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式学院的建立（～年）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这里就已生活着一群以半农耕半狩猎为生的原始居民——印第安人，也称作土著人。他们是美洲最早的移民，在这片广袤而辽阔的土地上代代相传，繁衍生息。然而这种平静随着1492年哥伦布的“偶然触抵”而被打破，在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后的一百多年里，美洲相继沦为了西班牙、法国、英国、荷兰等欧洲国家的殖民地，成为欧洲人掠夺财富的场所。1565年西班牙人在美洲建立了第一个欧洲人的殖民据点。随后，1588年英国人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取代了西班牙的海上霸主地位，开始组织向北美的殖民活动，并于1607年在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Jamestown）建立了第一块英属殖民地。1620年102名英国清教徒中的激进分子（分离派）为了躲避迫害，搭乘“五月花号”来到了普利茅斯（Plymouth），并在这里建立了英国人的第二个永久定居点。自此，由英格兰向美洲大陆的“大迁徙”开始了。据记载，从1629年到1640年左右，大约有2～2.5万英国人由于不满他们本地的社会、经济以及宗教环境，纷纷涌入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湾和邻近的康涅狄格（Connecticut）殖民地、罗德岛（Rhode Island）和纽黑文（New Haven）^[1]。到1700年，移民者下一代的数量已经占北美殖民地人口总数的40%。这些英国人来到北美大陆后争相划割殖民据点，截至18世纪中期，英国已相继在北美建立了13个殖民地。

欧洲殖民者的纷至沓来给这片蛮荒之地植入了新的文明。欧洲人与土著人在文化传统上迥异，各自有着不同的信仰、宗教和习俗，分属于不同的文化圈。然而，欧洲人到来的同时也将他们的语言、政治、宗教传统和信仰等带到了新大陆，并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将他们曾经熟悉的一整套文明社会的运行机制移植到这片尚待开垦的新大陆上，在教育上也是如此。欧洲移民在定居下来后不久就开始建立学校，如公共学校（common school）、主妇学校（dame school）、阅读学校（reading schools）、写作学校（writing schools）、慈善学校或贫儿学校（charity or pauper school）、拉丁文法学校（Latin Grammar School）等各种各样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机构都相继在不同的殖民地区建立起来。随着各级教育的逐步完备，殖民地学院也随之应运而生。

在殖民地建立学院的计划可以追溯到1617年，当时弗吉尼亚总督乔治·叶德雷（George Yeardley）爵士从伦敦带来了一份指示，要在亨利克划出一万亩土地用来成立一所大学。不久，当地士绅就组成了一个学院筹备委员会，并筹集到2 000英镑的建校资金，开始着手建校事宜，当时甚至连学院的校长人选都已确定，然而，1622年印第安人对白人发动袭击，参与建校的人士或死或散，这一计划也就被迫流产。

直到1633年传教士约翰·艾略特（John Eliot）致函马萨诸塞当局，建议在马萨诸塞建立一所高等学校，在殖民地建立学院的计划才又重新提上日程。1636年10月28日，马萨诸塞议会（General Court of Massachusetts）通过一项议案，“以400英镑的资金来资助一所学校或学院”，并成立了一个由六位行政官员和六位牧师组成的校监委员会负责学院的筹建工作。1637年，校监委员会聘任剑桥大学毕业后来师从著名清教神学家威廉·艾姆斯（William Ames）的纳撒尼尔·伊顿（Nathaniel Eaton）出任学院院长。学院最初选址于波士顿的“纽敦”（Newetowne），1638年5月由于该地改名为“剑桥”（Cambridge），因此建校之初该学院也被称为“剑桥学院”（Cambridge College）。1638年9月14日由于一位名为约翰·哈佛（John Harvard）的牧师在临终之前将他的400本藏书和一半的财产，即719英镑17先令2便士捐赠给这所新成立的学院。为了纪念这位年轻牧师的慷慨捐赠，1639年3月13日马萨诸塞议会决定将“剑桥学院”正式更名为“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哈佛学院是后来名誉世界的哈佛大学的前身，也是在北美殖民地创建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它的建立标志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发端。

继哈佛学院成立之后的半个多世纪，弗吉尼亚成立了另外一所高等学校——威廉-玛丽学院（William and Mary College）。威廉-玛丽学院和哈佛学院是17世纪殖民地创办的唯一两所学院。实际上，弗吉尼亚殖民地建立不久就从王室获得了用于建校的土地。然而，由于弗吉尼亚缺少像马萨诸塞那样的重视人口和发展高等教育的使命感^[2]，几任总督和当地种植园主把发展种植园经济放在首位，对公共教育事业并不热心，因而直到1693年当地圣公会领袖詹姆斯·布莱尔（James Blair）获得王室特许状之后才真正开始启动建校事宜。甚至当特许状颁发之后，当时的总督还对要求创办学院以培养牧师拯救弗吉尼亚灵魂的詹姆斯·布莱尔大发雷霆，嚷叫“灵魂！去他的灵魂吧！让他们种好烟草好啦。”^[3]由于该特许状是由当时在位的威廉三世及其妻子玛丽二世颁布的，因而，为了纪念这种殊荣学院被命名为威廉-玛丽学院，由詹姆斯·布莱尔出任第一任校长。这所学院主要致力于培养英国国教会的牧师，教化印第安人和培养公职人员，创办之初由哲学院、神学院、印第安学院和一所文法学校构成。

