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音的歷史變化非常複雜，不但是有縱的時代變化，而且在每一時代之中又有方言的變化。語言學者爲了考證古音，找出語音變化的歷史規律和每一時代的語音系統，付出了不少努力，作出了不少成績，而没有解決的問題還很多。語音的歷史分期問題，也是没有解決的問題之一。
爲了講述的便利，我們暫時採用向來通用的三個時期的説法。
（1）上古音時期，以《詩》、《楚辭》以及漢代以前的字書中的材料爲主要依據。
（2）中古音時期，以隋、唐、宋的韻書和等韻圖爲主要依據。這個時期可以上推六朝，六朝的文學用韻可以參證。
（3）宋、元、明以來的北方語音時期，近代音時期，已經可以跟現代北方語音聯繫起來，兼入今音系統了。
這個分期法比較粗略，例如漢代的韻文跟六朝的關係比較密切，而字書、傳注訓詁却跟上古音的關係比較密切；唐宋韻書跟詩歌詞曲的用韻互有出入。而且在上古音和中古音的研究上，學者們往往採取一些較有代表性的材料作爲規範的標準，而把一些方言現象作爲例外，立説就很難全面。這些，只能作爲個别問題來討論了。
清代人研究古音，是着重於爲經典訓詁服務的，因此，一般所指的古音就是上古音。現在我們也沿用了這個提法。這裏所説的古音，就只指上古音。
我們今天學習古音，除了訓詁上的用處，還有文學欣賞上的用處。例如：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紛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楚辭·離騷》）
在這兩節裏，“庸、降”、“能、佩”都應該叶韻；但用現代音讀，却不能瞭解叶韻的實際。在中古的韻書裏，也都是不同韻部的。這樣，我們就不能瞭解《離騷》的節律組織，也就不能認真欣賞它。其實“庸、降”在古音裏却可以叶韻。《孟子·滕文公下》：“洚水警予。洚水者，洪水也。”洚、洪音義相同，孟子正是用當時通行的“洪水”解釋古書中的“洚水”，而“洪—洚”的關係也正類於“庸—降”的字音關係。可證“庸、降”是同韻相叶的了。瞭解《離騷》這個韻，也就可以推出去，瞭解《詩》的：
子之豐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鄭風·豐》）
“豐、巷、送”也是叶韻的。
君子至止，福禄攸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大雅·瞻彼洛矣》）
“同、邦”也是叶韻的了。“能”的形聲字有“態”[1]，正如“仍、孕”[2]的聲旁是“乃”。“佩—能”的字音關係，也正和“能、態”、“乃、仍、孕”一樣。所以“能、佩”在古音也正是同韻相叶。古音的研究，證明《離騷》的“庸”與“降”叶韻，“能”與“佩”叶韻，對欣賞《離騷》的韻律，瞭解《離騷》的體制是很有作用的。這是文學上的功用。
《禮記·禮運》：“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耐”就是“能”，“能、耐”都是假借字。“能”的假借義比較通行，而“耐”却不常用。前人就以爲“耐”是“能”的假借了。“能、耐”互用，也正是因爲兩個字的音讀本來相通。這個，我們又可以取證於《離騷》的“能、佩”叶韻的事實。這是訓詁上的功用。
《詩·小雅·常棣》：“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毛氏傳：“烝，填也。”這個訓詁很難理解。鄭玄箋爲毛傳作了解釋：“古聲填、寘、塵同。”在《説文》裏，“填”和“寘”同音，又都是“塞也”。這個義跟“烝”没有關係。但“填、寘”跟“塵”古音相同，而“塵”有“久”的意思，因此，“填”在這裏就應該是“塵”的假借字，“烝，填也”，是以假借義爲訓詁，“烝”也就是“塵”的假借了。鄭玄發明這個字義，解釋毛傳的訓詁，正是運用這幾個字的同音關係來處理的。而鄭玄在這幾個字音上説明了當時的讀音是有分别的，古音則不但“填、窴”相同，“塵”也相同。從“塵、填”的字音關係推出去，我們又看到春秋時“田完”也作“陳完”（《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莊子·德充符》的“諔詭”就是《齊物論》的“吊詭”，從“塵、陳、諔”這些字跟“填、田、吊”這些字的關係來看，就知道古音的發聲上的轉變規律了。必須瞭解古音跟後代讀音的不同，一般地掌握它的轉變規律，我們才能瞭解古書字訓的假借關係，也才能讀通古書。
研究中古音，主要的也是兩個用處：在音韻方法上，一是整理韻書中的反切，作我們今天正音規範的依據和參考；一是瞭解聲、韻、調等字音的分析方法，作我們調查方言、研究語音對應的手段。在文學研究和欣賞上，也通過中古韻書和實際語音來瞭解詩詞韻律，作爲我們今天的藝術形式的建立的借鑒。
中古音的研究，由於韻書、等韻已經是經過整理的資料，本身已具備了完整的系統，在方法上跟古音的考訂、比較、類推就很有區别了。我們所應該做的，是如何運用語音科學方法來加以解釋、認識、接受、運用。但這裏面有許多問題至今還没有完全解決，例如《切韻》、《廣韻》的反切與實際語音的依據關係問題，韻書反切和方言音的關係，它們跟文學作品用韻的關係問題，聲、韻等呼的音值問題等，這些還有待於語言科學的進一步研究討論，目前也還不能有公認的結論。從事於這方面的研究，所運用的方法跟古音研究就不能完全相同。
上古音的研究，清代以來的學者曾經做了不少的工作，方法的科學性和結論的系統性都很可觀。一般的説來，方法上的依據是從《廣韻》推上去，利用中古韻部和聲母來推求古音的分合。材料上的依據是訓詁、假借、形聲、韻叶、字書、方言等。顧炎武的《唐韻正》、《詩本音》，戴震的《聲類表》、《聲韻考》，段玉裁的《六書音均表》，孔廣森的《詩聲類》，王念孫的《詩經群經楚辭韻譜》，江有誥的《詩經韻讀》、《唐韻四聲正》，夏炘的《詩古韻表二十二部集説》，還有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録》和《潛揅堂答問》中的有關古聲母的發明，都是很重要的。近代的古音學家，章炳麟、黄侃在上古音的韻類和聲母的考證上也做出了很重要的成績。
這裏所介紹的，上古韻部，以夏炘的“二十二部”[3]爲準，上古聲母，以章炳麟的“二十一紐”[4]爲準。對於各家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的得失，這裏不加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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