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捕风者

一

1995年的秋天，周三的下午，我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薛志。他嘴里叼着一根烟，还没点着，风吹得路边的芦苇丛倾倒一片，沙沙响。薛志眯了眯眼，似笑非笑地问我：“现在几点了？”

我抽了一根芦苇秆，离他有两米远，眼看着我家的烟囱正升起袅袅的炊烟，心里盘算着该如何从他身旁经过。小路并不窄，容得下四个人，可薛志站在路中央，像一头拦路虎一样，瞅得我心里发毛。他用右手将烟从嘴里夹下来，又试着点了一次。我奶奶说得没错：薛志有六根手指头，多出的那根手指像青蛙的蹼，黏在他的右手的小拇指旁。

“我没有手表。”我告诉薛志。他像是没听见我说的话，又问了我一遍：“现在是几点了？”我伸出手腕，看了一眼。中午睡觉时，顾小梅用黑色中性笔在我手上画的表框，数字已经糊成一团。时针和分针停在一点一刻，我本想把手腕上的假表给薛志看，往前走近了一步又有些后悔。

想起以前家里丢了十块钱，我奶奶问我是不是我偷偷拿的，我没有拿那十块钱，但我却告诉奶奶是趁她买菜的时候花出去的。我奶奶便没有再责问我，并且对我的说辞深信不疑。我想人总是这样，相比真相，更喜欢听到让自己心安的谎言。

我估摸着时间告诉薛志：“现在是六点二十三分。”本来还想说多少秒，又怕说话的语速跟不上时间流淌的速度。“你骗人。”薛志朝我走了过来，猝不及防地扇了我一巴掌，又大步流星地走开了。

我哭丧着脸，回到家告诉奶奶我被薛志打了的事情。奶奶听完后舀了一瓢水到锅里，水在锅里荡了一荡，蒸腾而起的水雾遮住了她脸上的表情，我不知道她是如何看清我脸上的红印，她转身又舀了一瓢水，说：“脸上印子也不深，你是不是哪里惹了他？”

我说：“我没有手表，他问我几点，我不知道。”

“我都说了，等你爸下次回来让他给你买手表，你这孩子能不能听点话。”我奶奶显然没有听到我说的重点。我回了房间对着镜子照了照，脸上的确没有手印。可六根手指打在脸上怪异的感觉，从吃完饭到晚上睡觉，像未撵干净的蜘蛛网一样，无形无影地贴在我的脸上，让我一整晚都不得安宁。

两天后，奶奶从贾亮的妈妈那里听说：贾亮也被打了。于是奶奶带着我，贾亮的妈妈带着他，要去薛志家找他评理。最好是让薛志的父亲——一个常年戴着帽子的老头，从他们家的橘子园摘两袋橘子，当作平息这件事的回礼。贾亮的妈妈是个剽悍的女人，她在路上一边教训贾亮没有出息，一边诅咒薛志的人生。她的嘴巴一张一合的，像上岸缺水的鱼一样，也不知道她不停地说，唾沫满天飞，会不会口渴。我只听清她说的一句话：“薛志这个天杀的，长着六根手指的人，就应该坐牢，让那些人好好去管教管教。”

奶奶始终不说话，也不应和她。她曾跟我说她活这么大年纪，什么事都见过，但还是第一次见到长着六根手指的人，她称这样的人是煞星。如果不是贾亮的妈妈强行拽着她去找薛志，她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跟煞星有半点交集。但事情就是这么发生了，薛志无缘无故扇了我一巴掌，她再装聋作哑，也不能让我在人前低一眉眼，特别是在贾亮的妈妈当着她的面说我：“打人的人没爹妈养，挨打的还没爹妈出头不是。”这种情况下，我也只能跟奶奶一样不多嘴，只需要去“出头”就好了，但我的心里一直在敲退堂鼓。我无意瞥了贾亮几眼，他上眼皮搭着下眼皮，像没睡醒似的，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

我们四个步伐一致，先经过贾亮家后院的橘子林，他们家的橘子的确灿黄灿黄的，像过节时挂在房檐的小灯笼。我们走到薛志家门口，停了下来，最先是奶奶突然刹住了步子，她一手拽住我，我险些滑了一跤。贾亮的妈妈噤了声，也停了下来。我抬头，看到薛志正被两个人拷着往一辆警车走。他的父亲摘下帽子，瘫坐在大门口，脸上鼻涕眼泪混成一团，像公鸡打鸣似的哭泣着。薛志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大衣，胡子也没刮，比我上次见到他要沧桑许多。

贾亮和我面面相觑，他终于醒了过来，眼睛瞪得大大的，小声地问我：“那个人是薛志吗？”他终于看清了，暗自重复，“是他，真的是他。”

贾亮的妈妈情不自禁地捂住自己的嘴巴，生怕它不由自主地发出声音，她拽着贾亮的胳膊往回走，贾亮边走边回头朝我眨眼睛，哽了半天才说出一句：“原来薛志也会哭啊。”话刚说出口，还没来得及传到薛志的耳朵里，嘴巴就被他妈妈紧紧捂住了。事实上，薛志已经被押进警车里，隔着一层玻璃，也听不到他说的话。

奶奶被吓得不轻，这回她是真的被吓到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到她嘴里一边念叨着阿弥陀佛，一边念叨着这个杀千刀的。回去的路上，我奶奶颤抖着手，不停抚摸我的脸。我的皮肤到秋天本来就干燥，她这样一搓，死皮哗哗从眼前飘过，看不清是白的还是黄的。我只记得抬头看向载着薛志正要开出马湖村的警车，坡顶的上头，日头特别红。

薛志杀了人，在打我的那个上午。我奶奶在第二天的傍晚从外面回来，走进屋告诉我这个消息。她还没有从昨天的惊慌中缓过来，倒是我，脸上被六根手指打过的怪异感，在听到薛志杀人的那一瞬间，彻底消失了，就像那只不过是午后的一场梦。

新的一周，周一升旗仪式上，学校宣布了一个通知：六年级以下的学生要求家长接送，学校放学的时间提前十分钟。作为六年级学生的我们，跻身在低年级学生的一阵欢腾中无动于衷。“十分钟”对于我们而言，不过就是在操场约架的工夫。

班主任在讲台上说：“现在的社会太动荡了，你们要学着保护自己，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好好学习。”他是为数不多的，知道我被薛志扇了一巴掌的人。是奶奶告诉他的，班主任是我的三叔，在学校一直都板着一张脸，我奶奶还嘱咐他在学校关照我。可三叔除了对我的学习上点心，其他事情一概不管。每年过年，我去三叔家拜年，他会送我一支毛笔，到现在我已经收到三支了。我写字特别难看，也不写毛笔字，不过每次从三叔手中接过毛笔时，看到他一脸高兴的神情，让我觉得跟人分享快乐是一件更快乐的事情，也从未拒绝。