殖民地时期建立的第三所学院是耶鲁学院（Yale College），也就是现在的耶鲁大学，1701年由清教徒中的公理会（The Congregational Church）教士创办于康涅狄格州。当时，该州议会专门任命了10名神职人员作为董事会成员负责学院的创建，世俗的政府官员不参与学院事务。学院建校之初并没有固定校址，直到1717年才定址于纽黑文。1716年埃利休·耶鲁（Elihu Yale）向学院捐赠了五百多英镑，这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数目，可以维持学院所有职员一年的开销，因而，为了以示纪念学院遂以他的名字命名。耶鲁学院在整个18世纪都保持了公理会制度，培养了一批牧师。在课程上，耶鲁以哈佛为模版，但是对自然科学开始有所重视，增加了一些科学和数学课程。然而，即使在耶鲁出现了一些变化，其课程设置的意图、重点以及课程的实质仍是与其他两所学院一致的^[4]。

除了这三所学院之外，殖民地还相继建立了六所学院。1746年建立的新泽西学院（New Jersey College），即后来的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其建校宗旨是为本地区的长老会教徒服务，并接受新教徒教派的控制。1954年，英国圣公会教徒安立甘（Anglican）建立了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即如今的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1755年建立的费城学院（Philadelphia College），即现在的宾夕法尼亚大学（Pennsylvania University），其前身是由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创办。罗得岛学院（Rhode Island College），也即现在的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于1964年由浸礼会建立并由其掌管，该校坚持信仰宽容。1766年建立的女王学院（Queen’s College），即如今的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是当时荷兰归正教派为本教区所兴建的。此外，1769年埃利泽·威勒克（Eleazer Wheelock）为新罕布什尔州人筹建了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详见表1-1）。

表1-1　殖民地时期的九所学院

殖民地学院的创建大部分都与教会有直接的联系，九所学院分别代表了六个不同宗教团体的利益。哈佛学院是由清教徒，也就是达尔文教派创办。耶鲁学院和达特茅斯学院由从马萨诸塞州清教徒中分离出来的公理会教友建立。威廉-玛丽学院和国王学院则是英国国教即圣公会所创建。罗德岛学院由浸礼会教友建立。此外，新泽西学院归属长老会，女王学院归属荷兰归正教会，只有费城学院是由殖民地非教派机构建立的，但实际上它也是间接隶属于圣公会。殖民地时期各种宗教派系林立，一些传统教派纷纷衍生出新的教派，并且这些新的教派很轻易就能从原有教派中分离出来。由于新的教派在形成之后都要建立自己的学院，以传播教义、教育青年一代，因此，这种宗教派系的分化、新的教派的产生，促进了殖民地学院的建立。如果按平均人口来计算，这九所学院的建立使得北美殖民地的高等教育普及率甚至远远超过了英格兰，当时在英格兰接受高等教育还只是少数人的特权。

教会的影响虽然是殖民地学院不可回避的话题，但这种影响也并不是绝对的。这些学院虽然具有明显的宗教倾向，都是由某一个教派创立，但是在招生上却并不仅限于向本教派的学生开放，学生往往都来自不同的教派，在管理上也很早就形成了由非教派人士管理学院的传统。此外，除了培养牧师之外，学院还为殖民地政府培养了大量的公职人员。因此，殖民地学院的教育意义远远超出了其宗教上的意义。并且，到殖民地后期，宗教影响也开始逐渐削弱，学院越来越重视公共服务、年轻人的教育，以及公民社会的教育观念。

殖民地学院是以欧洲大学为模版，在综合吸收欧洲大学的办学模式和理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教育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有良好文化教养的神职人员，同时为殖民地政府培养公职人员。哈佛学院在建校之初就明确宣称：“为社会造就适合的人力，主要是培养教会人士。”1701年耶鲁学院在宪章中声称，教育目的是要让年轻人成为能胜任“教会和国家中公共职位”的人。国王学院的“主要任务在于教育和指导青年理解耶稣基督，热爱并服从上帝，养成优良习惯，获得有用知识”。达特茅斯学院的创建则是“用具有学术性的语言，向青年学生传播神学和文理学科知识，以使其能够胜任宗教和其他社会工作”。女王学院的建立是“为了在拉丁文、希腊文、人文科学、应用艺术和自然科学，特别是神学等方面教育青年，以为他们担负教会的工作或其他公职做准备”。由此可见，这个时期为所在殖民地培养神职人员是各个学院的首要目标。从这些学院毕业生的就业去向来看，17世纪时，哈佛学院的毕业生中有一半以上做了牧师，还有少部分毕业生成了殖民地政府的公职人员。耶鲁也同样如此，早年有一大半的毕业生后来都做了牧师。不过，这一比例到殖民地末期有所缩减，降到了1/3左右。

