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革命之后，毛泽东原本就没有想到去摸枪杆子。
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初期，31岁的毛泽东曾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37岁的蒋介石则担任了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著名的黄埔军校校长。仿佛是历史的有意安排，让两个后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一个去抓笔杆子，一个去抓枪杆子。毛泽东从文，蒋介石习武。但是，抓枪杆子的蒋介石不久就背叛了革命。残酷而沉痛的现实，使毛泽东也不得不抓起了枪杆子，并成为了举世公认的红军统帅和军事家。但是，拿起枪杆子的毛泽东却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手中的笔杆子。
正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毛泽东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在战场上一次一次地打败蒋介石。但是，他的双手甚至是天生的不喜欢摸枪，有据可查的一次拿枪是井冈山当师长的那么几天时间。
那是1928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湘东特委和赣西南特委“合并归湘南指挥”，当时周鲁担任湘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周鲁到井冈山之后，根据中共中央上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和12月31日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责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批判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把中央撤销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讹传为“开除党籍”；取消他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改组为不管地方只管军事的师委，并且以何挺颖为书记。这样，使毛泽东一度成为“党外人士”，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
4月24日前后，在江西宁冈县的砻市，毛泽东领导的军队和朱德领导的军队胜利会师，两位历史巨人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当时毛泽东的“合法”身份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5]。毛泽东领导的军队和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会师之后，他们在龙江书院召开了营以上会议，确定将两部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当时毛泽东第一次挎上了一把驳壳枪。毛泽东还有点不太习惯，他挎上枪之后，自言自语地说：“身背盒子枪，师长见军长。”[6]这是有文字记载的毛泽东拿枪的唯一记录。
可以说，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军队并不是靠枪杆子打碎了一个旧世界的，他是用他的笔杆子指挥他的枪杆子打败了蒋介石的千军万马。1936年12月，毛泽东给女作家丁玲写了一首词，曾经引用过拿破仑的一句话：“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拿破仑当时说，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不过，毛泽东的一支笔当得又何止是三千支枪呢？在长征途中，贺自珍为他特制了一个可以装纸砚笔墨的口袋，毛泽东看着这个可爱的口袋开玩笑地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的四大家族。”[7]没有想到，毛泽东的一句玩笑话竟然真的成为了现实。
却说今天，蒋介石面对毛泽东的《沁园春·雪》醋意大发，但是他又不敢轻易展开文化“围剿”。因为他担心引起反面的影响，“围剿”不成，反而起了替共产党宣传的作用。多次的武力“围剿”对毛泽东没有效果，难道文化“围剿”就会有效果吗？蒋介石的担心是有根有据的。
但是他手下的“喽啰们”却不知天高地厚，毕竟他们并不是“老毛”的对手，对“老毛”的厉害还缺乏了解。所以，为了打消老蒋内心的醋意，浇灭他心中燃烧起来的块垒，他们决定还是要试一试自己的身手。在陈布雷的刻意安排下，国民党当局经过精心策划，政论界开始对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进行曲解、非难、歪曲、攻击。
首先，国民党的新闻主管部门开始对《新民报》施加压力。
《新民报》总经理陈铭德的小舅子当时已经是国民党新闻局的副局长，也就是陈铭德夫人邓季惺的弟弟邓友德，他的压力非常大。那时，重庆的《新民报》为了防止日本人的轰炸，搬到了市郊的大田湾一带，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竹子烂泥糊的墙，茅草搭的屋顶，两张木板拼起来就是一张床。人们很难想象得到，那光辉瑰丽的《沁园春·雪》就是在这么破烂的地方被印成铅字的。
邓友德环顾着这里破破烂烂的景象，背着手，皱着眉头，对《新民报》总经理陈铭德和自己的姐姐大加训斥，并且给予警告，说：“你们竟然发表毛泽东的咏雪词，简直是为共产党‘张目’，向共产党投降。”
毕竟面对的是自己的小舅子，毕竟《新民报》的董事长是中央社的社长，毕竟《新民报》的背后有一大串国民党的要员，毕竟陈铭德的小舅子手也不是干干净净的。所以陈铭德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太放在心上。
他调侃地说：“蒋委员长对毛泽东都以上宾相待，报纸发表一首诗，有什么不可以！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这话别人是不敢说的，但是姐夫和小舅子说这样的话就另当别论了。而且这种“抬杠”的话还真让人也无法回答。你蒋介石可以装蒜，我们也可以装蒜。
听了陈铭德的话，邓友德一愣，要说的一肚子话竟然一下子都被噎了回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他无奈地摇摇头，也就不再和自己的姐夫说官话了。他来到了姐姐和姐夫的房间里，私下里当着自己的姐姐邓季惺的面无奈地向陈铭德诉苦，他倒装起了孙子：“老兄！你们倒好玩，我们的日子不好过呀！”他最后只好对他们说，“你要想办法对‘毛词’进行批评，挽回影响。”
陈铭德看着小舅子着急的样子，只好应付他说：“好，好，我们一定想办法挽回影响。”
中央通讯社的社长、《新民报》的董事长肖同兹从陈铭德那里知道了邓友德来警告过，心情也不禁沉重起来，非常害怕。一是怕蒋介石骂他，撸他的官；二是怕没有了董事长的头衔，少了一份“夜草”。他对陈铭德说：“看来，我恐怕干不下去了。”
陈铭德心里有底，他拍拍董事长，安慰地说：“没有那么严重吧，只要不封了我们，该怎么干，我们还得怎么干。”
陈铭德的话不假，他们并没有被国民党吓倒，他也没给他小舅子留太大的面子，后来在围绕《沁园春·雪》而展开的正反两方面的斗争中，《新民报·晚刊》又相继登载了不少进步的作品。所谓的“挽回影响”不过是应付当时时局的托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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