除了贾亮和三叔，学校还有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是管理科的陈大爷。他的主要工作是负责锁门以及打铃。那天我在回家路上，他走在我后面，离我有两百米远，他走路很慢，在我与薛志对峙时，他应该离我们不到五十米。我有想过，假如我那天回家步子走得快一些，兴许就不会碰到薛志，或者假如我走得慢一些，就会跟陈大爷一块碰到薛志，当薛志问我：“现在是几点？”陈大爷一定会替我回答，并且告诉薛志一个正确答案。

听说陈大爷在第二天的下午中风了，摔了一跤，周一也没见他来学校。陈大爷缺勤的那几天，下课铃响得一直不准时，这让学校发布的新通知无法生效。平日里我们从来没有刻意注意陈大爷，但只要我们想见他就可以轻易见到。他每天下午最后一节课会搬一个小马扎坐在食堂与教学楼之间的甬道口，抽着烟，守在铃铛旁，准时准点地打铃，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可过去了一周，陈大爷都没有来学校。第二周，管理科换了一老头，是薛志的父亲。薛老头上岗的第二天，家长就得知了这个消息。他们联名来学校找校长会谈——学校怎么允许一个杀人犯的父亲待在我们的孩子身边。教导主任王老师说：“他儿子犯错，我们做家长的要拎得清。”两边人争执不下，学生围在走廊上看热闹，以为两边人最后要打起来。大人打架的场面，实在是令人好奇。他们的力气比我们大，一旦打斗起来，肯定会死人。死了人，学校说不定就会放假。一天，两天，最好是一个星期，这样我们就可以不用担心每周要定时交的作业。

薛老头当时也在场，他在人群的最外边，帽子压得很低，始终不见他说话。吵得最凶的一位女家长见教导主任软硬不吃，转过身，用手指着薛老头，责问道：“你教育不了你儿子，还想来祸害我女儿，你到底还有没有脸！”刚说完，校长从办公室走出来，校长朝那女人吼着：“这是村里下达的指示，薛伯又没养老金，就在学校协助关门和打铃，混口饭吃。你们要闹就到村委会闹去，不要打扰学生学习。”校长的声音一向洪亮，有时分不清他在学校播音楼里训话有没有开播音器。

校长刚说完，薛老头竟然跪下了。人群噤了声，三五成群地离开了。我们觉得无趣，也纷纷回教室。我在进门的前一瞬，朝楼下望了一眼，看到了贾亮。他刚上完厕所洗手回来。在课后，他来喊我跟他一起去厕所，我没有尿意，倒是在校园恢复平静后，生出一种不适感，想去厕所尿两滴尿，排遣一下压抑的心绪，偏偏上课铃响了。贾亮走到薛老头身旁，一把将他扶了起来，这举动让我诧异不已。在贾亮上厕所的上一节课，班主任来找过他，交谈的内容，贾亮没告诉我。我以为我们之间已经是无话不谈了，因为从我们被薛志打过的那天起，贾亮开始跟我形影不离，他自称我们算是患难与共的朋友。

在此之前，我有些讨厌贾亮，他总是跟班上的李志明混在一块。李志明的外号叫“大块头”，在班上有很多跟班，他是其中一个。他们一群人喜欢在校园里游荡，吓唬一些低年级的学生，并以此为乐。我一向远远避开他们，不与他们为伍，况且李志明曾经明目张胆地在班上抢我吃得正酣的辣条，我以为他只是嘴馋，他却嚼了两口后当着我的面吐了出来。那时我们还刚认识，入学不到一个月，他身边还没有小弟跟着，我与他互相推了对方两下，他放了一些狠话，从此我跟他势不两立。

“他那声势都是假的，我们才是见过杀人犯的人。”贾亮以此跟李志明划清界限，在放学的路上得意地对我说。马湖村的人，谁都知道薛志，没瞎的人都见过薛志。我在心底嘀咕着。至于薛志杀了谁，为何杀，没有人告诉过我。

二

一个月后，学校取消了早退的规定。薛志成了杀人犯的事渐渐被人淡忘，班里少数人偶尔还会拿这件事去吓唬低年级的学生，直到贾亮与李志明在操场上打了一架，这件事才彻底在学校翻篇。

我记得是某天的课间休息时间，贾亮在讲台上擦黑板。黑板擦因为太久没清理，黑板上坑坑洼洼的地方一直擦不干净。李志明从外面进来，挑衅地说：“黑板又不是你妈的脸，你要擦那么干净干吗，搞得粉笔灰到处都是。”贾亮没搭理他，继续用力擦着。李志明往后排的座位走，撂下一句，“傻子，跟一块黑板较劲。”刚走到过道中间，贾亮站在讲台上，将黑板擦甩出去，稳稳当当地砸在了李志明的后脑勺上。不出意料的，两人扭打在一起，从教室里打到走廊外。

贾亮出手极狠，打掉了李志明的一颗门牙，他自己也被打得鼻青脸肿。贾亮的妈妈和“大块头”的妈妈闻讯赶到学校，他们的儿子刚经历一场没分出输赢的打斗，两个女人又开始相互揶揄，谩骂声盖过了教室里上课的声音。骂战最后以校长的骂声告终，那是我读小学以来，第一次听到校长在广播里正常地说话，他大口喘着气粗声喊着：“学校不是耍流氓的地方，你们两个娘们赶紧给我滚出学校！”

后来，贾亮被学校停课一周。李志明彻底不来学校了，跟着他当屠夫的父亲去各个村庄杀猪。我在放学路上，经常看到李志明他那满脸肥肉的父亲，骑着摩托车载着他，从我们放学的队伍中快速穿过。李志明看到我们，朝我们吹口哨，脸上风光无比。

贾亮没来学校的日子，便没有人再黏着我。我的课间时间重新变得清闲起来，有充足的时间给顾小梅讲数学题。顾小梅听我讲数学题的时候喜欢眨眼睛，她的眼睛很大，水灵灵的，特别好看。她爸是五年级的班主任，教语文，她的作文写得很好，可她的数学出奇的差，我们编排在一起自称“取长补短”。

顾小梅喜欢画画，常常趁我午睡时在我的手腕上画手表。我们同桌两个月期间，她一共在我的手上画了十七只手表。这个数字是顾小梅主动告诉我的，虽然她数学不好，但我不得不承认，她记性不错。偶尔她也会画一些小动物，画完眨着眼睛问我：“叶生，你看这是狐狸还是兔子？”我分不出来，我没见过真正的狐狸。我猜不出来，她就有些生气，嘟着嘴不理我，等我再给她讲数学题的时候，她气就消了。

