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关于柬埔寨的历史知识来自于某些碎片文字。这些未经细究的知识包括:第一,柬埔寨由于地处热带,经书史籍无法长期保存,所以没有古代典籍留存下来;第二,柬埔寨对于自己的历史知识来源于中国的史书,上可溯至《晋书》,最完整的记载是元代的温州人氏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该书被法国人翻译成法文后,指引法国探险家发现了吴哥古迹。
在柬埔寨住下之后,我渐渐对已有的知识产生怀疑:如果高棉文明没有留下文字记录,那么长的国王谱系从何处获知?那么多寺院又如何识别?那些清晰地刻在石壁上的文字就完全被当代柬埔寨人遗忘了吗?
似乎是这样。我第一次游大小吴哥时有柬埔寨的博士陪伴,我指着石柱门框上的文字问:“这里写的是什么意思?”柬埔寨知识分子代表答:“不认识。”问:“不是和现在的字母一样吗?”答:“像,但读不出意思来。”
后来与中国古建筑修复专家同游,游到更远的罗勒寺庙群,途中所见石刻文字不止一处。又问:“写的是什么呢?”答:“不知道。”“有文字专家来考察研究吗?”“有,中国最著名学府的东南亚语言研究所专家来看过,还是无解。”
看样子高棉历史真是消失在热带的空气里或封存在巨大的石堆中了。
在暹粒的女王宫遗址,少年们举着英文版的吴哥图册向游人出售,“买一本吧!买一本吧!我要赚到钱去上学!”
这本书向游客介绍了书中提到的几乎每座寺院的来历,也完整地记录了吴哥王朝从9世纪创立到15世纪结束近600年期间的国王谱系。
“唯一记录者”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中连国王的名字都没写,仅呼之“国主”。
那么现今关于柬埔寨的历史知识出自何处?
294街19号是独立碑南侧第三条街上的一处宅院,我的办公地址和住处都设在这座宅院里。过了很久,我才注意到这条街还有数字以外的名称。数字编码是法国人留下的遗产。1863年,柬埔寨成为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的一部分,法国人为金边城划出了今天的样子。在金边城著名的独立纪念碑广场西北角的独立碑书店,我发现了一本早年柬越战争时期外国记者写的回忆录。20世纪70年代,法新社记者钟斯万也是按照这些数字找寻他的目的地,去采访,去冶游,去会朋友。
西方对柬埔寨的“数字化”不仅于此。1907年,法国远东学院(EFEO)在暹粒为吴哥遗址方圆400平方公里内的大小寺庙进行编号,对吴哥进行考古调查和保护。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法国远东学院的学者才撤离柬埔寨。
钟斯万在20世纪70年代被法新社派到金边和西贡(今胡志明市),报道美国在印支的军事行动。他在个人回忆录《时间之河》里讲述了一位当时居住在柬埔寨的法国学者的经历,我把自己翻译的中文文本节选在下面:
在金边只有一个西方人有与红色高棉打交道的个人经历。弗朗索瓦·比佐(Francois Bizot)1965年来到柬埔寨,具有真诚坦率而百折不挠的性格。他与著名的法国考古学家贝尔纳·格罗利耶(Bernard Groslier)一起参加保护吴哥古迹的工作。他后来成为一名人类学家,以超常的勤奋自学掌握了柬埔寨语文的读写。他热情研究柬埔寨佛教经文,为此到农村逐一搜集,骑着他的宝马摩托车出入偏僻的村寨。比佐对难以辨识、用古代巴利文字刻在棕榈叶上的高棉文本十分着迷,但他不是一个枯燥乏味的学者,而是一个气质沉稳、意志坚强的男人。他努力理解柬埔寨农民的思想与感情,我知道他比任何人都做得好,最终正是这一长处救了他的命。
三波坡雷古遗址的石刻碑文
高盖古都神庙前的古高棉文碑文
1968年他的女儿海伦娜出生于暹粒巴戎寺一带的斯拉斯朗村。她的母亲是一个不到20岁的柬埔寨姑娘。当时出生仪式按照高棉传统,产房点起驱鬼魂的火堆,用烧红的竹签弄断婴儿脐带。1970年,北越军队占领神庙,射偏的炸弹炸塌了村庄。为了安全,比佐离开暹粒举家迁往金边,在春夫人烟馆旁边的木屋里住下来。
1971年10月4日的上午,比佐前往金边以北20英里的柬埔寨旧都城乌栋,想去找那里的和尚讨论经文。像往常一样,他驾驶路虎车,带上海伦娜同行。但在行程的后一段,他把海伦娜留给保姆照看,自己与向导步行穿过田野走向村庄……
这位比佐也留下了一本关于柬埔寨的著述,书名为《门》(The Gate)。
我在金边客居时接触到另一本记者写的书,是约翰·伯吉斯(John Burgess)所著《刻在石上的故事》(The Stories In Stone)。伯吉斯在1979年时作为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柬泰边境报道逃离红色高棉政权的难民潮,当时他在柬泰边境的难民营附近发现了一座高棉寺院遗址。在这座建于11世纪、被称为“Sdak kok Thom”的寺院里,有一块高1.51米的方柱石碑,石碑上用梵文和古高棉文字刻写下了从公元802年到1052年的王族谱系。这块石碑现存于泰国国家博物馆,被认为是了解高棉帝国历史的关键。Sdak Kok Thom位于泰国境内。
