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霸超强地位不可持续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强势崛起，成为世界大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强国，冷战结束后成为一极超强的世界霸主。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个移民国家在霸权思维、实力政策、强权政治、单边主义的主导下，威风凛凛，咄咄逼人。进入21世纪后，全球化和多极化的世界潮流中，美国经受了“911”恐怖事件袭击，又由于次贷危机引发了世界金融风暴，这个“五大三粗，大大咧咧”的山姆大叔也经受不起这些灾难的重创，呈现出了衰微趋势，活力也大大不如以往，国内和国外唱衰美国的声音此起彼伏，美国霸权走向下坡路的声浪高涨。当时有意见认为美国处在或日暮途穷或浴火重生的十字路口。一霸超强地位能否持续，美国面临多极化潮流的严重挑战。

第一，美元霸权是一把双刃剑，既成就了美国，也消减了美国的活力。一提到美国，就不能不联系到美国经济的两大突出问题，一是巨额赤字，二是整体实力持续下降。巨大而与日俱增的财政赤字，无论对国家还是民众都是一个灾难性的包袱，美国政府至今提不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看不到摆脱危机的曙光。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美国的GDP占世界份额从2000年的23.62%，下降到2010年的20%。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说“我们无法对美国经济发展缓慢的速度增长做出正确的解释”。

美元本位制，是20世纪40年代形成的，美元本位制使美元变成没有制约的可以向世界透支的特殊货币工具。近一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货币以美元为基准，围绕美元打转转，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美元本位制，使美国好像世界的央行，它可以不受外汇储备短缺的制约，它需要多少美元就印多少美元，无偿地向其他国家换取商品和劳务，避免巨额赤字和贸易逆差可能引起的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轻而易举获得国内经济正常运行、发展所需的实物和大量的资金；借助美元的霸权地位，还可以通过贬值，强行向世界透支，并找到自愿购买美国债券的债主，心甘情愿为它买单。也就是说美国可以随心所欲使用两种手段：打白条，发行各种债券，向世界各国借钱；打绿条（印钞票）超量发行美元。当出现贸易逆差时，政府通过印发美钞来弥补亏空，并通过不断扩大美元在全球的流动性，将通货膨胀的压力转嫁给其他国家。超量发行美元的结果是减轻外债的压力，刺激经济出口，有助于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正是由于对美元的操纵，美国在二战后虽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额财政赤字，却渡过了一次次难关，神话般地保持了国内经济稳定。

虚拟经济维持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美国把所谓的垃圾产业或夕阳产业转嫁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70%的就业人口从事金融、服务业，从而完成了一个制造业大国向金融业大国的转型，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的生存方式，利用美元霸权地位，借助金融手段在全球范围内向美国转移财富。他们发现可以不生产其他产品，只需生产一样东西就可以致富，这种方式就是印发美元。美国通过这种模式实现了本国经济腾飞，在巨大的债务面前，还维系了国内经济的正常运行。美元霸权地位，逐步改变了美国人的生产方式，依靠非实体经济的金融业来维系其经济运行，本质上是马克思当年批判过的寄生性经济。这种经济结构下，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就像两个魔鬼紧紧缠着这个国家，而且愈演愈烈。为释放压力，美国还通过美元贬值，导致物价通胀。美元霸权下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不是靠实体经济而是靠非实体经济的金融业来维系其经济运行，转移赤字危机，借钱和造钱这两手交替使用。这种寄生经济就像鸦片烟一样，消减美国经济的活力。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和法国前总统戴高乐等各界人士，很早就对美国体系提出尖锐批评，戴高乐曾经痛斥“美国用美元来获得其他民族的土地和工厂”，同时指出“美国没有特权把世界贸易实际上变成美国的仓库”。美国以这样一种运行方式与世界各国打交道谋合作，其合作手段是违背国际合作的公正性和平衡原理的。世界上除了美国，很难想象其他任何国家可以在这样的状态下长期撑持，这种体制对世界经济造成的伤害和诸多弊端已经昭然若揭。

基于全球化大背景，世界各主要力量的均衡发展是一个基本趋势，多极世界的浪涛不断冲击美元霸权地位。依靠虚拟经济支撑的经济体，就好像依靠鸦片烟维系生存、苟延残喘的人，哪一天倒下，不过是迟早的事。

第二，自我纠错机制麻木失灵，无能为力。在经济结构性危机背后，美国逐步衰退，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实美国衰落的致命危机不是经济，而是政治民主的结构性危机。最近十年来，美国经济方面低迷不振，总是与经济决策的一次次失误相关。奥巴马上台后，人们埋怨小布什，说金融危机是小布什惹的祸，把这个国家推向了深重的经济灾难。小布什对房地产泡沫问题辩解说，“政府导致了房地产泡沫是毫无疑问的”，“国会拒绝对二房监管，让其自主运作”是导致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选民怪总统，总统怪国会，到底该谁来负责，至今没有一个正面的说法。究竟该打谁的屁股，只有不了了之。那么，今后再一次、二次出现类似错误，就在所难免。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国家权力日益被金融资本所控制，这是西方主流媒体和智囊精英直言不讳的。美国这套政治体制，是前工业化时代设计产生的，与那个农业社会时代相适应。经过工业革命，社会剧烈分化，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30年来，财富向少数富人集中，贫富悬殊问题日益凸显，屡屡出现金融资本支配政府、左右社会，金融力量不仅可以购买政府的决策，还可以麻痹扭曲社会思潮，造成决策天平长期倾斜。一方面由于全球化、信息化的推动，资本主义市场高速发展，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过度金融化导致虚拟经济泡沫化和实体经济空洞化。1%的人掌握了 40%的财富，广大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下降，次贷危机导致金融泡沫，泡沫爆破后，引发全球金融海啸，美国政府错误决策的不可持续性全面暴露，美国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体制应对乏力，备受赞美的自我纠错机制陷入了失灵危机。

