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奇的症状也为后来一系列额叶皮层受枪伤或有肿瘤侵袭的病人所证实。最近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对双侧眶额叶皮层受到损伤的病人做实验。他让他们看有强烈情绪刺激的图片,例如残缺不全的尸体或是裸体画,结果他们的皮肤电导并不发生任何变化,而对正常人做同样的实验则他们的皮肤电导大大增大。这说明眶额叶皮层受损的病人对情绪刺激并不产生躯体反应。在让他们做赌博实验时,眶额叶皮层受损的病人对输钱也无动于衷。所有这些实验结果都表明眶额叶皮层对我们评价自己动作的价值,以及把情绪和理智、决策等认知过程联系起来起着关键的作用。他亲自观察并跟踪随访了十几位这样的病人,由于技术的发展,他不需要等病人过世后进行尸检就能知道究竟是脑的哪个部位受到了损伤,现代的脑成像技术可以立刻就把病人的症状和其脑损伤联系在一起。这些病人使他回想起盖奇的故事,激发了他研究情绪和理智的关系问题。他是这样回忆的:
虽然我已记不清究竟是什么激发了我对理智的神经机制的兴趣,但是我确实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就深信有关理智本质的传统观点是不对的。从我童年时起,我就一直被教导说只有冷静的头脑才能作出明智的决定,情感和理性就像油和水一样互不相容。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听到想到的都是理性由心智中不容情绪介入的部分产生,而当我把脑作为心智的基础来加以考虑的时候,我想理性和情绪应该由神经系统中的不同部位来负责。对理性与情绪之间的关系的观点,不论用心智的术语来说,还是用神经的术语来说,都是广泛流行的。
但是现在我目睹了您可能想象不到的最最冷静而极少带有情绪的睿智的病人,他实际上表现得非常缺乏理性,在日常生活中行事乖张,一个接着一个地犯错误,做出了既与社会规范不相容又对己不利的行为。他曾经有过健全的心智,直到神经性的疾病侵害到他脑的某个特殊部位,导致他在决策方面逐渐表现出严重缺陷。他是否还算理智?对他所做的常规检查都显示他没有问题。他具备必要的知识、注意力和记忆,他的语言能力无懈可击,他能计算,也能处理抽象问题中的逻辑关系。伴随他难于决策的只有另一个显著的问题,这就是在体验感受的能力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特定的脑损伤同时对理智和情感两方面都产生了问题,这种相关性使我认为感受也是理智机制的一个组成成分。我对大量的神经病人做了20多年的临床和实验工作,这使我得以把上述观察一再重复,并最终把这些线索变成了一个可加检验的假设。
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在这里提到的病人正是埃利奥特(Elliott),有关他的故事在拙作《脑科学的新故事》一书中已经有了相当详细的介绍,而且他是现代版的盖奇,既然上面我们已对盖奇的故事作了相当详细的介绍,因此为了避免重复,在这里就不再介绍埃利奥特的故事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一读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的原作《笛卡儿的错误:情绪、理性和人脑》(Descartes'Error:Emotion,Reson and the Human Brain)[5]和《寻找斯宾诺莎》(Look⁃ing for Spinoza)。
【注释】
[1]詹姆斯—朗厄理论的另一称法。
[2]根据普希金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内容是老伯爵夫人有每赌必赢的秘诀,一个赌徒晚上闯入伯爵夫人的卧室逼迫伯爵夫人告诉他这个秘诀,伯爵夫人因惊恐致死。赌徒用这个秘诀开始大赢,但是最后一局却在牌中看到了伯爵夫人,并大输特输。
[3]事实上,勒杜把情绪说成神经系统为了帮助动物在危险的环境中存活和繁衍而进化出来的在脑中有回路基础的生物学功能。情绪系统负责恐惧、性和进食行为。而感受则是有意识心智的产物,这是我们给无意识情绪所打上的标记。
[4]相关故事请参看拙作《脑海探秘:人类怎样认识自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
[5]有人把这儿的reason译成“推理”是不对的,虽然在reason的众多释义中也确实有“推理”这一条。正如语法修辞大师吕叔湘先生在他写给英语学习者的《中国人学英语》一书中开宗明义之句:“英语不是汉语”,在英语和汉语的词汇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而需要从上下文中挑选最能反映作者真实意图的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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