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筑秦城更远图

四、南筑秦城更远图

桂林最早的城市雏形应该是秦城，严格地说它有城无市，有秦始皇为征服岭南而建的军事城池，无熙熙攘攘、利来利往的商贸集市。

南中国有一条绵延曲折的山脉，横亘在湖南、江西与两广、福建之间，即著名的五岭，亦称南岭。五岭中的越城岭与都庞岭之间，有一条狭长的谷地，名“湘桂走廊”，是中原通向岭南的交通要道，有“楚尾越头”之称。五岭之南的广袤土地，即岭南，千百年来，生活着强悍的百越民族。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三年之后的公元前219年，“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进军岭南。然而，蜿蜒起伏的五岭，险峻崎岖，就像一座天然的长城，将秦军阻挡在五岭之北。秦始皇五十万大军，“三年不解甲驰弩”，仍无法越过这道天然的屏障。

黄现璠、黄增庆、张一民著《壮族通史》较为详细地叙述了这场在桂林历史上至为重要的战事，并描述了桂林历史上最早的城池秦城：

秦军由于遭遇西瓯部落处处堵击，欲进不得，欲罢不能，陷于“旷日持久，粮食绝乏”和“宿兵无用之地”的困境，只能驻守险要地区，因而驻扎在今兴安县的大、小溶江之间。该地至今还保存有“秦城遗址”。这遗址周约二十公里，有“大营”和“小营”之分。古战壕和古城垣的痕迹依然历历在目，显然是当年十万秦军驻扎的地方。《舆地志》载：“秦城，昔秦谪戍之所。”南宋范成大说：“秦城，相传秦始皇发兵戍五岭之城”。明邝露撰《赤雅·秦城》亦载“秦始皇发卒戍五岭地为秦城。……秦取桂林、象郡，兵勒湘南，据其喉咽，临融漓二水间”，所以秦城也就是“秦营”，是当年秦军驻守之地。秦城遗址位于越城、都庞二岭孔道，其间地势平坦，四周高山绵亘，大溶江旁依而过，背靠天险严关，足见其形势的险要，是典型的防守要塞，是当时秦军被西瓯部落围困的地方。

秦城之北有严关。严关地处湘桂走廊中心，关西侧凤岭与越城岭相接，关东侧狮子山与都庞岭相连。群山之间有一条长约三百三十米、宽仅三十三米的峡谷，严关就建在这峡谷中间。其关墙长四十米、高五米、厚八米，中间开有三米多宽的关门，门中有两重可以升降启闭的闸门。其地理位置之重要，有“楚越之咽喉”之称，是桂林的北门，也是整个粤西的北门。南宋周去非著《岭外代答》对其险要地形和战略意义有专门说明：

北二十里有险曰严关，群山环之，鸟道微通，不可方轨，此秦城之遗迹也。形势之险，襟喉之会，水草之美，风气之佳，真宿兵之地。据此要地，以临南方。

为了解决被困秦军“粮食绝乏”和部队后援问题，秦始皇不得不改变战略，“使监禄凿渠运粮”，用四年时间在越城岭和都庞岭之间，开凿了一条运河，这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的兴安灵渠。

世界上的水利工程都必须有一个共同要素，那就是拦河大坝。坝的作用通常是提高水位或改变水流方向。大坝的形状，通常呈“一”字形状。然而，今天我们看到的秦始皇开凿的这条运河，其拦河大坝与众不同，呈现的是“人”字形状。它由铧嘴和大小天平组成，铧嘴居上，如同高昂的头颅；大小天平居下，如同呈七十二度角的双臂。今天，如果你登上兴安灵渠边的南陡村的观景台，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躺在崇山峻岭之间的惟妙惟肖的“人”字大坝。

在越城岭和都庞岭之间，涌流着两条著名的河流：一为北去的湘江，其源头是兴安海阳山的海阳河，正是在这个“人”字大坝的接口处流成了湘江，湘江继续北流汇入长江最后进入东海；另一条则是南流的漓江，其源头是兴安越城岭最高峰猫儿山的华江，其与川江汇合后称大溶江，继续南流成为漓江，漓江继续南流汇入珠江最后进入南海。谚语“兴安高万丈，河水两头流”，说的就是兴安独特的地势。通常一个地方的水都是向一个方向流，就像中国西高东低，绝大多数的河流都是从西向东流，所以中国才有“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说法。可是兴安独特的地理形势导致它东南面的水向北流，西北面的水向南流。东南面海阳山发源的湘江北流，西北面猫儿山发源的漓江南流，流向完全相反。两条江主流相距数十公里，漓江支流始安江距湘江最近处相距不到两公里，但彼此独立，互不沟通，称得上“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然而，就因为这个“人”字大坝，这种互不沟通的局面彻底改变了。

