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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巷诗人戴望舒的“沉哀”与性格悲剧

时间:2023-12-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戴望舒因为《雨巷》,而有“雨巷诗人”之称。望舒又名“纤阿”。戴朝寀之所以改名“望舒”,实在是一种追求“女性化”心理的应激反应。但是,施绛年虽然了解戴望舒的“以诗示爱”,却并不爱戴望舒。而且由于戴望舒也并未明确提出,所以只能笑而不答。既未答应,也不拒绝,更引起戴望舒的“误判”和自作多情。施绛年以沉默响应戴望舒的示爱,也使戴望舒误解她只是“羞涩”。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愁怨的姑娘。

……

——《雨巷》——《林下的小语》

戴望舒因为《雨巷》,而有“雨巷诗人”之称。望舒现存92首诗,其语汇、韵律、意象,都明显受晚唐律绝和五代小词的影响。《雨巷》,令人想起李商隐的《代赠》诗“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想起南唐中主李璟的《浣溪沙》“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

戴望舒,似乎一生都踯躅在一条悠长、悠长的“雨巷”,他一直在寻找一个有着“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的女子,一个“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地默默彳亍着,冷漠,凄清,又惆怅”的姑娘。

他找到了吗?没有,他一生都没有找到!这是他的性格悲剧所造成的。

(一)麻点斑痕与月神的名字:戴望舒

戴望舒要寻找的丁香一样颜色、芬芳、忧愁、哀怨、彷徨的姑娘,只是他心造的幻影,是他忧愁、哀怨、彷徨的内心的外化和折射,是他的审美理想在年轻女子身上的寄托。

作为一个男子汉,戴望舒缺乏阳刚之气,阴柔、卑怯、烦忧、自卑,自作多情,自寻烦恼,连写诗也多作“雌音”。生理上的男子汉和气质上的女性化,注定了他一生在爱情上的失意、失落和失败。

戴望舒出生于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父亲戴立诚给他取名朝寀,字丞。“寀”,古代官吏从家邑中采食。“朝寀”,也就是封建朝廷官员的封邑、采邑,引申为走出采邑,在京都任职的官员。戴朝寀,字“丞”;“丞”,古代皇帝最高的四个辅佐之一;到后来,“丞相”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显然,戴望舒的父亲给他起了这么个名字,寄托着对儿子的极大希望,期望他将来能够在朝廷做官,辅佐皇上。

戴立诚的这个期望,无可厚非,因为望舒出生时还是在清末的光绪年间。

可是,戴朝寀却给自己取名叫“望舒”。原来古代神话传说,望舒是为月亮驾车的女神。《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王逸注:“望舒,月御(为月亮驾车的女神)也。”洪兴祖补注:“月御曰望舒,亦曰纤阿。”后即以望舒指代月神,亦常指月里嫦娥。望舒又名“纤阿”。《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阳子骖乘,纤阿为御。”裴骃《集解》云:“纤阿,月御也。”司马贞《索隐》云:“纤阿,美女姣好貌……又,纤阿,山名,言有女子处其岩,月历数度,(女子)跃入月中,因为月御也。”戴朝寀之所以改名“望舒”,实在是一种追求“女性化”心理的应激反应。原来,戴朝寀生得躯体高大、粗犷、黝黑,兼之少年时出过天花,脸上留有麻点瘢痕,使他在同学、同侪中很自卑,自觉矮人一截。他希望自己有女性的美貌之身,具有月中嫦娥般细腻、温柔和美丽的女神风采。

这种男性高大、粗犷、黝黑的躯体和留有麻点瘢痕的脸面,与月神纤阿、月中嫦娥的名字,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有时凸显出雷霆般的暴躁、咆哮,甚至大动干戈,殴打恋人、妻子,有时自卑起来,却又立即变成绵羊般的温顺,承认错误,哀求原谅。如此喜怒无常,恋人和两任妻子都只好离他而去……

(二)沉哀,绛色的沉哀:施绛年

粗犷的身躯与天花病疾,刻在脸上的具有“趣味装饰”的麻点,使戴望舒成为同侪的笑料和戏谑的话题,从而一生都留下了浓重的阴影。纪弦在《戴望舒二三事》中回忆说:

