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高棉是乡愁

坐在嘟嘟车上向金边告别

我在金边的最后一天不是24小时，是46小时，其实比46小时还长，是68或70个小时。最后的三天里，我几乎不能用睡眠来分割昼夜，实在没有时间睡，实在也不舍得睡。我发现，在金边近三年的时间里，我还有那么多要做的事情没有做，有那么多重要的地方还没有去。

一

首先是近在1000米之内的国家博物馆，就在王宫北侧，每次路过这座由博物馆第一位馆长法国人George Groslier设计的高棉风格建筑，都以为可以随时抬脚迈进，这座有100年历史（建于1917年）的博物馆里收藏着柬埔寨最精美的石刻原件，而大老远跑到吴哥古迹处看到的可能是复制品。但是因为亲近它太容易，我属于柬埔寨的969天竟无一天时间分配给它，现在眼看着就要与它失之交臂了！

还有从294号街19号越过去两条街巷就到的S-21监狱，正式名称是“监狱博物馆”。我在黑夜里驱车从它的围墙外路过，在新闻背景里写过，和人谈论过，但是我决意把它留给我在金边的最后一天——因为不想让自己在这座金光灿烂的城市里感受太多的血腥和冤气，不想让自己独居异邦的岁月染上过去的悲伤和忧郁。我认为已经洞悉了有关它的全部秘密，不再需要身临其境。现在，在离开金边之前，我还是该以游客身份补上这一课。

还有乌亚西市场，它位于金边的心脏，外观看起来庞杂无比、忙乱不堪，内部却处处可见历代华人华商的勤快精明。它是柬埔寨几代华人的发祥地，是当年新金边复兴的活水。金边市民曾先生告诉我，金边这座城市，城是高棉人的城，市是华人的市；它还深深地感动过客居于此的中国80后刘律师，他说在这里能看到他儿时在成都生活的影子。我曾想过用几个星期的时间以影像记录下它的晨与昏，人与物，情与景。但是，这个真是来不及了。

还有以前耀辉带我去的金边最著名的粿条店，开在乌亚西市场旁的小巷里，门楣招牌上只写着潮州店主的名字，是高棉文字。小店三十年如一日，买卖兴隆，米线、汤头、牛丸、牛杂都好吃到爆，但每天200碗卖完后店家肯定收工。生意因克制而绵长。我知道离开金边后我再也吃不到这样的粿条了。

乌亚西市场卖甘蔗的高棉男子

金边的早餐：一碗粿条

还有杨豪先生的小药铺。杨先生早年随父母到柬埔寨定居，现在这位年逾70的药铺主人曾是热血青年，曾是华人报馆的主编。我有幸获赠一本他自印的个人回忆录，从中探知非西方视角主导的关于柬埔寨的民间记忆。临行前我希望把这位历尽沧桑的老华人更生动地记住。

还有莫尼旺大道近北端的莱福士酒店。20世纪70年代人们叫它“金边皇家大酒店”。美联社记者西德尼·桑伯格、法新社记者钟斯万等西方记者住在这里，报道美国插手东南亚事务而挑起的柬越战争，报道柬埔寨残酷的政权更替……他们目睹并亲历了一夜空城的金边。电影《战火屠城》中很多事情都发生在这家酒店以及相隔不远的法国大使馆。1993年是中国的影碟传播时代，我在碟机上看到这部电影时，并不曾预料自己有一天会置身柬埔寨，并长期客居。我要用在金边最后的时光认真地看一遍这座满载金边现代史记忆的“皇家”酒店，用自己的眼睛仔细地留一个备份。自从在金边的独立碑书店发现了钟斯万的书《时间之河》以来，我边读边译边体验，岂料不足300页的书还未读完，我在柬埔寨的日子就要结束了。

白马市乡村景色

还有很多地方，还有很多人，还有很多事……这时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时不我待”。

我留恋柬埔寨。除了定居地，除了出生地，金边是我迄今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不到三年时间，我在柬埔寨境内的累积行程少说也有5万公里。柬埔寨一个是令我生出乡愁的地方。

二

老实说，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柬埔寨并不是一个十分安全的所在。我回到北京很长时间都没有习惯在大街上步行时掏出手机随意打电话或拍照。直到有一天目光注意到几乎人人都手握着一部手机走路，我才明白自己的手机同样也可以堂皇地在街上晒出。在金边，手机被骑摩托车的少年抢夺去太常见了。金边200多万人口，贫穷是赤裸裸地暴露着，财富也是明晃晃地耀人眼，野性少年不动心才怪。