原来的海阳河流到这个“人”字大坝的时候开始叫做湘江，原来的湘江沿其故道一路向北，它与漓江的支流始安江平行而流向相反，完全没有汇合的意思。秦始皇修建的“人”字大坝就像一个人的两条粗大的手臂，呈锐角度张开，在“人”字的接口处将海阳河水分成两股。一股占七分，朝北偏东方向流去，经北渠流了数公里后汇入湘江。另一股占三分，朝北偏西方向流去，经南渠流了数公里与始安江汇合。这一汇合，导致了湘江与漓江的汇合，进而，导致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汇合。

“北有长城，南有灵渠。”这句话点明了灵渠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但覃妮娜在她的《灵渠：穿越南岭的奇思妙想》一文中指出：“灵渠的丰功伟绩连长城都难以望其项背。它们的建造目的截然相反：长城的竖立是为了阻隔北方民族的南下掠夺、阻隔他们靠拢中原的脚步——显然这个目标并没有、也不可能实现。而灵渠在开凿之初，即是一柄拓疆的利剑，依靠它，始皇帝把自己的版图扩大了将近一倍……”“铧嘴”也可以看成是这把利剑的剑锋，它劈开了浩浩北流的湘江，将湘江水分了三分之一给漓江。

二千二百多年前秦始皇五十万大军和粮草，就是从长江进入湘江，从湘江逆水进入兴安灵渠的北渠，沿大天平绕过著名的“铧嘴”进小天平，沿小天平顺水进入南渠，然后一路顺水进入漓江、西江、珠江，最后统一岭南，设置桂林、南海、象郡。岭南广袤的土地，从此纳入了秦王朝的版图，五彩缤纷的百越文化，成为兼收并蓄的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于是，灵渠特有的“人”字大坝犹如一个象征，成为人与自然对话的一个重要载体，成为人类“巧夺天工”的一个重要证据，成为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理念的一个形象生动的图解，它深深地嵌入大地，就像人的智慧、灵性深深地嵌入自然。

历史学家往往具有高屋建瓴的眼光，他们长于穿透刀光剑影洞见文明的光亮、越过云山雾罩的细节直抵事物的本质。1963年，两位历史学家郭沫若和翦伯赞联袂来到灵渠，面对两千多年前的水利工程，不约而同地对灵渠以及开凿灵渠的秦始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郭沫若撰文：“秦始皇三十三年史禄所凿灵渠，斩山通道，连接珠江、长江水系，两千余年前有此，诚足与长城南北相呼应，同为世界奇观。”翦伯赞赋诗：“不到灵渠岸，无由识始皇。”

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世界上的大多数古代文明遗产到了现代通常就丧失了其造福人类的功能，只剩下象征意义而失去了实用价值。然而，灵渠不仅在二千二百多年前为秦始皇统一岭南立下了赫赫功勋，有力地加速了中国的古代文明进程，而且，在其后漫长的岁月里，它作为沟通中原与岭南航运的关键水道，承担着南北人才、物质、文化交流的重任。宋代范成大在他的《桂海虞衡志》中指出，因为有了灵渠，南来北往的人才物质“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来”。历史上许多杰出官员，就是沿着这条古老的渠道，从中原来到岭南，将中原的文明传播到岭南大地；岭南的莘莘学子，也常常沿着这条古老的水渠，从岭南北上中原，用自己的灵气和悟性，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即使是在公路和铁路已经高度发达，灵渠航运功能逐渐淡出的今天，灵渠的实用价值仍然有力地彰显，它灌溉了兴安数万亩农田，为几十万兴安人带来富庶。在水灾频仍的中国，作为四条河流发源地的兴安，一千多年来从未受过水患之苦，堪称奇迹。而这奇迹的造就，完全依赖于灵渠的存在。它巧妙的分水、泄水功能，有力地维护了兴安农业旱涝时期水资源的均衡。

中国人喜欢逐水居住，两千多年的时光陶冶、造就了一条足以与江南水乡相媲美的灵渠水街。航运时代，一年四季，灵渠商贾云集，舟楫相连。两面店铺，临渠而建，渠中航行，不用下船，即可购物。清代苏宗经有诗描绘了当年灵渠的商业盛况：

行尽灵渠路，兴安别有天。

径缘桥底入，舟向市中穿。

浆脚挥波易，篷窗买酒便。

水程今转顺，翘首望前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