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伊克昭盟师范成立专科，需要补充一大批师专教师。这年秋天，我被调到师范工作，同时从伊盟中学调来的大多是教研组长，如侯振汉（历史）、李如善（美术）、龚绍泉（数学）、梁伯琦（物理）、胡秀英（政治）、王兰英（数学）等。这一年又从外地分配来一些大学生，如冯冠年（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李传君（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陈明达（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周涓、朱金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这些人来了后，一边在师专任课，一边又在普师或初师任教。
1959年，伊克昭盟师范成立，不久又遇到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全校只有60多个教职工。教师大多是内蒙古师范学院专科毕业。1960年秋，教职员猛增到百人以上，初师、幼师、普师、师专一条龙初具规模，班级达到16个。1961年秋，又遇到大精简，初师、幼师、师专都下了马，初师只留2个班，新生只招1个班。这样，全校只有7个班，半数教职工调往旗县各中学。
从1961年秋天起，我就担负全校的物理、化学教学，有时还兼教数学、生物。除教学工作外，我还兼任实验室和仪器室管理员、全校的电工、数学和自然学科教研组长、工会委员、校务委员等职务。
国家和学校处于困难时期，大家都能体谅，当时不只是我，其他不少同志都是这样任劳任怨，为国分忧，为学校解难的。当时我们没有多加一分钱的报酬，而且粮食供应量逐渐下降，最低时每人每月定量仅有23斤。
尽管困难，学校还是很有生气，在学生中提倡读书，教师为学生做报告。记得，林野老师讲了华罗庚先生，我讲了齐奥尔科夫斯基，有的老师讲鲁迅先生。在老师中开展大规模的教学比赛，最后用大红纸张榜，号召全校老师学习。当时被登榜的有周维先、赵继志、乌云哈斯、刘忠和我。语文教师周维先和刘忠分别以教学语言的艺术性和板书的优美著称于全校。语文教师赵继志以课文分析的深刻性和发人深思的启发而受到学生的爱戴。乌云哈斯是数学老师，她以教学的明确性和循循善诱而深受初师学生的欢迎。这些老师都只有二十几岁，我是年纪最大的，但是那年也只有28岁。当时中师物理用高中物理课本，对于中师生来说，学起来比较吃力，我采用“精讲多练”的教学法后，使同学们减轻了负担，能当堂消化，学有所获。
师范是小学教师的摇篮，作为师范的教师理应深入了解小学。从1961年秋起，我主动要求到附小任教，每年担任五、六年级的自然课教学，每周4课时。
我从普通高中转到师范，很不适应。我想，既然师范是培养小学教师的，那么我决心从了解小学入手，来改变自己的教学指导思想。一直到1966年“文革”前，我一直这样讲课，受益匪浅。我觉得教育家不分高低，师范的教师能有机会到小学兼课，坚持数年，不仅有助于了解小学，更重要的是对师范教师的师德修养影响至深。这样，我们才能懂得怎样去培养师范生。
1961年秋天，经他人介绍，我结识了在伊克昭盟鄂托克旗幼儿园任教的赫连素贞，但是，我们没有见面，一直保持着通信关系。快放寒假了，我们才约定正月初去呼市在她家里第一次会面。虽说是第一次见面，但我们似乎彼此已经很了解，所以商量决定在“五一”节左右结婚。
当时，还处在困难时期，所以我们没有婚前的任何准备，被服、衣着等都是平时用的那些东西。
1962年4月29日晚，我们举行了婚礼。
这一天白天，我还照常上课，婚礼的工作都是同志们帮着准备的。
晚饭后，人们似乎显得格外喜悦，校园里人来人往，分外热闹，有的帮我们布置家，有的忙碌着去布置举行婚礼的地方。
“你们快换新衣服吧!”一位女老师催促我们。
“我们没有做新衣服，就穿这身普通衣服吧!”