这两位记者的书让我认识到,古代高棉的历史被刻在了石头上,而不是消失在了潮湿的空气里;这些刻在石头上的古代文字是可以破解的,而掌握破解密钥的是法国远东学院。
谈到柬埔寨的历史不能不说法国。这不仅仅是由于柬埔寨从1863年到1953年处于法国的“保护”之下,成为法国在印度支那联邦的一部分;更主要的原因是,柬埔寨史作为今天世界史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是一部由他者发现的历史。在法国人进入柬埔寨之前,关于柬埔寨最完整的历史记载只有一部中国元代遣使随从写的笔记《真腊风土记》。
18世纪中叶,法国探险家在亚洲热带丛林中发现了几近废墟的吴哥遗迹,引发了当时欧洲人类学家的关注。法国人的探险,印证了中国史籍记载的真实性。1903年,法国学者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把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译成法文出版。
《真腊风土记》最后一章记的就是国王。周达观呼之“国主”。他客居真腊时,正是新旧国主交替之时,他记录了新国主以驸马身份继位,把王子的脚趾斩断并囚禁的传闻——这一部分应该是来自市井;也记录了自己的见闻——国主出行仪仗之威严华丽。不错,周达观的记录印证了吴哥寺及其他建筑雕刻的写实部分,国王的侍卫和仪仗队同壁画表现的一样,几乎都是女性,或者佩带刀剑,或者捧着各种金银器皿。周达观惊叹:虽远邦蛮夷,也有君王之礼。每次翻到这一页,我都不禁猜测,这位神气的国王是谁呢?
周达观真腊行近600年后,法国探险家进入柬埔寨西北地区,发现了掩藏于密林中的庞大废都。周达观当年所见的景象一部分变成了断垣、乱石、丛林、废都,但石砌的城郭尚存,只是金顶失色朱颜改。这样一座巨大的人居遗存,令法国探险者疑问不止。
吴哥寺近景夕照
柏威夏寺第五层神殿入口
或许是被周达观的记载所激发,或许是欧洲人征服世界的天性,或许是法兰西民族对文化一探到底的精神,总之,从18世纪以来,西方学者从“劫掠”到手的大量东方文献中发展出一种“东方学”。与此同时,法国人从对吴哥大大小小数百座古代神庙的考古研究中,逐渐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王族系谱,柬埔寨的历史脉络由此浮现。
高棉帝国在神庙的石碑、墙壁、门楣和廊柱上留下许多石刻文字,对这些天书般文字的研究是揭开古代高棉帝国秘密的第一步。1898年,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总督保罗·杜梅(Paul Doumer)下令创立“法国印度支那古迹调查会”,由法国金石铭文与文艺学院负责学术监督;1900年更名为“法国远东学院”,并于1901年开始出版《法国远东学院学刊》;1902年法国远东学院设址于河内;1907年起,法国远东学院开始对吴哥进行系统性调查;1950年因越南战争迁至巴黎。
法国殖民统治期间,在吴哥地区重新开辟并规划了道路。今天游人在吴哥游览的路线就是法国人当年确定下来的。吴哥在法国人的“发现”中,成为世界性的旅游热点,一直持续到1975年4月——红色高棉开始执掌柬埔寨,吴哥关上了大门。
法国远东学院的研究者1975年离开柬埔寨时正在修复吴哥王城的中心神庙巴芳寺。1993年,柬埔寨在历经30年战乱之后,新王国建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共同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吴哥古寺,法国远东学院再度归来。今天,游客看到修复完工的巴芳寺,从背面望过去,呈现为一尊巨大的卧佛石像构造(见第二单元“史迹”题图)。我每次来到这里,都会为在遍布婆罗门教风格的神庙建筑中发现有一丝熟悉的佛教元素,略感安慰。
当代柬埔寨王国是一个佛教国家,早先高棉帝国从婆罗门教信仰演变为佛教信仰经历了怎样的曲折过程,吴哥研究者凭借留存的建筑和雕刻风格以及破解的碑文,进行了猜谜般的还原。对于法国远东学院的研究,柬埔寨本国似乎并非完全认同。当代柬埔寨王族的血脉可谓延续久远,但是缺乏自证的能力,所以历史只能任由他者解构和重建。
法国人对吴哥的历史是怎样进行研究的呢?今天,如果你去暹粒参观大小吴哥或者女王宫,不时会看到地面上陈放着数目不一的石头,这些神庙的原始构件经过一一编号,等待有朝一日回到它们原来的位置。研究者试图通过建筑复位的办法找回早先的历史面貌,以此来修复人类的记忆。
正因如此,后人所看到的吴哥,永远是废墟,永远是记忆,永远在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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