但这并不妨碍柬埔寨持续散发自在的魅力。在整理过去三年里的个人照片库时，我发现自己在职业作品之外，留下了大量有关柬埔寨山川、景物、民生的照片：湄公河上的一片云影，桔井路旁一树火红的凤凰花，古寺墙前的一只飞虫，躲在房梁间的蛤蚧（中国潮州人叫它“金角”，柬埔寨人也用这个音称呼），集市上售卖烤鸡的青春少女忧郁的侧影，化缘僧人明亮的袈裟和锃亮的银钵……我对它无意中记录得有多细致，就印证了它对我无形的吸引力有多大。

要感谢当代的数字照相技术，使摄影不再依赖技术操作性较强、耗材量大的物理介质。一台数码相机，无论单反机还是卡片机——其实很多智能手机的摄影功能已经十分强大——都可以大量储存和表现你的视觉记忆。摄影技术，说句不恭之语，其实是你愿意比别人多看几眼；再高级一些，就是你愿意比别人更用心地多看一眼。说到底，当代摄影不过是我们的视觉记忆与记忆呈现，所有这些都取决于你看到了什么。重新检视我这三年的照片库，我发现事实上眼睛比我更信任的文字记录了更多有关柬埔寨的内容。一张二维图片，如果把它降维成文字，我得使用更多的抽象符号来描述它；而如果要把这张图片所包含的物质信息和文化信息全部用文字符号描述出来，那就得消耗更多的功——文字需要时间和技能进行组织，而图片呈现的记忆是即时的。

我自认为是一个传统的文字偏好者，这个观念使我每当要为写好的文字配图时，总是冒出另一个想法：这些照片是不是也要扩展成一个文字故事呢？

认为在柬埔寨看到的每一眼都可以写成一个故事或许出自我的幻觉。可以确定的是，我因柬埔寨而结识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长长的故事。我一度希望写下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却迷失于当今世界信息传播的困境：新兴社交媒体已彻底摧毁了传奇存在的空间，粉碎了故事的传统价值。大凡故事总有一个闭合的结尾，而现代通信手段的即时性把时空打开，故事就是新闻，而新闻的结尾注定是开放的。假如我在朋友圈里发一条信息给某人，像写新闻报道时与被访者核对事实那样：“嗨！我在书里是这样提到你的，没错吧？你还有什么要补充？”那对方是不是要犯尴尬症？

但是与柬埔寨有关的人和物与我有了特殊的关系，它们成了我此后认识世界的一个线索和介质，成了我关于这个世界知识链的一个环节。我想说的不是我对于柬埔寨本身的知识吸纳了多少，而是说，从自“链接”上柬埔寨以来，更多更新的关键词一个接一个地跳转，比如“高棉文”——“梵文”——“婆罗米文”——“婆罗门”——“柬埔寨的印度化时代”——“公元前后全球通商路线”……这些仅仅是举例，事实上每个关键词的导向都不是单一的，它可以有360个角度，也可以是一个奇点。

三

柬埔寨社会与高棉民族的每一段历史都堪称人类学的特殊标本。吴哥王朝绵延的600多年无疑创造了世界奇迹，高棉民族在他们奉献给神的建筑中表现出惊人的才能。吴哥神庙整体的设计与建造、雕刻的构思与工艺无不需要精密的数学计算能力与敏锐的美学感知力。从古代遗存中，人们认识的高棉民族是智慧敏锐、富有行动力的创造天才；但是在当代柬埔寨社会，上述特质早已罕见。它们是在岁月中消散无形了呢，还是深深藏匿于每个高棉人的隐性基因中等待再度爆发？

柬埔寨2号公路上

小吴哥东面护城河北望

柬埔寨的古遗不仅仅分布在西北的吴哥地区。位于中部磅通省的三波坡雷古遗址，是大唐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提到的伊奢那城。三波坡雷古现存有上百座古砖塔，年代在公元3世纪到10世纪之间，个体规模远逊于宏伟的吴哥神庙，但建筑上特殊的纹饰图案却有希腊罗马艺术的影子，也有与中国辽宋时期建筑相近的气象。这里不像暹粒吴哥神庙那样完全印度化。柬埔寨国史上对于自己的纪年缺乏明晰的概念，但是中国关于它的记载自晋代以后则不绝于史书，所以，中国文化圈与印度文化圈，柬埔寨究竟更偏向哪一个？

