,缺点是人为造成了先验和经验的裂痕,使得普通思想经验的客观性荡然无存。^[5]一类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模式,这种模式的优点是颠倒思维习惯,先预设了客观性,思想性不言而喻地成为了客观性的返回自身的一个阶段,缺点是用思想性和客观性的同一来代替了对客观性本身的追求。^[6]综上可知,这两种方式都不能完满地解决思想超出内在意识的困难,原因是解决方式的前提有问题,即用思想造出一个思想之外的超验存在是不可能的。思想只能思想在思想内的东西。

要解决上述困难,我们还须转变一下思路,如果通过思想造不出超思想的东西,那么为什么不先去寻找一个思想之外的东西来囊括思想?这个存在者既是具体感性的存在,又可以聚合成超验的存在。这个存在者既具有客观性的属性,又具有思想性的属性。要找思想之外有什么,必须弄清思想之内有什么,寻找的过程同时是考察思想范围的过程。思想并非现成的摆在这里那里的某一物,思想的广度中必然涵盖了思想的深度和厚度。历史性绝不是思想的可有可无的添附,思想唯有在时间的充实中才能具有立体感和空间的广延。思想范围不仅仅是静态的思想结构分析,唯有完全的思想史的考察才能彻底厘清思想范围。

【注释】

[1]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6页。

[2]《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4页。

[3]《奥义书》,乃文译,中国致公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4]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19页。

[5]参阅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6]参阅黑格尔:《逻辑学》,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