贾亮返校后，座位被编排到教室的最后一排，刚好是李志明原先坐的位置。用他的话说，他掌管了教室后面的一整个黑板。后排黑板每个月会出一次黑板报，久了，字迹变得模糊，没人再认真去看。贾亮也许在后座太无聊，就在黑板上写一些奇怪的句子，字迹极丑，都是他的自言自语。自从李志明退学后，他以前的跟班都跟着贾亮混，教室后排沉寂了一个星期又突然热闹起来。有一天，顾小梅扯着我的胳膊让我看黑板上新出现的句子：“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他会写诗！”顾小梅几乎是尖叫起来，和她平时文静的样子判若两人。我看向顾小梅，她的脸上泛起两圈红晕，又回头看了看贾亮，他正埋着头趴在桌子上睡觉。我不知道贾亮从哪找来的这句话，但我确定那不是他创作的。我曾经在语文老师的办公桌上，瞟了一眼贾亮摊开的作文本，里面的内容跟流水账无异。

我没有拆穿贾亮。那天之后的课间时间，贾亮再来找我，顾小梅就会问他各种问题，“贾亮，你早上是不是吃了包子？”“贾亮，你的头发是不是一个星期没洗了？”“贾亮，你还会写其他诗歌吗？”贾亮从不搭理她。实在烦得不行，就拽着我去操场捉斑鸠。

马湖小学的操场有一大半的面积被芦苇丛覆盖。以前是一湾池塘，到了秋天，有斑鸠在丛中筑巢。我们没有一次抓到过斑鸠，倒是见到一些斑鸠蛋。斑鸠蛋的壳上密密麻麻布满了黑色的斑点，我奶奶曾经告诉我：“小孩子吃斑鸠蛋，脸上是会长雀斑的。”我问她：“什么是雀斑？”她说：“就是脸上长满了麻子，难看死了。”因此我们每次都空手而归。

立冬后，贾亮想最后再次去捉一回斑鸠。他悄悄从家里带来一张捕鱼的网子，早上进校门后，藏在了芦苇丛里。下午最后一节劳动课，他喊我一起去捕斑鸠，顾小梅也嚷着要去。为了不让事情惊动其他同学和老师，我们只能答应她。我们仨趁其他劳作的同学互相打闹的空当，溜到芦苇丛中。以前我和贾亮只是在边缘穿梭，这次我们打算走到更深的地方去。

中部的芦苇比我们想象的要高，泥土也比岸上的要软。贾亮走在最前面，顾小梅小心翼翼地走在中间，我拿着网走在后面。芦苇丛中不时发出斑鸠的叫声，却没见斑鸠的影。一直走到池塘的中央，有一块从教学楼上眺望时看不见的一片洼地，渗出来的水清澈如镜，天上的云倒映其中。我们仨围着水洼看了一会儿，可以看到彼此的脸。

校园变得无比阒静，连操场上那些在玩攻城游戏的叫嚣声都消失了，我感到脚下陡然升起一阵寒意。顾小梅凑到贾亮身旁，声音不自觉地颤抖着说：“我们回去吧，这里什么都没有。”周边的芦苇秆像是长了眼睛，在注视着我们，将我们团团围住。偶尔有风吹过，发出芦苇相互摩擦的“嗖嗖”声。“出不去了。”有那么一瞬，我的脑海里闪过这一念头，不禁打了一个冷颤。贾亮也有些慌了神，他看看周围，显然和我一样已经忘记了来时的路。贾亮没有搭理顾小梅，目光扫过四周，最终落在我的身上。

“叶生，你把网给我。”他突然对我说。我以为他看到了斑鸠，打算拿网去捕，只见他接过竹竿，竖立起来，朝空中胡乱舞动着。边挥舞边跳起来喊着：“喂，有人吗？”没有任何回应。他跳累了，坐在地上歇一会儿，茫然地看向我俩。顾小梅在他的张望中，由小声啜泣变成了嚎啕大哭，眼泪跟哗哗的自来水似的。“叶生，你跟我刚才一样，向外面喊人。”我捡起地上的网，捏到竹竿最底端，学着他的样子，边跳边喊，但跳几下就累得跳不动了，脚底下的泥土太黏，感觉越往上跳就越往下陷。

我也跳累了，坐在地上安慰顾小梅：“你别哭，会有人发现我们不见了，他们一会儿就会来找我们。”但是我心里也不确定是不是这样。因为周五最后一节劳动课，许多高年级的学生被安排到校外临近的地方打扫马路，干完活后就直接回家了，连集合都不参加，学校也对这些学生宽容处理。兴许根本没有人注意到我们，学校里的老师会把我们当作那些早退学生的一员。顾小梅肯定也了解这一情况，她没听进我说的话，没有任何止住眼泪的迹象，反而哭得更凶了。

贾亮喘完气从地上站起来，走到我俩身边，朝顾小梅吼起来，“你不要再哭了，留点嗓子待会儿喊人，真是没完没了。”他看向顾小梅的表情，和那天薛志打我时的表情一模一样。顾小梅魔怔一样，突然止住了眼泪，她也从地上站起来，用同样的表情看向贾亮，让我错以为刚才的哭泣只是一场表演。十分钟过去，当我们意识到天色阴沉下来，还没有人来找我们，都慌乱起来。

正当我们一筹莫展时，顾小梅指出一条方向，冷冰冰地说，“往这边走。”贾亮却径直走向与顾小梅相反的方向。“我们只能朝一个方向走。”顾小梅说。“你凭什么确定那条路可以走出去？”贾亮感到自己受到了挑衅，用平时对付男生的口气对顾小梅说。顾小梅冷笑一声：“跟着你走，我们永远也走不出去。”

贾亮也许是被顾小梅的气势震慑到了，迟疑了一会儿，挪开步子跟上她。这次，顾小梅走在最前面，贾亮走在中间，我依然走在最后面。走了几步才想起来，渔网没有拿。我没有提醒贾亮，暗自替他做了决定，就将网留在那里。网已经不重要了，斑鸠也不重要，学校也不重要，只有走出去，不被困在这里，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经过一片更密更高的芦苇丛，傍晚的雾气渐渐弥漫开来，除了一米内的芦苇秆和走在我前面的贾亮，什么都看不清，我甚至看不清顾小梅。她走路的步子很轻，只有用手拨开重叠芦苇秆的声音。她没再说一句话，我甚至以为她已经走了出去，抛下了我们两个。我们走了十几分钟，周边的芦苇依然密如丛林，我朝前面喊：“你确定这条路是对的吗？”没有人回应我。我又问：“我们是不是应该沿途做些标记。”还是没有人回应我。我陷入一种深深的绝望：完蛋了，我们是走不出去的。