2010年，9名美国大法官表决通过了一件历史性的重大法律裁定：公司可以在竞选期间打政治广告，而且想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不受任何限制地为候选人拉票，把人们所忌讳的贿赂行为制度化、合法化。这就是说公司可以酬谢与他合作的政客，同时可以置不予合作的政客于死地。美国的政治体制已经蜕变成在牢笼中运作，要想竞选政府公职就要拿公司的钱，为公司谋利益，就是用金钱来践踏美国政治，用公司的声音来压倒民众的声音。100多年来美国政府对公司资助政界人士的钱是加以严格限制的。所以不少人批判被西方吹得天花乱坠的所谓自由民主选举制度，其过程已经变味为政治精英与资本精英之间的相互妥协，相互结盟。

一个民选政府为什么会屈从利益集体的意图，做出一系列背离国家社会长远和根本利益的错误决策？根源首先在于权力与金钱无法脱钩。其次在于社会发展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传统社会，维护公义就是维护人类生存权利，千百年来是以多数人的意志来表述这一权利的，因为，在传统社会穷人总是占大多数，古往今来人们认为站在穷人一边就是维护了公平正义。社会进入当今，在像美国这些发达国家，真正的穷人不一定是多数，相反往往是少数。在现实社会，再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往往变成少数人以多数人的名义对其他少数人实行专政。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社会只存在利益集团之争，社会基础不再是穷人占大多数，所有的人都被分割成一个个利益集团的成员，在这样一个高度差异化、复杂化和群体化的社会，如果再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已经行不通了。传统的代议制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分权制衡功能已经变成旷日持久、反复无常、决策难产以及决策错误的同义词。貌似维护公平正义的议员，由于金钱与选票的驱使，各怀鬼胎，为各自的选民说话，在两党之间、议员之间，凡事都要争得你死我活，这必然造成决策效率不高，分权有余而协调不足，低效扯皮，反复无常，责任推诿层出不穷的乱象，对于处理事关国家发展大计的特别棘手的前瞻性重大战略，尤其难上加难。因此一味强调多数派统治的观点，未必是人道和民主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民主政府其合法性遭到质疑，多数派决策系统正在变成一种粗糙不堪的古老的仪式。

信息化时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几乎一切领域都加快了发展变化的速度。昔日从容不迫的悠闲不复存在，要求人们必须对大量新鲜问题做出快速反应和决策。在堆积如山的议案面前，也无可能就决策课题做了解做裁定，或按传统的老规矩、老程序习惯性地进行听证和辩论，这种情况下决策功能常常变得旷日持久，反复无常。

新型民主观要求政府突破传统代议制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和简单的是与否的票决制以及相应的权力制衡体制，不能再让所有问题都要经过“万能”的代议制议会去决策。必须合理地改，重组、下放和分散决策权力，实行更为有效的决策，协调。可是又有哪一天能走到这一步？因为在多党制的国度，政党为了争取执政，都自视正确，都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

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指出，美国在工业化时代形成的政治体制沿袭200多年，现在已经过时。前辈设计的政府体制已经变得陈旧，越来越成为压制和危害人民福利的工具。美国已经陷入宿命论的决策危机。要创造出一种新的政府体制——21世纪民主——重建美国的未来。他指出代议制政府许多不灵活、不中用都必须改革。

美国因银行体系严密，政府运作公开透明，监督制度完善和司法独立，除非收受现金，否则巨贪很难。即使小贪不断，只要爆发，治罪也相当严格。贪污数万美元往往换来数十年的牢狱之灾。这并不是说美国不存在腐败问题。美国的制度性腐败也是很严重的。这包括政府采购浪费，高官的合法性特权，公务员抢占公共资源、吃公家现象长期化，消费成为天文数字。

美国的各种公务员工会，警察和消防工会，分布各地，势力庞大，待遇和贡献相悖。比如，洛杉矶市政府水电工年薪10万美元还有各种福利，服役25年即可退休继续领80%的薪资直到老死。这类制度性腐败堂而皇之无人问津。制度性腐败还包括冗员泛滥，联邦公务员2013年达285万人，每月薪资162亿美元，地方政府公务员1 456万人，每月薪资704亿美元，在美国平均1万人有562个公务员。联邦政府公务员平均年薪8万，是全国劳工平均值的2倍，50多岁的壮年男性可退休，政府养终身。庞大的公务员费用可能成为拖垮政府的最大包袱。