婚礼在一个特别大的教室里举行，证婚人就是当时的两位校长——金岗和黄曙华。
在这样困难的时刻，人们送来的礼物可不算少，毯子、枕巾、茶具、大的影集……老师们每人出五角钱，大约收了几十元钱，买了瓜子、糖、茶叶等，招待来宾。
婚礼准备这样简单，然而来宾却空前多。平时这个大教室可以容纳5个班的同学开校会。今天，来的宾客居然也挤满了，大约有200人。
究竟是什么吸引了那么多的来宾?我们没有深究过。也许是一个杭州人与一个内蒙古姑娘的结合，引起了人们的好奇；也许是两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的结合，引起了人们的好奇；也许是更多的人想来祝贺我们在鄂尔多斯高原上安家立业；也许……婚礼只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物质条件很困难，粮、油、肉都很紧缺，人们的工资都很微薄。幸好，她在鄂托克旗买了一只绵羊，就拿羊肉稀饭招待大家。但是人很多，稀饭熬好后，每人只能喝一大碗。饭后，我们又以酒和羊肉招待大家。然而，人们都很体谅，喝一小杯酒就告辞了。
在这艰苦的岁月里，这个婚礼物质条件很差，然而却给人们带来了难以忘却的欢乐，也给我们留下了永久的祝愿。
在我们结婚一周年的那一天，即1963年4月29日，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
1964年的腊月过得分外紧张，全体教职工都参加“四清”“上纲”运动，“重点人物”都是事先物色并分布在各个组的，当时全校分三个大组，每组设组长、副组长、记录员，上面有领导小组。
开始我们学习“二十三条”和有关的一些文件，接着是“鸣放”。“鸣放”分“面对面”和“背靠背”两种形式，其次又有书面的“鸣放”形式。经过“鸣放”以后，“重点人物”就产生了。最后，就是“上纲上线”。第一种人是“依靠对象”“积极分子”，他们上纲是为了轻装上阵；第二种人是多少有点问题，需要“帮助”和“教育”，也是容易过关的；第三种人是“重点人物”，每组有一名，是运动的重点。当时，我是“重点人物”，有“反党言行”。
我感觉情况不妙，我去找校长、书记说明情况；然而越说越莫名其妙了，火力也越来越猛、越来越集中到我身上了。大会、小会结合，面对面或背靠背揭发批判，都围绕着我。连续半个多月，我几乎喘不过气来。后来每天的学习无非是念《四清上纲简报》，其中有一期是关于我的“反党言行”专集。
当时，保密纪律严明，上午、下午、晚上连续批斗，气氛紧张。我的心情虽说也紧张，但是“自我感觉”还是良好的，尽管每天受批判，心里却很坦然。我自认为我没有“反党”。不过我的处境不好，全校共有3个“右派分子”，都在我们教研组，我是组长。因此，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就给我加上了，什么“与右派划不清界限”“同流合污”“结成反党小集团”……无限地“上纲”。
大会和小会上，我做了“上纲检查”。第一次通不过，第二次又没有通过，原因都是“上纲的高度不够”。我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了，我反复想：我从几千里远的西子湖畔来边疆从教，哪一年不是如牛负重，含辛茹苦，为什么人们不看我的行为，却偏要钻牛角尖，进行抽象分析?
当时，我爱人正处于临产前。为了不让她受惊，我没有告诉她，过了许多年，我才向她讲述这一段带有喜剧性的历史故事。
“上纲”以后，尽管我受到了深刻的触及，但我还是喜欢工作。
1965年的上半年，是我任教以来周课时最多的半年。当时一位数学老师出差了，他两个班的课由我临时兼上，原来说出差两星期，可实际走了两个月。这样，我的周课时就达到了30课时。这么多课时白天安排不了，一部分课只好安排在晚上。
自我从教以来，每天接触的是一群天真无瑕的少年和青年，平时他们喜欢我讲点科学故事。时间长了，我觉得光靠嘴说是不够的，于是，我创办了一个科普校刊《火箭报》。1956年以来，苏联开始和平利用原子能，并成功发射了洲际导弹；1957年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人类的科学技术明显有了大的进展。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更使我觉得科学普及已迫在眉睫，否则我们培养的人一毕业就是“科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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