有一次,在新雅粤菜馆,我们吃了满桌子的东西。结账时,望舒说:“今天我没带钱。谁个子最高谁来付账,好不好?”这当然是指我。朋友们都盯着我瞧。我便说:“不对,谁脸上有装饰趣味的谁请客。”大家没学过画,都听不懂,就问什么叫“装饰趣味”。杜衡抢着说:“不就是麻子吗?”于是引起哄堂大笑,连邻座不相识的茶客也忍不住笑起来了。(《香港文学》1990年7月号)AJeanne(给绛年)

这种友人之间无意的戏谑,对于人到中年的戴望舒,也许不至于感到羞辱。但是在青少年时期,粗犷、黝黑、麻脸,会使一个人十分的自卑,甚至羞愧难当。少年戴望舒曾因此问过母亲:“当年为什么没有把我的天花治好?”进入社会以后,戴望舒对自己脸上的“装饰趣味”非常在意,十分自卑,一心想在别处“杀开一条血路”冲出去,赢得别人的认可和尊重。这个“另处”,就是文学,就是诗歌的创作,他梦想成为一个诗人!

人格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自卑情结是一种不能自助、无法赶上别人的复杂情感,心理压力呈直线增长。这种情感长期积淀而成为一种潜意识,从而产生一种企图在别处赶过和超越他人的冲动,梦想以另外的成功,扶平倾斜的心理场。

梦,梦想,是现实不足的一种补偿,缺陷成了他的一种动力,一种强大的内驱力!从少年时代起,戴望舒就一直在做“梦”,他梦想成为一个有别于同龄人的人,以补偿自己生理缺陷的不足。他找到了文学这一条路,孜孜矻矻于诗歌的创作。从17岁开始,戴望舒就发表诗作,20岁时,就成了小有名气的诗人了。

戴望舒渴望有一位不计较他脸上的“装饰”,同情、知心而美丽的异性,作为终生的伴侣。可是,脸上的麻点、瘢痕,成了他对爱情追求的巨大障碍。写诗,使他有了成就感,渴求爱情是他终生的追求。戴望舒写诗获得初步的成功,开始了另一场人生奋斗:幻想以自己的创作成就和诗人的声誉,获得真挚的爱情。

1922年,即17岁那年,戴望舒同施蛰存、杜衡、张天翼成立了一个文学团体“兰社”,并于第二年创办了《兰友》月刊;秋天,进入上海大学文学系。1925年,20岁那年,转入震旦大学攻读法语。1926年与施蛰存、杜衡合作创办《璎珞》旬刊。从1926至1932年赴法国留学前,除了很短时间去过北京和回杭州老家外,戴望舒几乎都借住在上海的施蛰存家中,前后达数年之久。

在施家居住期间,戴望舒认识了施蛰存的大妹施绛年(1910—1964),并很快地爱上了她。

施绛年,当年是上海女中学生,毕业后在邮电部门当职员。1928年,施绛年18岁,比戴望舒小五岁,活泼好动,与戴望舒的忧郁性格形成强烈的对比。

戴望舒虽然深深地爱上施绛年,但是粗犷的躯体和黝黑、麻点瘢痕的脸庞,使他羞于启口。虽然他与施绛年朝夕相见,却只能“借诗表白”。

1929年4月,戴望舒的《我的记忆》正式出版,他在书的扉页,用法文印上了几个字:

戴望舒把自己的第一本诗集,献给了他心仪的女子。

但是,施绛年虽然了解戴望舒的“以诗示爱”,却并不爱戴望舒。而且由于戴望舒也并未明确提出,所以只能笑而不答。既未答应,也不拒绝,更引起戴望舒的“误判”和自作多情。在《我的恋人》的初稿中,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她是爱我的,但是她永远不说,

她是沉默的,甚至伤感地爱着的,

是的,我很知道,

因为我同一个少女微笑的时候,

她是会背着人去悲泣。

戴望舒是“误判”了,他认为施绛年是爱自己的。他甚至想象自己对着另一个少女微笑的时候,绛年会“伤感地”“背着人去悲泣”。施绛年以沉默响应戴望舒的示爱,也使戴望舒误解她只是“羞涩”。《我的恋人》末了一节写道:

