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大公报》和蒋介石的“缓抗论”根本就不是什么不谋而合，而是相谋而合。
《大公报》的三个臭皮匠吴鼎昌、胡政之、张继鸾与蒋介石都有着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而且他们的关系根本就不是从九一八开始的，他们与蒋介石关系最密切的是张继鸾，他和蒋介石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28年。
1928年夏天，蒋介石随北伐军北上。7月1日，专列到郑州。这时，张继鸾曾经跟随冯玉祥到郑州迎候蒋介石，这是张继鸾与蒋介石的第一次见面。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通过于右任电告张继鸾支持他的“缓抗论”，于是张继鸾就按照“蒋先生”（张继鸾在私下一直这样称呼蒋介石）的吩咐在报纸上和蒋介石保持一致，这样彼此的关系又拉进了一步。西安事变的时候，张继鸾大骂张学良、杨虎城，国民党的飞机在西安上空大量散发传单，传单上印的就是张继鸾骂张学良的文章。还有，蒋介石因为在西安事变的时候，为了逃命，拼命向山上逃跑，结果扭伤了腰。张继鸾又把一个自称两百岁的“刘神仙”的膏药送到蒋介石的老家溪口。1938年，张继鸾去香港，临行前向王芸生交代工作的时候说：“我和蒋先生有交情，你写社论，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甚至自1937年至1945年日本人投降，蒋介石一直与日本人有着秘密的接触，而张继鸾就曾经参加了其中的部分活动。1941年9月张继鸾去世的时候，蒋介石亲自到嘉陵宾馆行礼吊唁。凡此种种，我们可以看到二人的交情的确是非同一般的。
吴鼎昌与蒋介石的关系是通过张继鸾牵的线。开始的时候，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并没有张继鸾走得亲密。但是，吴鼎昌当时出资办报纸的目的就是想以报纸作为自己的晋身之阶，所以他一直在寻找和蒋介石接近的机会，向蒋介石靠拢一直是他的心中所想，只不过他没有办法在报纸上公开喊出来而已。后来经过张继鸾的联络，他终于与蒋介石搭上了桥。
1932年夏季的某一天，蒋介石邀请吴鼎昌到庐山避暑，他们在一起晤谈了一个星期，这是吴鼎昌和蒋介石走近的开始。1935年，蒋介石着手组织“人才内阁”，吴鼎昌终于得到了向政界发展的契机，出任实业部长。1937年抗战爆发，吴鼎昌又被任命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兼滇黔绥靖副主任，进步很快，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从一个《大公报》的社长发展成为一个封疆大吏了。1945年，吴鼎昌又向蒋介石靠拢了一步，被调到蒋介石的身边，任国民政府文官长。此次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就是吴鼎昌出的馊主意。
本来，在《大公报同人公约》中是有规定的：“本社职员不得兼任社外有给职务，并不得经营抵触本社利益或影响社誉之业务。”其实这都是面子上的东西，是用来骗人的。虽然后来吴鼎昌到蒋介石的内阁中任实业部长的时候，辞去了《大公报》社长的职务，但是这并不影响吴鼎昌在远处遥控《大公报》。
胡政之与蒋介石认识得比较晚。吴鼎昌去蒋介石的麾下做了部长，1941年9月，张继鸾一命归西，所以《大公报》的一切事务都需要由胡政之出面打点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胡政之于1942年被补缺为“国民参政员”，在“参政”的过程中一步步投入了蒋介石的卵翼之下。
蒋介石与胡政之最有意思的一次会面，发生在1945年。当时抗日战争已经接近尾声，胡政之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的发展，以为国民党会在不远的将来独步神州，所以想在上海、天津、重庆、香港四个地方分别出版《大公报》。他知道蒋介石比较注重《大公报》，想利用《大公报》这块招牌，所以在一次蒋介石召见他的时候，胡政之就动了敲蒋介石竹杠的念头。他在自己的袖筒子里面藏了一封信，谈话在兴头上的时候，胡政之把信拿了出来。原来这信的内容是向蒋介石伸手要钱的，胡政之狮子大开口向蒋介石要二十万美元的官价外汇。
这是胡政之在与蒋介石的交往中所犯下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当时黑市的外汇与官价的外汇要相差一二十倍，这样大的一个沉重“包袱”《大公报》是背负不起的。经济上受惠于人就难免要在其他方面付出等额的代价，这正是胡政之受制于蒋介石的开始。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吴鼎昌、胡政之、张继鸾当初所约定的社训由“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减少为“不私、不盲”了，“不党不卖”的信条再也不提了，说明他们已经开始“党”了，开始“卖”了。
三个臭皮匠各取所需，吴鼎昌要官，张继鸾要名，胡政之要钱，蒋介石都满足了他们，剩下的就是三个人怎么样通过《大公报》回报蒋介石了。你说这样的《大公报》怎么敢不大帮蒋介石呢？当时人们之所以经常在《大公报》上看到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小骂，那不过是吴鼎昌、胡政之、张继鸾使用的一种障眼法而已，他们没有从诸葛亮那里学到真正的本领，但是还是学会了一点，比如他们的“小骂大帮忙”就非常类似于“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如果《大公报》和《中央日报》一样公然地为蒋介石大拍马屁的话，他的报纸还有谁去看呢，他们还怎样去骗取公众的信任呢？这正是《大公报》的聪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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