就在我就要停止脚步，打算不再顾及他俩，独自朝另外一个方向走去时，贾亮喊了一声：“我们出来了。”我在那一瞬间如梦初醒，才意识到周边的芦苇丛已经稀疏许多，连脚底下的泥土都干了。我朝前面跑起来，快速跳上岸堤，视野一下开阔起来，我们已经走到了校园大门口，大门铁架上刷着红色油漆的“发奋图强”四个大字格外耀眼，我跟上顾小梅和贾亮往教室的方向奔去，不敢回头再望一眼。

教学楼空荡荡的，学校除了我们仨，只剩下薛老头在锁最后一个教室的门。我们喊薛老头将教室的门打开，他也不多问。自从薛志被抓走后，薛老头便不再跟任何人交谈，也许他话本来就少，现在只是变得更加沉默。我不确定薛老头有没有听到我们仨在芦苇丛中的呼救，但我确定他不会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一个人。

三

一直到小学毕业，这件事被我们仨掩盖过去。顾小梅依然经常找我问数学题，贾亮坐在教室最后一排还是常常在黑板上写歪歪扭扭的字。小考后，我们上了镇上的同一所初中。我是考进去的，贾亮是他在外地打工的爸爸寄回来一笔钱买进去的，顾小梅是她爸托人找关系进去的。顾小梅的数学在小考中没有考及格，成绩出来那天，她哭丧着一张脸来找我说她没考上，还送了我一只电子表，说以后再也不能给我画手表了，就送我一只真的手表作为赠别礼物。手表的表带有些硌手，没戴两天，我就取下来收进床头柜里。

等我在初中的开学仪式上再次见到顾小梅时，她和贾亮站在一块，也不提手表的事。她扎起了马尾，比以前更好看一些，用一种俏皮的口吻对我说：“真是巧啊。”我本以为我们小学毕业后就此分道扬镳，和当初跟李志明一样，打死不相往来。贾亮说，“我们仨真是有缘份，以后要多照顾彼此，还可以一起回家。”他笑得很开心，我对此不置可否。

顾小梅跟我分到一个班，开学一周后班上举行了摸底考试，顾小梅考了班级倒数第一，她数学考了个位数。瘦高的女班主任一边大声念着分数，一边分发试卷。顾小梅最后一个上去，第一名和倒数第一名成了班上的焦点。顾小梅显然察觉到班上有上百只眼睛在盯着她，从我的座位经过时她瞥了我一眼，脸上除了委屈以外还隐隐显露出一丝怨气。从前她会跟我大声抱怨考卷出得太难，这次她没有这么做。

课后，我走到顾小梅座位旁边，她半趴在桌子上，露出白皙的脖子，马尾高翘着像是在向人示威。我轻轻地抽出她压着的数学试卷，打算像以前一样准备跟她讲她错算的题目，没等我将试卷摊开，顾小梅抬手将卷子夺了回去，揉成一团，“啪”的一声拍在课桌上。

她眼眶红红的，撅着嘴不说话，我疑惑地看着她，她以同样的眼神看着我，我们就这样对视了半分钟。我以为她在跟我开玩笑，下一秒她就会对我笑起来。“这么简单的题，你也太蠢了吧，难道以前教你的，你一点都没记住？”顾小梅依旧沉着脸，她抓起桌上的试卷，在我眼前晃了晃，揉成一团一个准心扔进了前排垃圾桶。“少自以为是了，成绩好有什么了不起的。”她说。我怔在原地，意识到她不像是在开玩笑，否则这个玩笑开得也太大了，只好识趣地走开。

知道顾小梅数学考个位数的原因，是在一个月后。

她考试的当天，来了第一次例假。是贾亮告诉我的。“她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些，我又不懂例假！”贾亮上初中后，在班上混得风生水起，他又收了两个小弟。我在食堂碰到他时，他正使唤着两个小弟帮他排队买饭。我们四个人凑了一桌，贾亮坐我旁边，对面坐着一个瘦瘦矮矮的男生，外号叫“猴子”，另一个话不多，没有明显的生理特征，只是安静地听贾亮差遣，我也没记住他的名字。

贾亮说：“食堂的饭菜真难吃，一点油水都没有。”猴子说：“是啊是啊，下次亮哥带我一起去外面开小灶。”贾亮问我：“顾小梅是什么情况？”我说：“我不知道。”

贾亮又问我：“你是不是哪里招惹她了？”我说：“我不知道。”“女孩子是要花心思去哄的。”贾亮说了一句我之前从没听过的话。猴子说：“是啊是啊。”“你毛都没长齐，是个屁！”贾亮半怒半笑地呵斥猴子。

我猜想贾亮是跟我一样，某些地方长毛了，没接他的话，也没有多问顾小梅来例假的事。倒是贾亮在最后提到顾小梅时兀自说着：“她来例假的事不跟你讲跟我讲，难道是要我告诉她男生打飞机的事吗？”贾亮又说了一句我没听懂的话。

吃完饭，他招呼着两个小弟顺带把我的饭盘也洗了。我急忙拒绝，“我自己洗就行。”他问我周末要不要找我一起回家，我说好。在那之前，我一直是一个人放学回家，贾亮没有兑现他在开学时的诺言，顾小梅偶尔跟我同一趟车，但她跟我也没有以前一样亲密无间。

从马湖村到横车中学要坐半小时公交，不像以往都是走路上学。公交车比我想象的大，却也比我想象的拥挤，每次挤上去，车厢就变成一节罐头一样，连喘气的地方都没有。周五下午依然是劳动课，和小学没差。放学后，我在校门口站了十分钟都没有等到贾亮，顾小梅也没跟我一起回去。我到了家，坐在家门口吃奶奶给我炒的花生，看到贾亮和顾小梅从三里塘旁边的山坡上，一前一后、有说有笑地走回来，嘴里嚼的花生顿时没有了味道。我意识到自己被欺骗，又目睹被欺骗的结果，以前关于“谎言”的感想一朝而散。等他们快要走到我家门前的小路时，贾亮朝我挥手，我假装屋里有人喊我，没有理他，转身立马进了屋。

第二天，贾亮来找我去摘橘子。我问他：“去哪摘？”他激动无比地说：“去薛志家。”再次听到薛志这个名字时，我还是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冷颤。我问他：“还有其他人吗？”他已经将我拽出家门，说：“就我俩。”下午的阳光柔和得如一层薄纱，铺在薛志家的后院里。我们翻过一堵墙，进入薛志家的后院，以往每年经过时，只能看着黄彤彤的橘子，心生艳羡。我们曾经试图翻进去过，被及时赶回来的薛老头逮个正着。他拿着一根棍子朝我们追过来，我们只好落荒而逃。