她是一个静娴的少女,

她知道如何爱一个爱她的人,

但是我永远不能对你说她的名字,

因为她是一个羞涩的恋人。

其实,施绛年当时是另有所爱的(也就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男子)。由于戴望舒身材高大、粗犷、黝黑,还长着麻子,十分不雅,一个天使般的少女,施绛年自然不爱戴望舒;在戴一方,是深情有加,而施绛年一方,则每每给予冷遇。所以,望舒的《我的恋人》,只能是想象,是“恋爱昏了头”:

她有纤纤的手,

它会在我烦忧的时候安抚我,

她有清朗爱娇的声音,

那是只向我说着温柔的,

温柔到销熔了我的心的话的。

显然,戴望舒是在“单相思”。《路上的小语》就是一首“单恋”的诗:

给我吧,姑娘,你的像花一般燃着的,

像红宝石一样晶耀着的嘴唇,

它会给我蜜的味,酒的味。

给我吧,姑娘,那在你衫子下的

你那火一样的,十八岁的心,

那里是盛着天青色的爱情的。

戴望舒最终向施绛年明确求婚,遭到绛年的拒绝。戴望舒万分失望,想一死了之,竟以跳楼要挟她。施绛年听说戴望舒要跳楼了,只好勉强答应,暂时缓冲一下。戴望舒赶紧抓住时机,让父母从杭州故家赶到上海,向施家提亲。施绛年父母起初并不同意,迫于望舒以死相挟,加上施蛰存在旁“敲边鼓”,最后也只能勉强同意。

闹剧一直“闹”到双方举行“订婚”仪式。1931年春暮,发了请帖,在沪上请了双方的亲友和许多友人参加。

同年岁暮,戴望舒提出结婚。施绛年又一次施展“缓兵之计”,提出条件:希望戴望舒出国留学,待学业有成,回国后有正当工作,收入稳定之后,方可完婚。为了得到施绛年,戴望舒只能答应她的苛求。

1932年10月8日,戴望舒乘坐达特安号邮船离开上海,到法国留学。戴望舒一出国,施绛年如释重负,勇敢地继续她与所爱的恋情。

施绛年“移情别恋”的消息传到法国,戴望舒赶紧弄到一张四等舱的船票,于1935年5月回到上海。向施蛰存一打听,证实了施绛年确实继续与原来的恋人相爱,并将很快就结婚。“冲冠一怒为红颜”,戴望舒在大庭广众之下,狠狠打了施绛年一记耳光(太粗暴了,性格使然!),然后双方登报,解除婚约。头尾九年的追求,就此画上了句号,永远地结束了(施绛年后来与自己所爱建立了家庭,定居于香港,1964年去世)。这年戴望舒已经整整30岁,在爱情的路上依旧踯躅独行,他自我解嘲地写了一首《寻梦者》,说:

你去攀九年的冰山吧,

你去航九年的旱海吧,

然后你逢到那金色的贝。

把它在海水里养九年,

把它在天水里养九年,

然后它在暗夜里开绽了。

你的梦开出花来了,

你的梦开出娇妍的花来了,

在你已衰老了的时候。

弗洛伊德说:“梦,是人生缺陷的一种补偿。”戴望舒这位“寻梦者”,九年的梦终于醒了:九年的暗恋,九年的苦恋,并义无反顾地答应赴法留学,最终换来的是“沉哀,绛色的沉哀”:

哦,不要请求我的无用心了!

你到山上去觅珊瑚吧,

你到海底去觅花枝吧;

什么是我们的好时光的纪念吗?

在这里,亲爱的,在这里,

这沉哀的,绛色的沉哀。可是,女儿,这幸福是短暂的,一霎时都被云锁在烟里。

(三)担起记忆,把沉哀吞咽:穆丽娟

如果说,戴望舒与施绛年的解除婚约,原因是施绛年对戴望舒没有爱情,与望舒对绛年的误判而“自作多情”,那么这婚约的解除,原是很自然的事。至于同穆丽娟(1917— )婚姻的失败,终至离异,则戴望舒身上暴露出来的性格弱点却是重要的原因。

1935年,戴望舒与施绛年解除婚约后,就搬出施家,到江湾的公园坊一处公寓里,和友人同住。戴望舒和杜衡住一幢楼,另一幢楼是穆时英一家。这就促使戴望舒有机会与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相识,交往,恋爱,并终于结成连理。

穆时英比戴望舒小七岁,17岁就开始文学创作,对戴望舒崇拜有加,对戴望舒的失恋也很同情。有一回竟对望舒说:

