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第一枚重炮发射出去之后，感觉还没有把要说的话说透彻，而且内心的冲动一直不能停息。他对毛泽东的诗词是理解的，甚至可以说没有第二个人对毛泽东的诗词的理解会比郭沫若的理解更为深透。就这样，郭沫若趁热打铁，又写了第二首《沁园春》。
郭沫若的第二首《沁园春》是在1945年的第八期《客观》上发表的，后来被收入了郭沫若的散文集《天地玄黄》之中。
他在词中慷慨激昂地写道：
说甚帝王，道甚英雄，皮相轻飘。看古今成败，片言狱折[6]；恭宽信敏，无器民滔。岂等沛风[7]？还殊易水[8]，气度雍容格调高。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
传声鹦鹉翻娇，又款摆扬州闲话腰。说红船满载，王师大捷；黄巾再起，蛾贼群骚。叹尔能言，不离飞鸟，朽木 之材未可雕。何足道，纵漫天迷雾，无损晴朝。[9]
郭沫若的这阕词像是一锅味美的“乱炖”，将国民党那些轻薄的文人来了一个一勺烩，逐个进行批驳。
我们一定记得，王芸生在《大公报》上曾经写过的《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他以谈古论今为幌子，在文章中影射毛泽东有帝王思想，说毛泽东词中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是自我比量，是作者的述怀之作。王芸生在《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里进而说道：
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据皇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更不肖的，如石敬瑭、刘豫、张邦昌之辈，勾结外援，盗卖祖国，做儿皇帝，建树汉奸政权，劫夺权柄，以鱼肉人民。这一部兴衰治乱乱史，正如中国历史的写法，只看见打英雄争天下的人物，而看不见人民，至少是看不见人民意志的表现。事实也恰恰如此，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所以乱多治少，甚至无清明之治，就固然只见英雄争，不见人民起，人民永远做被宰割者。今天我们应该明白这道理了，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为治，也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实现民主。孙中山先生的遗嘱，第一件告诉我们是唤醒民众。中国应该拨乱反治了，中国的历史以后应该另外一种写法了，但必须人民自己站起来。[10]
“说甚帝王，道甚英雄，皮相轻飘。看古今成败，片言狱折。”这几句正是对王芸生上述一段胡言的有力反击。说什么帝王，说什么英雄？你们的文章完全是一脸轻飘的、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毛泽东自铸伟词，虽只言片语，却将古往今来、成功与失败，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判断！难道真的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吗？当然不是。郭沫若对王芸生言辞的否定，正是对毛泽东词句的肯定。
词人接着赞美道：“恭宽信敏，无器民滔。”
前面说过，老丁酸在词中说柳亚子在词里面“君君我我”，是“巴结妖娆”。郭沫若的这两句正是回应老丁酸的。“无器民滔”是一个典故，出自《庄子·田子方》：“无器而民滔于前。”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对此这样解释：“谓无人君之器，而民滔聚其前也。”这句话的本意是说，这人本不想做帝王，人民群众却聚集在他的面前拥护他，希望他做人们的领袖。而郭沫若在词中引用此典，与“恭宽信敏”一句连接起来，表达的实际意思就更加明确了：毛泽东为人大公无私、宽宏大量、讲究诚信、机智聪敏，他是人民群众的领袖，他带领人民打天下，是为人民坐江山，不像过去的封建帝王那样，是为了自己、为自己的家族争夺天下。因此，人民群众才拥护共产党、拥护毛泽东。
“岂等沛风？还殊易水，气度雍容格调高。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更是对毛泽东的高度赞扬。研究毛泽东诗词的扬依琴在《毛词〈沁园春〉笺注》中说：“口气真是不凡，项羽的《拔山吟》，汉高的《大风歌》，以之相较，渺乎其小，何足道哉！”而郭沫若却认为，《沁园春》别具一格，词的意境“气魄宏大，实在是前无古人，可以使一些尚绮丽、竞雕琢的靡靡者流骇得倒退”，毛泽东的《沁园春》怎么可以与刘邦的《大风歌》画一个等号呢？其深不可测的比拟和蕴涵高远的意境又比《易水歌》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整个词句气度雍容华贵，格调高昂，别开生面，令人高山仰止，是深刻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一首大雅之作。
郭沫若在词的上阕主要是对毛泽东《沁园春》的讴歌，而词的下阕则充满了对国民党反动文人的批驳。
“传声鹦鹉翻娇，又款摆扬州闲话腰。”是有故事的，《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的《越州大殊慧海和尚》里面有这样的记载：“如鹦鹉，只学人言，不得人意。”是说有的人只会鹦鹉学舌，只是故意做出一种向国民党“领袖”谄媚的姿态，他并没有真正理解毛泽东咏雪词的要义。这“有的人”是谁呢？后来，在《沫若文集》第二卷里郭沫若对这句词做这样的注释：“某无耻文人亦和韵，但反唇相讥，极端反动。”“某文人”不是别人，就是前面说到的易君左，因为易君左曾经写了一篇招惹是非的《闲话扬州》，郭沫若在词中虽然没有直接将易君左的名字点出来，但是人们一看到“又款摆扬州闲话腰”这一句，郭沫若讽刺的对象就一目了然了。此句暗示，易君左今次写的和词又将与当年写《闲话扬州》一样，必将激起人民群众的反对，赢得一个薄幸的臭名。
易君左在第一首词里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比喻成“杀吏黄巢，坑兵白起，几见降魔道愈高”。郭沫若为了反驳易君左的谰言，在词中转述了他的故事：“说红船满载，王师大捷；黄巾再起，蛾贼群骚。”
这两句也是两个典故：
“红船满载”出自徐桢卿的《剪胜野闻》，文中记载，明朝的时候用“红船”运载囚犯：“王师与伪汉战于湖中，时乘白船。汉主以赤龙船厌之，及战，王师大捷。帝因制令以赤船载俘囚。”
“黄巾再起”出自《后汉书·皇甫嵩传》：“张角等一时俱起，皆著黄巾为标志，时人谓之黄巾，亦称蛾贼。”郭沫若词中的“黄巾”就是指东汉末年的这起农民起义队伍“黄巾军”。
郭沫若转述国民党反动文人对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军队的污蔑，意在斥责他们，说他们不过是污蔑人民的老调重弹而已。郭沫若进而叹息道：“叹尔能言，不离飞鸟，朽木之材不可雕。何足道，纵漫天迷雾，无损晴朝。”仿佛在说：可惜、可叹，你们尽管能言善辩，但是你们终究脱离不了鹦鹉学舌之嫌，不过是一些不可雕琢的朽木，实在不值得挂齿，即使你们释放出再多的迷雾妖风，对一个晴空万里的早晨来说也不会有丝毫的妨碍。中国大地在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人民群众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之下，必将阳光普照，一个辉煌灿烂的早晨必将取代一个乌云漫布的漫漫长夜，旧世界必将打得落花流水，新中国定会建设得灿烂光明。词句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坚定了人民必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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