“薛志家的橘子，是用来卖的，想吃就要花钱。”奶奶曾经告诉我。每年秋收时节，薛老头起得很早，挑着沉甸甸的两筐橘子去漕阳镇，天快黑了，拎着两个空筐回来，别人问起他橘子卖得如何，他就指着手里的空筐乐呵呵地笑。贾亮在去的路上跟我说，“这次管你吃个够，是薛老头喊我们去的。”我敢肯定薛老头只是喊了他，至于我，我连跟薛老头一句话都没讲过。

薛志家的后院，面积有我家两倍大，橘子树也比我家粗壮。贾亮站在树上，猫着腰，挑着色艳皮薄的橘子，一摘一个准。他摘完扔给我，我再用外套兜着，很快腰上沉得难以行走。我对贾亮说：“够了。”他又摘了一个，我接住。

我说：“已经装不下了。”他又摘了一个。“我妈跟我说，我爸在外面有了女人，要回来跟她离婚。”贾亮边说边往树梢爬去。我朝他喊：“你别摔着。”“叶生，你有你恨的人吗？”贾亮俯首看着我。

“你快下来，树枝要断了。”我刚说完，就听到“咔嚓”一声，贾亮连同他脚底下的树干一同摔了下来，带起一阵风落在离我一米的地方。我问他：“你刚说什么？”他保持摔在地上的姿势，哎哟叹了两声，说：“我恨我爸，真的，我是真的恨他。”

“我没有恨的人，如果真要算一个，我恨薛志，他扇了我一巴掌。我连回扇他的机会都没有。”我胸前的橘子因为刚才闪躲贾亮踩下来的树枝掉落一地，还没来得及捡，其中几个正好滚到贾亮的身边。他捡起一个，不急不缓地剥开，塞一瓣到嘴里。“真甜。”

“叶生，总有一天，我会帮你报仇的。”他看着我，认真说。这让我有些手足无措，至少他应该说帮我们报仇，而不仅仅是我。可他接下来说的话，让我惊愕，他说：“薛志没有杀人，你们都被骗了。”

“你故意的吧。”我大声喊道，说得太急，嘴里吞了一半的橘子卡在喉腔里，呛得我眼泪直流。

“薛志没有杀人。当初是我妈造的谣，说薛志杀了人，其实他只是偷了东西被抓进去了。我妈想将这个消息传出去，最后传到我爸的耳朵里，让他知道一个杀人犯打了他的儿子。”贾亮顿了顿，一口将剩下的橘子塞进嘴里，“我妈心想，我爸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从外地赶回来，好好管教我。这样他就不会在外面花天酒地。但我妈不知道，我其实压根没被薛志扇过巴掌，都是我瞎编的。”

那天下午，我们坐在树底下吃了一下午的橘子，肚子撑得圆鼓鼓的，连眼睛都冒着酸气。天快黑时，我才想起要回去。临走前，我问贾亮：“周五放假的时候，你怎么没等我。”贾亮吃完最后一瓣橘子，笑嘻嘻地问我：“你是不是喜欢顾小梅，吃醋了？”

“我没有。”我加快脚步往回走，贾亮在身后依旧肆意地笑着，笑得咳起来，几乎要把肺咳出来。

四

初中的课程比小学要复杂许多，三叔在我小学毕业那天特意嘱咐我：你的那点小聪明，到了初中就不管用了。好好念书，不至于以后回这里，像我一样当一个一无是处的老师。我觉得当老师挺好的，可以“高高在上”地命令学生做事。顾小梅曾经说过，她以后就想当一名老师。不过一定不是在马湖小学当老师，要去大城市，至于多大的城市，她没说。

三叔说的前半段很快就得到了验证，我的确不够他人聪明。班级里一些平时上课从不主动回答问题、下课疯闹的同学，在考试成绩发布后照样考前十名。我开始疯狂买各种课外辅导资料，有几次问顾小梅需不需要我借给她几本，毕竟她数学太差了，她果断地说不用，“我已经放弃数学了。”顾小梅开始跟着班上的同学一块疯闹，作业也不写，上课还老是被点名批评。她的成绩一落千丈，座位在最后一排一直没挪过。我每次收作业轮到她交时，她把作业放在桌角，埋头看放在大腿上的一本板砖厚的小说。

有次她看得入神，忘记了交作业本，我喊了一声她的名字，她抬起头眼泪兮兮地看着我，我以为她因为忘了写作业着急得哭出来，急忙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纸给她。她冷哼了一声，拿出作业本重重摔在桌子上，不屑地说：“拿去，跟催生一样！”转眼又埋头看她的小说。

不知从哪天开始，顾小梅似乎刻意跟我保持距离。在学校食堂碰见了，她身旁的女生问起她：“你不是跟叶生一个小学的吗，让他跟我们一块吃饭吧。”食堂的桌椅太少，我站在他们那桌旁假装四处搜寻位置，她没回答那人“是”或“不是”。我从她们桌旁绕过去时，听到顾小梅说，“我跟他不熟，书呆子。”她意识到我听见她说的话，低下了头。我没和她争辩，找到一个跟她隔很远的位子坐下，气得一口饭都吃不下。眼睛时不时瞟向顾小梅的位子，她和身旁的女生有说有笑的，脸上一丝悔恨的神情都没有。

顾小梅身边玩耍的女生换得很快。隔一个月，我在食堂见到她，就有一张新面孔跟她坐在一张桌上。有时是班上的同学，有时是外班的。她跟谁都有说有笑的，可是只要是我在场，她就会收住笑声。我一直在回想，是不是自己无意中得罪了她，却始终想不起来。

我们从初一升初二，还是在一个班。顾小梅开始化妆，全班女生只有她一个人这样做，她在其他人的眼中被归为“异类”，渐渐的，班上的女生似乎都刻意避开她。贾亮经常来我们班级门口，喊她一起出去玩，偶尔也会喊我，我有时去，有时不去。我们仨聚在一起的次数，用一只手数得出来，我不爱跟他俩一起去玩的原因很简单——他们俩聊的事情，我并不感兴趣，无非是去哪上网，学校有哪些新鲜的事情，以及贾亮又跟谁打了一架。

初三上学期，学校旁边开了一家溜冰场。贾亮周五放学来找我，邀我去溜冰场溜冰。我说我不会，他说我教你。“我们要玩滚火车，人太少了，不好玩。”顾小梅也希望我去，我答应了她。进了溜冰场，我才知道贾亮口中的“滚火车”不过就是一群人排队扶着彼此的腰，领头的人滑，后面的人跟着，长长的一条队，在溜冰场上像一条蛇一样飞快扭起来。贾亮去买票，我跟顾小梅站着等他，门口写着一个告示：火车节数最长的一组将获得一百块钱星移网吧的网费充值卡。我问顾小梅：“这要是摔一跤，会不会死掉。”她像是听了一个笑话，“死不掉，顶多折一条腿。你不敢的话可以在旁边看着。”我有些后悔，想让贾亮不用买我的票。贾亮已经买好了票，朝我们跑来，“走，今天带你享受飞翔的感觉。”