“施蛰存的妹妹算得什么!我的妹妹要比她漂亮十倍,我给你介绍。”

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是穆家唯一的“千金”,在上海南洋女子中学读书。她爱好文学,对大哥穆时英发表的小说,每篇必读。

1935年,戴、施解除婚约时,穆丽娟已经18岁,正是含苞欲放、初解风情的年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同一般知识女性一样,对新文学作家特别崇敬。公寓里来了个诗人,又是大哥的朋友,穆丽娟很自然地对戴望舒有一种倾慕。而戴望舒因施绛年的“别恋”,正处于“沉哀”(痛苦)之中。感情空虚的间隙,很需要像穆丽娟那样文静、温柔、美丽的少女的抚慰。在打牌、跳舞和帮助抄写诗稿的接触中,戴望舒熄灭了的爱情又重新燃烧起来:他很快得到穆丽娟的爱情。

1936年6月,戴望舒与穆丽娟正式结婚。新婚不久,戴、穆就离开江湾,搬到亨利路水利村30号过自己的小家庭生活。这是一幢三层楼房,三楼由叶灵凤、赵克臻夫妇居住。戴望舒租下一楼和二楼,望舒、丽娟和望舒的母亲住二楼,一楼是书房和客厅。新婚夫妇和谐、甜蜜地生活在一起。除了编辑工作、写诗、翻译《堂吉诃德》外,望舒还学习俄文,翻译普希金和叶赛宁的诗。下午则常偕同穆丽娟到新亚茶室,同文友们喝茶聊天,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文友们都十分羡慕并祝福他们。夫妻日子过得和谐、充实而又浪漫。第二年,他们的女儿戴咏素(小名朵朵)诞生了,给家庭平添了几分喜悦和热闹。

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紧接着,“八一三淞沪保卫战”,日军的铁蹄打破了小夫妻平静的生活。11月12日,日军占领了上海。第二年5月,戴望舒偕同穆丽娟,带了小朵朵,乘船离开上海,去了香港,暂时在西环薄扶林道的学士台居住。未久,搬到法国人马蒂夫人的寓所:马蒂夫人在香港大学教授法文,住薄扶林道香港大学斜对面山坡上的一幢背山面海的三层楼房。戴望舒称所居为“林泉居”,可知其环境之清幽。戴望舒与穆丽娟、朵朵三人住二楼,马蒂夫人住一楼,三楼则租住了一户英国人。

——《示长女》

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戴望舒与穆丽娟之劳燕分飞,在结婚的时候,就隐伏着仳离的因子,那就是戴望舒的“大男子主义”。

戴望舒在家庭生活中主宰一切,对穆丽娟的人格缺乏应有的尊重。

戴望舒以为结婚以后,爱人就是自己的附庸,对于一个小自己12岁的少女,他认为就是个“小女孩”,一切都须听从自己。因此,从没有同穆丽娟进行过感情的交流,对于家庭生活和各种问题也缺乏沟通。夫妻因此逐渐产生了隔阂。尤其到香港以后,戴望舒编辑、写作、交友,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在家里往往没有言辞,几乎什么话都没有。他严重地忽略了穆丽娟,使穆丽娟深深感觉到婚后的压力,再没有婚前恋爱时的感情滋润,夫妻除了同住一室外,简直形同路人。穆丽娟在多年后回忆香港与戴望舒在一起时说:

他是他,我是我,我们谁也不管谁干什么,他什么时候出去,回来,我都不管,我出去,他也不管。

这哪里像是夫妻?

其次,戴望舒在经济上也显得有些小气,自以为几个钱是自己辛苦写作换来的,管得特别严。在上海的两年和到香港的一年多,居然没有给自己妻子一分钱。穆丽娟一心侍候戴望舒,没有出去做事,身上没有一分一厘的零用钱,连看电影的钱都没有,更没法外出与女伴应酬。寸步难行,简直就像被禁锢在家中一样。这种家庭主妇,侍候丈夫,经济上不能独立,为几个小钱还得向丈夫伸手,算是真挚的爱情吗?对于一个觉醒了的知识女性,她羞于启口,欲言又止,严重损害了她的自尊,感到人格上的侮辱。有一天,穆丽娟终于委婉地提出需要一点零用钱的时候,戴望舒才每月给她30元钱,算是一天一元的零用。