这种教育目的决定了学院的课程主要是围绕培养宗教人士而设置，仿效欧洲大学，尤其是英国古典大学的模式，以古典文学和宗教教义为基础，推崇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学生的学习科目主要来自“七艺”（文法、逻辑、修辞、几何、天文、算术、音乐），此外还开设了一些哲学和伦理学方面的课程。1642年哈佛学院的正式课程开始启动时，当时的第一任校长邓斯特（Henry Dunster）一个人教授了所有年级的全部十二门课程。其中，第一学年开设的课程主要有逻辑、医学、修辞、神学、植物学史与种类、希腊语源学和希伯来文法；第二学年主要学习伦理、政治、希腊文和辩证法，以及神学和植物分类学；第三学年则在学生能用希腊语熟练写作时，向他们教授算术、天文和几何。后来建立的耶鲁学院是以哈佛学院的课程为模版，而威廉-玛丽学院所采用的也是同样的课程体系，只不过多增加了一些科学和数学课程。当时由于受英国古典大学的影响，学院非常强调拉丁语的学习，不仅大部分课程用拉丁语编写，而且教师授课也用的是拉丁语。

在学校管理上，早期殖民地学院实行外行董事会管理。院长由董事会任命，并对董事会负责。董事会成员主要由牧师和地方官员等校外人士组成，学院院长通常是院方的唯一代表。哈佛学院成立时，其董事会成员包括州长、副州长、殖民地财务总管，以及3名地方法官和6位牧师。后来，根据州议会1650年颁布的学院章程规定，又成立一个由院长、财务主管和其他五位评议员组成的院务委员会。该委员会具有掌管资产、确定下一任院长、任命学院其他教职员工，以及免税的权力。因此，当时哈佛学院有两个管理机构——董事会和院务委员会。不过，主掌大权的仍是外行董事会，院务委员会必须经过董事会讨论同意之后才能行使权力。威廉-玛丽学院和罗德岛学院与哈佛学院的管理类似，都实行双重管理结构——外行董事会与院内人士组成的同行团体共同分享管理权力。另外六所学院则实行完全的外行董事会管理，董事会拥有所有权力。殖民地学院的这种外行董事会管理模式一直延续至今，只不过董事会成员的组成由牧师变成了商人和牧师。

从办学经费来看，殖民地学院的资金来源主要有政府的资助、教会团体和私人的捐赠，以及学费收入等。哈佛学院在成立时，马萨诸塞州划拨了400万英镑用于建校，并且，之后州议会还每年从查尔斯敦码头（Charles Town Ferry）的年收入中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学院的运营。直至17世纪后期，哈佛年收入的一半都来自政府资助，学费只占了不到10%。威廉-玛丽学院是圣公会（Anglican Church）兴办的，当时的英王就是圣公会（英国国教）的领袖，因而，在办学经费上得到了较多支持。该校最初建校的2 000英镑就是英王的直接拨款，而后的办学经费则大部分来自皇家特许状中授权给学院征收的烟草税、皮毛出口税和小贩税。耶鲁学院在办学过程中得到了康涅狄格州的资金支持和大量的私人捐赠，它和哈佛学院的校名都是以其早期捐赠者的名字命名的。而费城学院则是由私人捐赠资金开办的，25位捐赠者在建校之初的前5年每年都捐出大约400英镑，以支持学院的创建。此外，其他几所学院也都是通过州议会定期或不定期的资助、捐赠收入和学费来维持学院的运行。美国学者鲁道夫为这种公、私资金共同资助创立的学院杜撰了一个新词，即“国家—教会学院”^[5]。

殖民地时期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初创期，也是移植欧洲，尤其是英国高等教育模式，创建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时期。从1636年哈佛学院的建立到1776年独立战争爆发之前，殖民地共建立了九所学院。这九所学院虽然办学规模很小，在校生的规模通常不足100人，就连办学规模最大的哈佛学院1771年也只毕业了64名学生，但是这些学院对殖民地社会和后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不仅培养了一批对美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例如，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奠定了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基石。在当代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不难寻觅到经过岁月洗练活力依然的旧式学院的遗传因子，犹如地方控制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外行董事会管理制度、多元化资助结构等，这些都是在殖民地时期就已形成并一直保留下来的传统，也是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特色所在。就像是一个外来的种子，美国高等教育移植于欧洲，但是在北美大陆的荒蛮之地上却生长出了不完全一样的果实。“外来影响的种子可能落地，可能并不会发芽生长，也可能会发芽生长，但却会在改变了的环境下结出截然不同的果实，或者合成一种全新的、前所未有的杂交形式。”^[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