溜冰场不大，墙壁上挂满了小彩灯，忽明忽暗，音响震得地都是抖的。猴子也来了，他看到我，滑到我跟前，后面跟着三个我不认识的人。我们仨换了鞋，贾亮先去溜了两圈，顾小梅扶在围栏上看着他。猴子问我：“会溜么？”我说：“没溜过。”猴子挠了挠后耳根，“那你待会儿排在最后面，我在你前面，你死死拽着我就行。”

新的一首DJ开始，贾亮排在最前面，顾小梅紧接跟上，她的动作无比熟稔，边溜边撩动着头发。我们一个个接上，要求在一首歌内，在全场溜三圈。我的身体完全不受控制，手搭在猴子的腰上，像拔河一样死死拽着。溜冰场上很多不认识的人纷纷加入到队伍中，我们的“火车”越接越长，在滑到第二圈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要晕倒了，朝猴子喊道：“太快了，我要倒了。”猴子也朝我喊道：“你别放手，倒不了的，只要你不放手。”

在一个拐弯处，贾亮开始加速，我明显察觉到鞋带松了，我的身体似乎也变得松垮起来。一瞬间，在我还没意识到自己的手已经放开时，就倒在了地上。屋顶天旋地转的，我感觉自己在往下陷，眼睛也有些睁不开，等我尽自己最大的力气睁开眼睛时，看到一层红红的薄纱遮挡在我眼前。是红色的血，湿润润的，烧灼着我的眼珠。

最后是贾亮将我背上了救护车，上车后我已经昏过去了，只听到源源不断的鸣笛声。多年以前，在我还读小学的时候，马湖小学曾经发生过一起阵势强悍的斗殴事件。原因是一位高年级的学生在放学的集合队伍中踩了隔壁队高年级学生一脚。小学12个组，互相拉拢，最后组成两个阵营，在学校围墙外的道场上打了起来。我也被卷入其中，1组跟2组住在学校附近的学生，纷纷回家拿来了板凳、锄头、镰刀。我第一次见到大量的鲜血从人的身上涌出来，血流在道场上，沾满了灰尘，又流进我们的嘴里、耳朵里。家长最后赶来时，也不管是谁家的孩子，抱起来就哭。我没有受重伤，仅仅是肚子挨了一脚。救护车来时，我追着救护车跑了一段路，我希望他们带上我，让我也体验一回坐救护车的感觉。现在，我连睁开眼看看救护车里面的人是谁的力气都没有，更别提坐在救护车里看看窗外的风景，也许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回校后，贾亮再没来找我出去玩。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辆摩托车，骑着摩托车上学，周一到周四把摩托车停在溜冰场，周五下午骑着摩托车载着顾小梅在漕阳镇上兜风。漕阳镇并不大，他们兜了一圈后就一起回家。

有一次，我从公交车下车后，看到顾小梅从高大的摩托车上蹦下来，贾亮加大马力穿过我们儿时经常嬉闹的铁轨下的涵洞，我明白她为什么要提前下来，也没走上前去问她。顾小梅下车后站在原地，注视着贾亮愈渐渺小的背影消失在涵洞上坡路的尽头，才开始往前走。我刻意变缓脚步，跟她保持着不近不远的距离。那一路她都没有回头。

五

1998年的秋天，漕阳镇发了一场大洪水。马湖村里死了许多人，我奶奶也在那场洪水中跌入河里，再没起来。到处都在举行葬礼，哀乐此起彼伏。在奶奶的葬礼举行完的第二天，薛志回来了。

他回来的前一天，没有传来任何消息，甚至当他走在路上，都没有人认出他。我从学校回家的路上碰到他时，他戴着一顶帽子，乍一看以为是薛老头。可一瞥到他的手指，我就确定是他。薛志当时正在路边停车，是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前面有四个圈。他当然没认出我，问我附近有没有商店，“泥巴太多了，我得买盒鞋油。”他笑起来的样子很平和。我沉闷地回答他：“不知道。”说完我快步从他车旁边经过。他打开车门，从里面找出一瓶饮料扔给我：“小孩，拿去喝。”

我没有将这件事告诉贾亮，我甚至无法跟任何人诉说这件事。薛志给我的那瓶水，我没喝，虽然他已经不认识我了，但一瓶水是不能代替他当初扇过我一巴掌的道歉。就在他忘记我是谁的那一瞬，我明白过来，我永远也等不到他的道歉了。

我从三叔那里得知，薛志坐了两年牢，早就出来了。在外面做了一年生意，不知道挣了多少钱，突然有一天载着一车的礼品到学校，给办公室的每个老师塞了一盒，最后提着三盒礼品进了校长的办公室，对校长鞠了三个躬。他风风光光地开着车把薛老头接回了家，是县城的家，他在漕阳镇最繁华的地段买了一套商品房。

三叔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当天的场景。吃完饭，他又回书房取出一支毛笔给我。我推脱说不要，“初中已经没有毛笔课。”他手握着笔，停在半空中，“这是给你的最后一支了，以后就没有了。”我只好接下，三叔递给我毛笔的手，颤抖着，我注意到他书房里的书画全部不见了，换上了杏黄色的墙纸，上面有一些他用铅笔描上的画，我没仔细看。他突然问我：“贾亮现在怎么样了，听说他从家里偷拿了钱买了一辆摩托车，天天飙车。”我原本想告诉三叔，“我和他不是一类人，我们甚至没有任何可聊的东西。”我想三叔一定能懂其中的意思。可他似乎只是随口一问，让我打消了继续聊天的念头。

贾亮出事那天，是猴子来告诉我消息的。他骑摩托车在来学校的路上把人给撞了。猴子来找我借钱，他脸上青筋暴起，差点让人以为他刚刚从动物园跑出来。我问猴子：“要借多少？”他还没喘过气来，“一……一……一万！”我从书包里翻出零零碎碎的一些钱，塞到猴子手里：“我就这么多，你自己数。”正当我准备进教室，顾小梅从我身后越到我跟猴子跟前，她小声问着猴子：“发生什么事？”猴子着急要走，嬉笑着跟顾小梅说：“没事，梅姐，就找叶哥借点东西。”说完转身快步离开，到走廊尽头时，猴子回过头来对我喊道：“谢谢叶哥！”顾小梅打量了我一眼，又踏着小碎步回到她的座位上。那天下午，顾小梅没来上课。