再次,戴望舒性情暴躁,为了些小事情,有时竟然冲动起来,不仅粗俗地动口骂人,甚至动手打、拽,暴虐之性毕露无遗。当时丽娟的母亲也随着丽娟大哥穆时英到了香港。一次母亲生病,肚子痛得厉害,穆丽娟到大哥住处去看望母亲。由于照顾母亲,当天夜里无法赶回家里。戴望舒怀疑穆丽娟在外有不雅的行为。第二天一早,即赶到岳母住处,强行将妻子硬是拽着回家。在场的朋友看不下去,进行劝阻,也无济于事。这种当众暴露夫妻之间矛盾的举动,使穆丽娟非常难堪,比当年在大众面前扇了施绛年的巴掌,有过之而无不及,戴望舒的冲动、粗暴,实在是“本性难改”。

戴望舒在夫妻生活中,嫉妒,独断专横,视妻子为私有财产,生怕漂亮的妻子为别人所染指。1940年的冬至,穆丽娟的母亲病逝于上海,为了不让穆丽娟回去,戴望舒将岳母病逝的消息隐瞒起来,阻止穆丽娟回上海奔丧。戴望舒此举实在是有违亲情,有悖于人性:自己不去上海帮忙料理岳母的丧事,还阻止妻子回去见母亲最后一面。母亲逝世后,穆丽娟尚不知情,直至有一天穿着大红色的衣服,叶灵凤的妻子看见了批评她:在母亲丧事期间为何穿红衣?这时穆丽娟才知道母亲逝世的消息被隐瞒起来,夫妻因此大吵了一场。她悲痛地带了小女儿赶回上海奔丧,却连母亲的最后一面都没有看到。

丽娟的大哥穆时英在上海为中统搞特工,当时中统与军统闹矛盾,穆时英被戴笠的军统派人刺杀了。戴望舒不让丽娟回上海,不仅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还打骂说:“穆时英是汉奸,你是汉奸的妹妹,哭什么哭?”(徐品玉《我所知道的戴望舒与穆丽娟》,《星》报1983年1月9日)

嫉妒,独断,专横,粗暴,小气,将妻子视为私有财产,兼之缺乏感情的交流与沟通,戴望舒与穆丽娟的夫妻关系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了。1940年12月,穆丽娟在上海写信给戴望舒,提出离婚的请求。戴望舒没有同意,穆丽娟坚决求离,戴望舒以服毒自杀的过激行为(后来被朋友抢救过来),企图挽留这一段婚姻。但是经历了痛苦婚姻的教训,穆丽娟坚决要求离婚。她回信说:但是,戴望舒不同意离婚,夫妻只好暂时分居。直到戴望舒已经同另一个少女结婚近八个月的1943年1月23日,才将离婚契约寄给穆丽娟,正式办理离婚手续。

今天我将坚持自己的主张,我一定要离婚,因为像你自己说的那样,我自始就没有爱过你!

戴望舒与穆丽娟的婚姻持续了五年,真正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只有一年多的时间。穆丽娟后来回忆自己的婚姻时,虽然没有后悔的言辞,但对自己与戴望舒的婚姻也没有任何正面的评价,对戴望舒个人的评价只有八个字:“很有才气,嗜书如命。”看来戴、穆也是缺乏真正的爱情的。

至于戴望舒对穆丽娟,应该说是出于真爱,只是爱得不美,爱得粗暴,爱得太自私,所以最终只能是劳燕分飞。怪谁呢?

戴望舒服毒被抢救过来以后,仍然想到死亡。他设想自己由生而死,又由死而生,躺在沾满露水的青草地里,藓苔覆盖着全身,咀嚼着太阳的香味,看云雀在青空中高飞……他呼唤着萤火来照着他的复生,只是他能否担得起与穆丽娟五年婚姻的悲伤的记忆?能否将自己的“沉哀”吞咽?

这是分居后五个月,1941年6月26日,戴望舒《致萤火》的最后一节:

萤火,萤火,

给一缕细细的光线——

够担得起记忆,

够把沉哀来吞咽!