合理特权。以奥巴马家庭为例，其消费也属制度性贪污。奥巴马前四年任期内仅度假消费就达2 000多万美元。反对党也不好吭声，因为是制度规定，谁上台都一样。这类特权持续半个多世纪，在美国经济富裕时无人问津，而今美国债台高筑，社会福利大压缩，而特权享受依然如故，老百姓吼了一阵子也枉费心机。

第三，信仰危机，正在融蚀美国精神的根基。美国是基督教立国、宗教意识较强烈的国家。宗教学说教化形成的价值观，构成美国主流文化中的心态文化，即信仰体系。在美国，人们把基督教比喻为公民道德孵化器。基督教的社会文化意识，其道德内涵是靠教会和家庭的教化作用。

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由于科学技术推进，世界面貌日新月异，上帝创造了一切的神话、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宗教信仰遇到严峻挑战，难以为继。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对现代化有个经典解释：现代化“即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理性化的技术，理性化的科学研究，理性化的军事训练，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机关”。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理性化是社会进步的必然方向。人们决不相信自然与历史的进程会因超自然力量的预言而中断，也不认为自我人生的意义会由此而决定。高科技时代人们支配环境能力和手段空前大增，宗教失去了鞭策力量，信仰危机必然迅速而至。但迄今为止，尚无新的信仰足以承续或取代宗教引导作用，这就造成信仰危机。

德国神学家波尔特曼，早在20世纪40年代指出：“人不可能在使用电灯收音机，用现代医学和医疗手段来治病康复的同时，相信新约中的神灵和奇迹世界。”他认为新约时代的观念形态与我们当代的思想认识已有天壤之别。我们的世界观，也不可避免接受现代科学技术指引。新约反映的世界观体现了古代盛行的神话意义，在今天看来早已过时，因而不再是人们信仰的对象。

在体现爱心或公心的共同意识形态衰落之际，美国和西方高度自由化的社会环境导致了自私心的恶性膨胀，破坏民主政治体制，导致社会道德沦丧。表现为精神空虚，良知泯灭，无视公义，加剧了行为的隐性或显性的犯罪倾向。信仰危机使人们摆脱了崇高神圣的理想和信念，导致各种暴力犯罪丛生，投机、欺诈、凶杀已司空见惯。美国监狱人数超过230万，就是说每10万人中有740人关在监牢里服刑，成年人中有超过1%在服刑，美国监狱犯人总数和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世界之首。

北欧的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与美国均属于基督教新教文化区，在那里，经常去教会做礼拜的人不足总人口的5%，国家公民在民主政治社会的框架内，逐步疏离教会，但宗教价值观没有泯灭，社会整体状况优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西方神教文化基础，并不存在。他预言，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对科学技术的崇拜会与日俱增，世界主流宗教将逐步为以科学技术为主，各种理论、学说、主义经过战略重组，优化组合，形成的新的宗教，或新的信仰体系代替，即由神性宗教发展为理性宗教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信仰文化体系是一种精神状态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灵魂和精神家园，是维系一个国家民族最重要的精神纽带，一旦发生动摇松懈，甚至瓦解，就会导致道德制衡力社会发展力的逆转。基督教信仰在欧洲的急剧衰退，是欧洲不少有识之士早已发现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多种文化共生共存互生互长，是全球化潮流中的必然趋势。

中美两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发展问题。前瞻未来世界格局，话题当前集中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何时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潜台词是中国何时取代美国。这个愿望可以理解，但把这个复杂问题太简单化了一点。美国地位的不可持续，是在世界多极化潮流出现后才显现出来的。其衰落历程会与世界多极化潮流逐步深化演进相随相伴，也就是说，当多个国家强势崛起后，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会逐步消减，直至自顾不暇，无法对世界上的大事指手画脚，说三道四为止。

有研究表明，在经济地位第一的换位后，美国对世界安全、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影响力依然独占鳌头，无可匹敌。因为从经济、科技、军事、对外运筹制度框架，以及国民素质等方面来看，美国仍然是唯一超级大国。特别是美国科技投入巨大，体制完善，充满良性竞争，大量吸收国际人才，研发水平遥遥领先，创新能力强大，堪称世界科技教育发展的制高点与源头。说美国已经衰退的结论还为时过早。即使中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也不可能充当时下的美国，成为世界霸王。中国的国情、国策和文化决定我们不会谋求任何霸权。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格局多极化这一新的历史时期，为中国和世界合作注入了新的战略内涵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成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诉求，但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前途和命运与整个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前途命运紧密相随，同时中国和平发展与科学发展将极大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大发展，并促进整个人类大发展、进步。

前不久，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布了《2030年全球趋势：不一样的世界》。报告提到：两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将被颠覆，美国和欧洲将不再享有霸权地位，而是可能由充满活力的新兴体分享这个地位；而如何与担任更多国际责任的亚洲最大国家中国和谐共处，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安全，仍是美国新一届政府亟待研究的课题。报告以较客观的口吻描述未来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分享全球事务的主导权，这无疑是一种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