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自信，赢得未来

中国梦横空出世以来，成为国内媒体使用频率较高的字眼。在海外媒体也有解读中国梦的大批文章，赞赏者、冷眼者、讽刺者皆有之，总体上反映了对中国未来走向的高度关注。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梦想的民族，早在2 000多年前，就有了“大同梦”，到了近代，中国人屡遭西方的野蛮入侵，国之不幸，人民遭殃，困境之中曾经萌发过“科技救国梦”“共和体制梦”，归结起来叫“富国强兵梦”。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国家好了，人民才会好，中国人总是把个体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期望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成为中国人的百年梦想。

梦在前面，路在脚下，好梦需要选好路才能成真。中国共产党诞生近一百年来，中国人由站起来到逐步富起来，谱写出近代中国最辉煌的历史篇章，它证明选好路才能圆好梦，这条路就是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这已经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特征，也就是说，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使站起来的中国人摆脱贫穷富起来，在人民富裕的基础上整个国家才会强起来。

第一，自信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道路、理论、制度的完整统一体，其本质是社会主义，具有开放包容性和开拓创新性的特性。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条件下，吸收了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包括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实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优势互补，强强相加，包容整合，表现出很强的适应性。试想，由改革开放之初“摸着石头过河”，经过30多年的探索、积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百战百胜的光辉旗帜，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它再一次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睿智，勇于开拓新局面的民族，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创造奇迹，为国家、民族、人民负责任的党。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是一件可喜可贺、值得庆幸的事，倍加珍惜，开拓未来，增强自信是当代中国人的光荣与责任。

一是增强道路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高速发展进步，实实在在的成绩证明了自身的有效性、科学性，得到包括越来越多西方有识之士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英国《金融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拉赫曼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在30多年间，使全球数亿人脱贫，实现了长达一两代人的高速增长，这无疑是中国道路的奇迹。有位美国学者出版的《21世纪的优秀治理：走一条东西融合的中间道路》明确提出，未来的国家和国际治理，应当兼收东西方文明成果。西方有识之士对中国道路都日益看好，我们对自己的道路更应坚定自信。

二是增强理论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之一，在于坚持并发展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理论是实践的先导，相比之下，西方执政党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缺乏成熟的理论指导，也没有系统的理论建设，每个政党上台后另搞一套，解决经济社会问题顾东望西，左右摇摆，缺少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思考，也谈不上把执政经验总结上升为理论方针。西方的教训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发展好、少折腾，必须坚持一套行之有效、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否则就要走弯路。而立足中国实际、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开拓新的发展思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理论指导，使经济、政治和文化保持着旺盛的活力。

三是增强制度自信。纵观西方面临的各种困境，对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对社会主义制度保持战略自信。坚持和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已被事实一再证明能够最大限度适应当代中国的客观实际，满足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它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特别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并有效应对全球化、信息化和多极化时代的复杂挑战。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德国政治理论家因茨迪特里希说，“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正进行着一场与时俱进的进化”，这种“将科学和人民大众的力量同中国对于历史条件的深刻理解相结合”的制度，将使中国“未来发展充满乐观”。英国人经常感叹中国效率，中国速度，深感“英国体制太过僵硬”，像《泰晤士报》这样老牌的西方主流大报，在一篇社论中，也罕见地呼吁西方领导人学习中国的治理效率，克服西方制度弊端。

第二，自信来自对西方社会面临多种危机的理性思考。事物总是在相比较的情况下存在的，我们之所以提出要增强自信，在于当代中国与西方相比表现了自身的优势。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世界格局多极化浪潮中，中国在前进过程中虽然也常常遭遇各种困扰，但与西方相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可谓乘风破浪，顺风顺水，风景独好，而西方资本主义面临的往往是一筹莫展。

一是经济发展“失调”。主要是几个结构性“陷阱”所致：一是金融陷阱。近年来，西方国家金融领域过度膨胀，金融业以高于实体经济增长率数倍的速度扩张，积聚了空前风险。二是债务陷阱。西方长期以来养成超前消费、借债度日的习惯，导致债务负担积重难返，为应对债务危机采取的紧缩措施，又导致经济增长乏力，民众不满上升，使西方各国政府骑虎难下。三是福利陷阱。长期以来，西方把福利制度作为安抚中下层百姓、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福利只高不低、只上不下，财政不堪重负。在非危机状态下，高支出、粗放型的福利模式尚可维系，一旦经济出了问题，便立刻成为难以承受之重。过惯了舒服日子的西方民众，都不愿面对突然要勒紧腰带的现实。能否跳出“福利陷阱”，是未来西方社会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是政治体制“失灵”。今天的西式民主制存在三个突出问题：民主选举“游戏化”，民主运作“资本化”，民主决策“短视化”。这就是民主形式、程序大于实质和内容，阻碍了国家治理。西式选举导向，不是能力导向，而是作秀导向，这种选举制度选出的领导人，政客多而政治家少；政党私利凌驾国家利益，给经济和民生造成严重损害。美国两党“债务上限”之争，一度险些使美联邦政府关门歇业。美国枪案连连，总统提出要修改持枪法案，两党为此争来争去，扯了半年最终还是被否决，总统被搞得无可奈何。美国网络时政杂志《调色板》的主编韦斯伯格说的一番话颇能反映西方人士的忧虑：两党再这样闹下去，美将“选择自我毁灭”，短期代价是经济持续衰退，长期代价就是超级大国加快衰落。“民主陷阱”阻碍国家治理，表现为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或非理性的民意裹挟、绑架社会公益，使危机治理寸步难行。