(四)压着沉哀,透渗到骨髓的沉哀:杨丽萍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25日,港英当局宣布向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2年3月,戴望舒同一些爱国抗日人士被日军逮捕,投入香港奥卑利街的监狱。真是“祸不单行”!这时,香港到上海的邮路和交通均告断绝,无法通过人告知已经分居、住在上海的穆丽娟。

1942年5月,戴望舒坐牢两个月后,叶灵凤通过友人,设法保释了戴望舒;并由叶灵凤介绍,到日军控制的大同图书印务局任编辑。

1942年5月30日,经人介绍,戴望舒同小他21岁的本局一个叫杨丽萍(又名杨静)的抄写员结婚。这年,杨丽萍才16岁,而戴望舒已经37岁了。虽是老夫少妻,性格差异很大,但戴望舒在初婚阶段还是很满意的。1942年11月24日,戴、杨结婚六个月以后,戴望舒才写信给穆丽娟,“同意离婚”。甚至将他与杨丽萍的结婚照寄给穆丽娟,向穆丽娟炫耀,言下之意:“你提出同我分手,可我却能找到的比你更年轻漂亮的女子!”

1943年1月23日,戴望舒给穆丽娟寄了“离婚契约”。

戴望舒同杨丽萍婚后一段时间,家庭生活相对平静。第二年生了二朵(戴咏絮),1945年又生了三朵(戴咏树)。

老夫少妻,家庭矛盾逐渐产生。杨丽萍年轻好动,好交际,而戴望舒只想过着平静的小家庭的生活;他的生涯全在买书、读书,编辑、写诗,不想再有什么家庭波折。可是一“动”一“静”,不善于实行“夫妻互补”的戴望舒,就只有通过写诗向杨丽萍表达了。1944年6月9日给丽萍写了《赠内》诗,末了一节有两句云:

不如寂寂地过一生,

受着你光彩的熏沐……

但是,好景不长。杨丽萍终于守不住寂寞,她只有十六七岁,怎能像戴望舒要求于她的“寂寂地过一生”呢?

恋爱是幻想中的美丽,婚姻则必须遵循现实的法则。夫妻首先就是各自相互了解,相互沟通,相互体察,相互谅解,才能达到“琴瑟和鸣”。可是现实的法则是无情的,老夫少妻,年龄和阅历都决定了他们很难沟通。戴望舒一心想在事业上有成,希望有一个寂静安定的家,日日同杨丽萍相守一室,对着她“鬓边憔悴的花”,映着她“明媚的朱颜”(《赠内》)。可杨丽萍正是青春搏动时期,初婚的激情过去以后,一切归于平淡,少女的活泼好动,喜欢交际,这一切正常的心理和活动,竟使望舒感到无法理解,无法捉摸,把握不住。发展到后来,时常为了一点家常小事而争吵不休。这第二次的婚姻也已经走到崩溃的边缘,只差一根导火线了。

1946年3月,已经是抗战胜利的第二年,戴望舒带着杨丽萍和两个小女儿回到了上海。由于戴望舒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大同图书印务局任过编辑,有人因此怀疑他在香港期间有“附敌”行为,这种怀疑使他大受委屈,感到屈辱。在上海,为了生计,一个人兼了三所学校的不同课程。心理压力和生活压力,使他越来越暴躁。杨丽萍则在上海的花花世界中更不能自持,经常同一些年轻人交往,甚至结伴到美国军营长夜跳舞不归或迟迟回家。戴望舒对此十分恼怒,指责杨丽萍“感情不专”,却又提不出证据。双方经常为此大吵大闹。戴望舒气不过,就“大打出手”,狠狠打了杨丽萍。

戴望舒觉得在上海会“惯坏”杨丽萍,1948年,又一次携带妻子和咏素、咏絮、咏树三个女儿,再度去往香港。五口之家,负担沉重,真是贫病交迫。杨丽萍早已不爱望舒了。1948年冬暮,杨丽萍偷偷爱上了同一房子的一个姓蔡的青年,接着向望舒提出离婚,并且与蔡姓青年双双出走,从此不归。

在同杨丽萍的不谐和的婚姻中,戴望舒经常思念穆丽娟。一次经过他们在香港的旧居,望舒忧苦悲伤地写了一首《过旧居》。再次说到心中的“沉哀”:

而我的脚步为什么这样累?

是否我肩上压着苦难的年岁,

压着沉哀,透渗到骨髓,

使我眼睛朦胧,心头消失了光辉?

