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弗里曼从宏观层次上说明了嗅觉是由神经集群来编码的话，那么200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美国科学家阿克塞尔（Richard Axel）和巴克（Lin⁃da Buck）则发现了微观机制。他们发现能和嗅质分子结合的受体一共大约有1000种，而对人来说，真正能起作用的只有350种左右，但是人能区别的气味则在1万种以上，这该如何解释呢？
阿克塞尔原来是一位分子生物学家，但是和克里克一样，他觉得分子生物学已经成熟了，要做的是向已经建立起来的大框架里面添砖加瓦，他渴望的是新的挑战，而脑科学正是这样一个充满了挑战的领域。因此197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校内会议上，当阿克塞尔碰到著名的神经科学家坎德尔时，他就对坎德尔说：“对基因克隆这一套我已经感到厌倦了，我想做些和神经系统有关的工作。我们俩应该讨论讨论，也许能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探讨一下人是怎样走路的。”坎德尔虽然觉得现在就从分子生物学研究这样高层次的问题还不到时候，但是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研究像海兔缩腮反射这样的问题却正是他所希望的，所以他们一拍即合，成了好朋友。阿克塞尔把他的研究方向转到了用分子生物学方法研究神经科学的问题上来，并由此建立了一个新的科学领域：分子神经生物学。他的兴趣转向了研究如何用基因技术来认识脑是如何知觉到颜色、形状、质地、声音、气味和味道的。他认为研究嗅觉是研究知觉和行为的合适途经，因为当时对嗅觉还了解得很少。以后的发展充分证明了他的这一预见的准确性。
和克里克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阿克塞尔也是一位求知欲极强、对学术问题一丝不苟的人。他的一位朋友是这样描写他的：“每遇学术报告会，他总是坐在第一排，细听报告人的每一句话。在报告人讲完后，他总是字斟句酌、慢条斯理地提出许多尖锐的问题。他的问题往往直指问题的核心，毫不留情地道出其中的问题。这往往让某些报告人觉得下不来台。”
阿克塞尔和坎德尔的合作可以说是彼此取长补短的强强联合。在4年的时间里，他们两人相继获得了诺贝尔奖。就在公布200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名单的那一天，阿克塞尔正在旧金山帮他的女友、神经科学家巴格曼（Cornelia Bargmann）移居纽约。当地时间凌晨2点3刻，一阵电话铃声把他从梦中惊醒。打电话来的人自称是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通知他得奖了。阿克塞尔以为这可能是某个朋友给他开的玩笑，于是请对方稍等一下，他立刻上网去查。他先查了雅虎，果然有这样一条新闻，不过他还是不放心，认为也可能是他的朋友老谋深算预先在雅虎上做了手脚，于是他再去查诺贝尔奖的官方网站，这下再无怀疑了，他确实和他以前的博士后巴克一起分享了这一殊荣。不过他觉得这一切似乎仍在梦中，于是他煮了一杯咖啡使自己清醒一下，和巴格曼拥抱起来。后来他说道：“这真是幸运的一周，我得了诺贝尔奖，而我深爱的女人又到纽约和我待在一起。”
在极度兴奋之余，他的思想立刻转到了他自己实验室中现在和过去的同事和学生，他知道没有他们的辛勤工作，他可能就享受不到这一殊荣。他由衷地说道：“科学家并不是在真空中工作的。我们有一群人一起工作，怀有共同的目标和热情去从事科研工作。这么多年来，我真是太幸运了，我有一群卓越的学生和同事，他们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们才好。我非常高兴他们的工作最后以这种形式得到了高度的认可。”
荣获诺贝尔奖可以说是每一个科学家的梦想，但是阿克塞尔在这样的荣誉面前仍旧保持低调。他说得奖并非科学研究的目的。他和他实验室里的人每天都要在实验室里工作10—12小时，这只是出于他们对研究和发现过程的热爱，甚至在受到挫折和失败的时候也依然如此。他说道：“研究科学就像是创作精美绝伦的艺术作品和天籁之音，数据可以极为美丽。我坐在办公室里时，我的思想常常陶醉于某个巧妙的实验或者某个出色的结果。”“得奖只是表彰某个实验所得到的结果。得了诺贝尔奖以后，我和我的学生就得以更大的努力回到实验室工作了。”
阿克塞尔是一位理想的科研带头人，他不仅自身学识丰富、拥有远见卓识，还给自己的研究人员以充分的独立自主权，允许他们去做一些有高风险的研究，这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阿克塞尔常常说：“如果你不知道，那么你就得去想象。”当然，这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没有任何根据地胡思乱想。他的大胆想象源于他雄厚的学术根底和对新鲜想法的开放态度和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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