顾小梅请假两天，回来时穿的还是当天离开的衣服。马尾放下了，紧抿着嘴唇，那副神情，似曾相识，进教室后就趴在座位上睡觉，晚饭也没去吃。猴子在顾小梅回来的第二天来找我，顾小梅看我从后门出去，用余光瞟了我两眼。猴子找我，想让我接着凑钱。“你去找叶生，他一定能想到办法的，相信他。”这是贾亮对猴子说的原话，猴子一字不落地传达给我。我只能向猴子坦白，他第一次来找我时，我就已经将身上所有的钱给他了。猴子笑了笑，他说：“没事，这的确不是你和我能够解决的事情。”

周五的上午，猴子又来找我：“你知道有什么快速拿到钱的方法吗？”我被他夸张的表情逗乐了，“可以去偷，可以去抢。”他立马认真起来：“违法的事情，我不做。”顾小梅不知什么时候走到我俩身边，她应该听到了我俩的对话，“可以去卖！”我和猴子都愣住了两秒。她笑了笑说：“他迟早有这一天的，我跟着他，也迟早有这一天。”我不知道顾小梅说的是真是假，猴子在顾小梅走后，在我耳边悄声对我说：“这个女人已经疯了。”

下午放学，我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了贾亮的父亲。那个男人穿着一件棕色的夹克，头发梳得整齐，手里夹着一根烟，在他们家门外站着。看到我后，朝我点点头。我问他：“贾亮在家吗？”他说：“你是他同学？”他的口音听得有些别扭，皱着眉多看了我两眼，突然干笑两声，“是叶生啊，我都没认出你来，贾亮在屋子里呢，你找他？”我迟疑地进了屋，他也跟着我进去。

贾亮房间的门是被反锁起来的，是一把新锁，我以前来找他没见过。他妈妈远远在厨房门口看向我，眼眶红红的，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贾亮的父亲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将门打开后又出去了。

我已经很久没来贾亮的房间了，布置也没什么变化，贾亮的眼角和嘴角有两道触目的口子，见到是我，第一句话就问 ：“顾小梅怎么样？”我告诉他：“学校要开除你。”他又问我：“你今天有跟她一块放学回来吗？”我说：“没有，猴子找我借的那些钱，你不用还。”

他说：“我爸已经替我将钱还上了，你下星期上学帮我留意一下顾小梅，别让她做傻事，让她把书念完。”我们聊了不到五分钟，贾亮的父亲从外面回来，站在门口笑着对我说：“叶生，小亮他待会儿还有事要做，你就先回去吧。”我起身前对贾亮说：“你也要把初中念完，学校还没有正式发通知。”刚踏出房门，就听到门锁被锁上的声音。从厨房里传来贾亮妈妈断断续续的哭声，如果我不曾见过贾亮的父亲，我甚至会以为刚刚经历了一场绑架案。贾亮的父亲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一直是个温润的人。他曾经带着一群孩子去水库洗澡，和我父亲的关系也融洽，只不过他们很多年都没见到彼此了，他没认出我，也算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周一的升旗仪式结束，教导主任播报学校给予贾亮退学的处分，操场上一阵雀跃，我们还是头一次在学校广播里听到这样的处分。在解散的队列后头我看到了顾小梅，她的眼睛比前两天更加血红，左边脸颊像被人打过，有浮肿。顾小梅走到我旁边时轻声说：“今天下晚自习等一下我。”没等我回应，她就挤到人群的前面去了。

捱到下晚自习的铃声响起，顾小梅从后门出去，站在走廊那。我跟着她，一直走到食堂门口光线最暗的地方，顾小梅停住了脚步，转身正对着我。食堂一楼的应急灯忽明忽暗，照射在白天吃饭的桌子上，散发着清冷的白光。顾小梅终于吱了声，她压抑着哭腔问我：“你能帮一帮贾亮吗？你成绩好，去找班主任。”我说：“我们和他又不是同一个班主任，已经全校通报了，这件事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她继续恳求道：“班主任一向跟年级主任关系好，他们还经常一块打球，像我这样的差生说的话，他们肯定不听的；你不一样，叶生，你成绩好，他们一定听得进去你说的话。”顾小梅披散着头发，发梢梳到耳后，泪水哗啦啦从眼眶落了下来，“我回去求了我爸，让他找人帮帮忙……”话说到一半止住了，她慢慢蹲到地上，终于哭出声。我站在原地，不知如何应对。

“叶生，你是不是觉得我疯了？”她止住了哭声，抬头看向我，我摇头。我们就这样看着彼此，有那么一瞬，在食堂里的应急灯暗下去的时刻，我想抱一下顾小梅。我说 ：“你快起来吧，宿舍就要关门了。”顾小梅点了点头，乖巧的样子像是读五年级时我让她把算错的数学题再做一遍。她走远了，我朝她喊，“你回去不要做傻事，好好睡一觉。”黑暗中，我没有得到她的回应。

宿舍熄灯后，我一直辗转反侧，半睡半醒着。一直到凌晨，宿舍外有人小声招呼着翻墙外出，我才渐渐睡了过去。我梦见碰到薛志的那个下午，梦到了贾亮，最后梦到了顾小梅。第二天早上醒来，感到内裤一片湿润。

贾亮退学后，我在厕所碰到猴子几次。他和另外几个人在角落里抽烟，看到我还是“叶哥叶哥”地喊着。顾小梅依然每天埋着头看小说，一本比一本厚。初三下学期，技校来我们学校招生，班主任游说一些成绩不好的学生放弃中考，直接上技校。顾小梅是其中的一位，她毫不犹豫地填了志愿单，收拾课桌离开时，脸上没有任何留恋。

中考前一周，学校也弥漫着毕业的气氛。顾小梅突然出现在教室的门口，和她站在一起的有猴子，站在猴子身后的那个衣着鲜亮朝我龇着牙的男生，是贾亮。顾小梅热络地喊我出去照相。我们四个人在学校的国旗台下合影一张，顾小梅站在贾亮旁边，紧紧贴着他，我和猴子站在他俩身后，拍完后，后面等候的人一拥而上，贾亮带着歉意和他们说：“不好意思啊，我们还要照一张。”猴子识趣地下去了，顾小梅站在我和贾亮中间，余光里我扫到她的侧脸，她的眼睫毛又密又长，逆着光，眼睛里带着笑意。

照完相，去食堂吃饭，顾小梅和贾亮刷我跟猴子的饭卡。四个人刚好占一张桌子，贾亮正对我，我问他：“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也就一个星期。”“你爸呢？”贾亮皱了皱眉，“他跟我妈离婚了，带我出去转了两个月，我不愿意跟他，他给了我一笔钱，我就回来了。”他的神情看不出是笑还是苦闷，脸上的锐气也已经消散。