三是社会融合机制“失效”。其一是社会极端思潮抬头。西方主流社会近年在贸易、移民、宗教等问题上保守倾向上升。一些欧洲国家出现右翼政党“登堂入室”的势头。其二是贫富分化加重，中产阶层萎缩，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健康流动“凝固化”。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惊呼“美国梦已不再”。他尖锐指出，当今美国的社会流动、国民收入和社会资源分配处于建国200多年来“最差时期”。其三是社会矛盾激化。主要表现为“群体性事件”增多，西方主要的一线城市均不同程度受到冲击。西方普通民众看不到希望，要抗争求变。此外，美、英、法甚至个别北欧国家还发生多起震惊世界的严重暴力、枪击或大规模骚乱事件，也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一个表现。

四是思想道德“失范”。其一是政治精英道德水平下滑，其二是大企业商业道德失准，其三是社会精英道德问题多发。这些问题涉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官德、商德、公德，它们反映的是资本主义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利益观受到严重侵蚀，也暴露了资本主义“权力制衡”的有限性和局限性。其后果，就是动摇了民众对资本主义政治权力、商业权力、话语权力等社会主流力量的信任。

判断一个社会制度优劣是一道复杂的难题，但最关键的要看能否有效解决社会发展进程中常常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进步和谐。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进入后现代化的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无限扩张，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物壮则老，水满则溢”的阶段，每往下走一步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自己的反面，其衰势已得到充分体现。

第三，自信来自西方学者对人类社会未来的深刻洞察。汤因比是当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英国人，终身研究世界文明发展史，学术成果颇丰，对世界的贡献，与世界著名哲学家罗素、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齐名。他出于史学家、思想家的良知，穿越人类5 000年的文明历史长廊，超越祖承西方的文化藩篱，用犀利的眼光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轨迹考证分析，把未来人类文化发展的目光，紧紧锁定在中国。汤因比预言：

人类进入20世纪中期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科学技术进步，把世界推入了一个统一的大市场；核技术的应用使人类面临威胁；世界资源走向枯竭，环境受到严重污染，这些变化使人类进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全球化时代，进入了一个命运与共的环境，人类面临一个选择：要么一个世界，要么一齐灭亡。

未来人类文明既不是西方文明的移植，也不是东方文明的简单复兴，而是中西方文明和其他各种文明的高度融合，集世界上一切文明的优点，建立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

世界需要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但这种大一统不是要通过消灭异己来实现，而是要通过容纳异己，形成一个多元共存、和平共处的局面。而这种宽容和多元共存的文化精神，在西方神教文化基础中并不存在，这是西方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不可摆脱的困境；能够适应未来世界的新文化只能来自东方，能够为人类找到新文化起点的基础只能在中国，寄希望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肩负这个责任。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

汤因比告诫说，西方在经济和技术上影响和征服了全球，但是却留下了政治上的民族国家林立世界的超级难题，这个政治真空将由中华文明来补足。因比他对未来人类社会开出的药方不是武力和军事，不是民主和选举，不是西方的霸权，而是文化引领世界，这个文化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他最终的论点是，西方崛起给世界带来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宪政体制、公民社会和福利国家等现代思想资源，西方的成就是巨大的，对世界影响是深远的，但同时也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和生生不息正好就体现在善于根据时代而不断吸取先进思想，而在学习和容纳的过程中又不迷失本位自我，最终将外来的先进思想转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一个历史上一直是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取向的中华文明，也将在21世纪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

中国文化的本质特点是多元性，这是在我们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多民族通过互相交流、竞争而达到互相融合中而形成的。这种多元化，一方面使得它具有宽容性，极大限度地接受外来文化要素，另一方面又能较容易地遗弃许多过时的文化要素。这种本质就使中国文化的弹性、柔性表现突出，可以在整体思维、多线思维、社会团结、社会整合等多方面运用中国文化的智慧，批判吸收西方个体思想、个体公民权、法治思想等，创造出中西合璧的崭新人类文明。正是中国文化的多元性质，使它在今天世界呼唤多元精神价值的时代迎来了自己的发展机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非常鲜明地显示了这一优势。预言毕竟不是现实，我们不能为预言所陶醉。但人类是唯一能够对未来做预测的动物，汤因比的预言对我们充分认识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把握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深刻领会中国的文化发展的历史责任担当，具有激发“自觉”，产生“自醒”，增强“自信”的重要作用。

中华民族复兴，西方特别是美国具有戒心，在其强权政治、势力外交、单边政策、霸权主义思维主导下，围堵、遏制中国崛起是既成事实。重返东亚后，在钓鱼岛、南海以至东盟，加强对反华势力的支持，打压中国影响力。日本政府向右转的方向已经形成，右翼上台，扬言不但要修改和平宪法，改自卫军为国防军，还要搞核武，挑战中国。支持日本与中国对抗，遏制中国发展，是美国东亚战略的组成部分；中美两国虽然制度不同，但中美之间还有着共同利益，取长补短会有双赢，大国对抗，必然两败俱伤、殃及世界，继续维护“割不断，理还乱”的中美关系将会是常态。中美日这个三角关系，使东亚地区变得无比的复杂。维护中美之间关系的稳定，有益于纾解中日矛盾、中菲矛盾及维护东盟关系的稳定。因为日本的战后体制是美国一手操办形成的，如果日本要坚持搞核武，要靠美国控制。美日同盟既有联合围堵中国的一面，也有防止日本再度崛起，或拉美国下水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