(五)人生遭际,性格决定命运:望舒情爱的幻灭

有一位哲人说,人的命运,10%决定于出身,15%决定于教育,60%决定于性格,还有15%决定于偶然的因素。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点玄:性格真有那么大的“神力”吗?回答恐怕是肯定的。

性格是人格的核心组成,甚至可以说性格就是人格。人格和性格,反映了一个人总体上的心理特征;相对稳定、具有独特的倾向性。有的人自然随和,有的人守旧顽固;有的人沉默寡言,有的人慷慨豪爽;有的人粗枝大叶,有的人谨小慎微;有的人倾力奋斗,有的人懒惰松弛;有的人自卑又自傲,有的人不卑不亢。如此,等等。

综观戴望舒的一生行事,尤其在恋爱、婚姻与家庭生活中所表露的性格特征,应是一个典型的“艺术型、自我型的悲情人格”(美国斯坦福大学MBA课程讲义),是一种内向与神经质人格的组合,时常呈现出忧郁、自卑和莫名的“沉哀”。戴望舒的这种性格,是他在少年时期患了天花,脸面有麻点瘢痕,其貌不扬,为人嘲笑,经常处于无奈、无助状态而引起的。这种性格类型在自卑中忍辱,又成了他企图改变现状,迫使他努力奋斗的一股内驱力。他自卑,却驱使他在文学上努力奋斗,终于成为著名的诗人;他追求爱情,敏感,“误判”而神经质,既自卑,又自尊心特重。他追求施绛年,非常希望得到她的响应和回报,以致发生“误判”,以为绛年一定是爱他的,只是由于“羞涩”而不好意思开口。他过分看重施绛年对自己的评价,施的任何冷淡都会导致他内心激烈的冲突。由于心态经常处在失衡、变态的情况下,走不出心理的阴影,当他遭到施绛年的拒绝,现实与幻梦的太大的反差,导致他以跳楼自杀相要挟。

戴望舒在追求施绛年的九年中,十分情绪化。为了爱,他甚至答应施绛年的苛求,在经济非常拮据的情况下,毅然到法国留学。有这种人格的人,时常以为自己付出了,就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因而经常为了一点不合心意的事,拳脚相向,大动干戈。当他知道施绛年“移情别恋”了,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羞辱她,重重地扇了她一个巴掌,从而彻底结束了九年的恋情。

戴望舒同穆丽娟结婚五载,常常为了一点小事发生争执。戴望舒这种性格的人,在争论中非赢不可。在得不到别人的认同时,先是沉默、压抑,可是心理能量积聚到一定的时候,即刻就大爆发。他不断地对穆丽娟做出一些过激、变态、不可理喻的事情,如大男子主义,不给零用钱,不让看电影,隐瞒岳母的死亡消息不让她到上海奔丧等,都显示出粗暴、自私的一面。当他无力应对穆丽娟提出的离婚,产生心理危机时,就用自杀这种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

戴望舒的这种性格,造成了穆丽娟与他的分居,并最终劳燕分飞的结局。

在与杨丽萍的婚姻上,也如同他与穆丽娟一样。相差21岁的老夫少妻,年龄和阅历的差距更大,夫妻更难沟通,怀疑、嫉妒、殴打,最终杨丽萍也只好一走了事。

戴望舒一生经历了三场婚恋,都失败了。这年他已经42岁了,贫病交迫,独自守着三个女儿,令人悲悯,同情!

1950年2月28日,他患严重的哮喘病,自己拿着针筒打麻黄素,自作主张,加大了剂量,引起心脏的剧烈跳动,当即昏迷过去,因抢救无效而逝世。

戴望舒出生于1905年11月5日,逝世于1950年2月28日,还没走完45年的人生就离开人世,留下三个小女儿。三次婚恋,两度结婚,没能留下一个人照顾他;大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照顾,戴望舒就不会死去!

“沉哀”啊,“绛色的沉哀”,“把沉哀吞咽”,“压着沉哀,透渗到骨髓”。令人同情!令人悲悯!令人诅咒的命运之神啊,为什么给戴望舒“雨巷诗人”的桂冠,却把他造就成一幅有“装饰趣味”的脸面?

中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象征派诗人,是其性格缺陷使然。

【注释】

[1]本节原载《炎黄纵横》2015年第2期,题为《徐志摩陆小曼婚恋往事》。

[2]本节原载《炎黄纵横》201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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