“我现在跟薛志一起做生意，都干了一个月了，他没人们想象的那么坏，只是以前犯了错，现在在镇上做房地产。”我没想过兜兜转转，贾亮最后会跟薛志混在一起。顾小梅在旁边听着，默默吃饭，不说话。猴子突然问我：“叶哥，你以后什么打算？”我说：“会继续念书。”猴子点了点头，惆怅地看向食堂外的空地，别过脸朝我说：“真好，我都不知道毕业做什么，好像什么都做不了。”

吃完饭，贾亮邀猴子和他以前混的几个小弟一块翻墙出去喝酒，问我去不去，我摇头。一个人回了教室，继续埋头做卷子。到了下午最后一节课，学校一阵喧闹，校园广播响起教导主任噪耳的声音，我跟着人群走到窗户旁，看到猴子那一群人喝酒喝高了，门卫正追着他们满校园地跑。他们笑得很大声，猴子比我当初刚认识他的时候，长高许多，四肢也壮了许多，早就不像一只猴子了。

夏天过去后，我上了县城里的高中。再听到顾小梅的消息，是我读高二那年，听当初跟她一同去技校的同学说，她从技校毕业后，去了外省打工。

贾亮跟着薛志去了南方，我们就此断了联系。

寒假我从学校回家，看到贾亮骑着一辆比以前更拉风的摩托车载着顾小梅从我身旁飞驰而过。他跟薛志闹掰了，用挣的钱买了一辆摩托车，没日没夜地在柏油路上飞奔着。也是那一年年底，贾亮骑摩托车摔断了一条腿。顾小梅来看过贾亮一次，经过我家门口时，我差点没认出她。她新烫了一头金色的卷发，耳垂上挂着银闪闪的耳环，光芒晃晃荡荡的。

整个春天，贾亮都在家里养伤，我放假回家，他会邀我去他家打牌。有次打完牌，贾亮留我在他家吃晚饭，喝了些酒，他一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另一只手撑着脸说：“顾小梅跟人跑了，我们吹了。”说完他就开始嚎啕大哭，男人哭起来，比女人更让人不知所措。

贾亮的腿痊愈后，他又骑着摩托车在漕阳镇狂飙，他妈妈跟他说：“你这样，迟早要撞死在外面。”他一脸嬉皮地笑。一天傍晚，他妈妈拿出斧头像劈柴一样把摩托车砍得稀巴烂，边砍边咒骂贾亮和他的父亲，我有许多年没听到贾亮的妈妈骂人，从前以为她改了脾气，没想到人的脾性是会跟着人一辈子。

贾亮走了，悄无声息的，没和她吵过一句。他妈妈去镇上薛志家找他，回来后，哭哭咧咧地说薛志要敲诈她，让她给他五万块，她还说薛志吸毒，吸得房子里什么家具都没有。没有人在意她说的事情。

六

新千年的第一个春节，三叔得胃癌去世。我在丧宴上遇到了顾小梅，她和李志明坐在一块。听说李志明当年跟着他爸杀猪，手艺越来越精，开了一家养殖场，挣了不少钱。饭桌上一直有中年男人在跟李志明敬酒，顾小梅几次作势拦他，却拗不过他的手劲。

散场后顾小梅说要送送我，我们一路上都没有说话。经过贾亮家门口时，顾小梅透过窗户往里望了一眼，她问我：“你有贾亮的消息吗？”我说：“没有。”她说：“就送到这了。”她往前走了两步，又回过头看向我说：“你知道那年，我们在操场上的芦苇荡里迷路，我最后是靠什么带你俩走出去的吗？”我摇头，她莞尔一笑，“靠风向，当时你俩跳起来，手里举着网，网飘了起来。你记得小学厕所旁边有一个垃圾场对吧？”我说：“是有一个，当时还经常在里面掏到其他班同学没用完的笔和本子。”她似乎对这个并不感兴趣，继续说：“风是往同一个方向吹的，可能你们当时没闻到，风里有股臭味，只要沿着风吹过来的反方向走，就能走出去。”

她像是在说一种预言，她朝着我和贾亮曾经站立过的地方，跟我们背道而驰。

春节后不久，顾小梅和李志明结婚了，她给我发了请帖，我没去。顾小梅结婚的当天，贾亮回来了。他没联系我，听人说他在顾小梅的婚礼上，和李志明又干了一架，最后赖在酒席上不走，一遍遍嚷着要见顾小梅，抢着所有人的酒杯喝酒。顾小梅始终不肯出来见他，他的母亲闻声赶过来将他拖回去，临走前，他还抱了一箱啤酒。

贾亮在路上喝得烂醉，想来我家找我，我父亲告诉他，我在学校。他就到学校来找我，最后却稀里糊涂地去了薛志家。他对薛志说，他要替我报仇，他问薛志当初为什么在路上要扇我一巴掌。他说他当时就躲在路旁的芦苇丛里，一直到薛志离开，他才敢出来。他对薛志说他当初被薛志吓得尿裤子，他怕极了，可是现在他一点都不怕了。他见过太多薛志这样的人了，他自己现在就是薛志这样的人。

薛志当时在犯毒瘾，全然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只记得贾亮找到他家的厨房，拿出唯一一把菜刀。他脸上有似有似无的笑意，朝薛志走去，死死按住他的左手，“咔嚓”一声，剁下来一根手指。贾亮拿着那根手指在薛志面前晃悠着，然后装进口袋里，薛志痛得一瞬间什么瘾都没了。在他报警之前，贾亮已经跑了。

我不确定贾亮最后有没有来我学校，也无从打听。他兴许在酒醒以后，看到口袋里多出的一根手指，已经买了离开漕阳镇的火车票，逃跑了。

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贾亮的消息。高考成绩出来后，我考上了一所普通的二本，家里为此举办了一场升学宴。顾小梅也来了，她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饭桌上，顾小梅一边给怀里的孩子夹菜，一边哄着他，无比温柔。我跟着父亲去他们那一桌敬酒，顾小梅朝我腼腆地笑。散场时，我们留了彼此的电话。

有一天，顾小梅突然给我发短信，她说：“小学要拆迁了，我们抽个时间一起去看看吧。”我回复她：“好。”约定了时间，等我赶到时，她却没来。教学楼早就停用了，蓝色的玻璃窗多出许多裂缝，教室里空荡荡的，一张课桌都没有。我逛了一圈，见顾小梅还没来，觉得无趣，打算回去。出了校门，走到学校外面当初跟人打架的道场上，往回张望，目光刚好停在操场的芦苇荡上。

芦苇一如既往地疯长，可以看见最中间一块空的洼地，我们仨以前就站在那个位置。一阵风吹来，芦苇的秸秆往同一个方向倾倒。我抬起手伸到空中，气流从指间滑过，就在那一瞬间，我意识到，原来当初困住我们的地方这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