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律的形成和近體詩

齊、梁的時候，“四聲”説暢行，形成了“八病”的詩法理論，提倡的人是周顒、沈約。他們用“平、上、去、入”這樣的名稱代替了一向借用的“宫、商、角、徵、羽”五音名稱，字調有了專名，又立了作詩時的八種聲、韻、調配合上的禁忌，謂之“八病”，“八病”的名目是：“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正紐、旁紐。”[8]但這些禁忌的戒律，當時已有人反對，例如鍾嶸《詩品》就説：“平上去入，僕病未能；蜂腰鶴膝，俚俗已具。”而在古詩作品中，不合戒律的句子也極多，而並不曾損害詩的美。所以，“八病”之説在當時五言古詩盛行的時代並没有很大作用。但這種學説的出現不能没有它的客觀的和内在的原因，原因在於這個時代正是五言詩的轉化時期，“八病”反映了當時有些作者的好尚，而也正開啓了後來的“近體詩”的格律。

唐朝人叫有格律的詩爲“近體詩”，這是因爲這種格律是六朝末年才興起，到唐代才完成的。在六朝時，雖不曾有完整的格律規定，但具有嚴密格律的作品却已經出現了。如庾信《寄徐陵》：

故人倘思我，及此平生時。莫待山陽路，空聞吹笛悲。

又如王申禮《賦得巖穴無結構》：

巖間無結構，谷處極幽尋。葉落秋果迥，雲生石路深。

早梅香野徑，清澗響邱琴。枉有棲遲客，留連芳杜心。

都是唐以前的作品，而聲律、對仗，幾乎没有一個字是不合於近體的要求的。孕育已經成熟，而唐律也就自然形成了。

“近體詩”就是“律詩”、“格律詩”。以一句字數分，有五言、七言和偶見的六言詩。以句數分，有四句的“絶句”，有八句的“律詩”，也有不止八句的“排律”。“律詩”既是有格律的詩作的總名，又專指五七言八句的一體。

近體詩的特點是：平仄聲的安排有一定的譜子，一首詩只用一韻，一般都協平聲韻，也偶然有用仄韻的。五言絶句用仄韻的就較多。韻部的限制也比較嚴格，一般不隨便通用。“律詩”和“排律”除了起韻和結韻四句而外，要求整齊的對仗，這些規定偶然也會有條件地打破。有規則的鄰韻通用（如起句韻脚，兩韻相間的“進退格”等），有時是詩人有意識地制作的“别調”。絶句有時也有對句，而律詩中爲了内容的需要，有時三、四句也可以不對仗，甚至於全首不見對仗。至於平仄的變换，有時是有“拗”有“救”的“拗體”，有時也會全然打破規律。但不問聲律、對仗的變化怎樣，近體詩的章法節奏，總給人以一種整齊之感，與古詩不同。近體詩和古詩的分别，主要的在於明顯的節奏感，而聲律、對仗正是造成這種節奏感的主要因素。

近體詩句中平仄聲調譜是（五、七言絶句，即律詩的半截。重叠即成律詩）：

①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②　仄仄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

③　平平平仄仄（仄仄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④　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

第一句或用韻或不用韻，而用韻的爲多。“排律”也分五七言，而五言爲多。句式和五七言律相同，不過對仗的句子可以多至幾十聯。我們常見的詩作，五絶如王之涣《登鸛雀樓》，七絶如李白《早發白帝城》，五律如杜甫《登岳陽樓》，七律如杜甫《秋興八首》。五言排律是唐代考試的詩體，照例是十二句六韻，後來沿用唐制，而改爲十六句八韻，所以這一體也很通行，但好作品究竟不多。杜甫《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是一首長律，韓愈和孟郊有幾首“聯句”，都是排律。七言的，就很少見。杜甫《清明》二首是七言排律，白居易和元稹的集子裏也有幾首。

有的詩因爲内容的需要而不爲格律所拘，也有的故意破壞格律而造成音節的兀傲變化，就成了“拗體”。“拗體”有一種是有定格的，有“拗”有“救”的；也有一種是變化横出，全是以古入律，無規律可尋的。相“救”的，如杜甫《咏懷古迹》：

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最蕭瑟”、“作胡語”，都是拗調，因“蕭”、“胡”宜仄而用平，就以“最”、“作”仄聲相救。

杜甫《孤雁》：

孤雁不飲啄，飛鳴聲念群。

白居易《賦得古原草送别》：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飲、不”宜平而用仄，就以下句第三字“聲、吹”相救。這種拗救的形式都是最常見的。另外也有無規律可尋的，如黄庭堅《和游景叔月報三捷》：

漢家飛將用廟謀，復我匹夫匹婦仇。真成折棰禽胡月，不是黄榆牧馬秋。幄中已斷匈奴臂，軍前可飲月氏頭。願見呼韓朝渭上，諸將不用萬户侯。

這樣的詩氣勝於律。後來學宋詩的人，有的人一意模倣，隨便破律，固然不是好詩；有的人又東挪西補，找尋拗救的規律，也是徒勞無益的。律詩的形式，本來是爲了表達内容、發展内容，而不是可以限制内容、破壞内容的。有時爲了内容的需要而不去計較形式，原是當然之事。但音節鏗鏘和諧，無論古詩和近體詩，都應該要求做到，又不僅僅在於平仄聲的配合安排的規則而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