从三波坡雷古继续向南，过金边，沿2号公路就到了茶胶省的吴哥葆苓遗址和达山。据史学家研究，这里是柬埔寨政权的起源地，是中国史载的“水真腊”。

那么中国史籍上所说的“扶南”国呢？从金边沿1号公路行驶可达位于波罗勉省的巴山——传说中的柬埔寨文化遗址，中国史书提到的“扶南”。按照谷歌地图的指引，我最后驶入了无人无路的绝境。但在倒车后退的那一刻，在荒草丛生的乡土路旁高处，我豁然看到一所学校，准确地说，是一座整齐阔大的寺院，明亮的黄色乡村校舍只是寺院的组成部分。寺院仍然是村居的中心，孩子们在院子里嬉闹，文明起点遗址就保存在寺院的一角。所谓文化遗址，只是几尊破损的石像。

“水真腊”茶胶省一带乡村景色

柬埔寨古文明围绕着祖先崇拜而延续。“达”意为男性祖先。达山、塔布伦寺（达布隆寺），这是于名的表现；三波坡雷古大大小小的砖塔内供奉的几乎都是“林伽”——直观的男性生殖器石像；吴哥的神庙也多是供奉湿婆大神的（小吴哥除外），而林伽便是湿婆的本体。在规模不一的神庙里，林伽与优尼（女性生殖器）合一的雕像是永恒的主体。

四

然而能以微小人口规模（目前通常引用的人口数据为1400万）奇迹般延绵近2000年之久的柬埔寨似乎是容易失忆的族群。柬埔寨能够在近代引起外部世界的兴趣，进而唤醒自身族群的认知与记忆，居功至伟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的周达观，另一个是法国博物学家亨利·穆奥。

1296年，温州人周达观以元朝使者的身份抵达柬埔寨，在吴哥居住了一年有余。按其所述，他是身负官家使命的公务人员，奉命随更高级的官员到“真腊”去做“招抚”工作。1297年秋，周达观安全返乡（没有像此前被派往邻国占婆的使节那样在当地被拘杀），并在其笔记《真腊风土记》中记录了他所居国都的繁华景象。

1861年，法国博物学家亨利穆奥到东南亚中南半岛采集标本，同年病逝于热带丛林。第二年，他的旅行日记《暹罗柬埔寨老挝诸王国旅行记》经他的弟弟整理后在巴黎出版。穆奥在日记中用文字和铅笔画描述了他的惊人发现：柬埔寨西北丛林掩蔽着巨型神庙和一座完整的废弃城市。

博物学家和外交使节造访的是同一个地方，都认真记录了他们所看到的景物，结果却大不相同。颇为奇怪的是，现存《元史》对周达观参与的这次外交活动只字未提，而对于此前1285年和1292年与柬埔寨的两次通使活动皆有详细记载。所以关于周达观此行功成与否、如何向朝廷复命等信息不详，周达观所记述的内容近乎成了孤证。《真腊风土记》后被收录于明代人所辑的《古今说海》《古今逸史》、清代人所辑的《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丛书，往往被当作奇风异俗读物。1819年，法国学者雷慕沙在《古今图书集成》中注意到这本书，并译为法文出版。

已故博物学家的日记《暹罗柬埔寨老挝诸王国旅行记》出版后却在法国引起轰动。穆奥的发现印证了周达观记录的真实性。穆书出版的第二年，即1863年，法国政府即把柬埔寨纳入自己的保护范围，开始了在东南亚三国长达90年的殖民统治。1902年，法国学者伯希和根据《古今说海》本重新翻译校注了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此时法国远东学院已经成立，法国人以中国史籍为基础，以语言学为工具，展开对柬埔寨古代神庙的调查研究与修复保护工作。这也意味着，中国作为柬埔寨历史的记录者（书写者）与保存者的位置，已经被法国及西方所接替。

这种接替不是偶然，而是一种早已出现的趋势。

磅湛省湄公河上的渔夫和岸边的法式钟楼

柬埔寨旱季景色：棕糖树和牛

五

我在金边期间，孙东哲先生在国内为我搜集了各种与柬埔寨有关的书籍，大部分是中国出版于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的东南亚史学丛书，其所涉范围即中国早先侨民所说的“南洋”。简陋的书封上出现最频的字样是著、译以及校注者“冯承钧”和“尚志学会丛书”。冯承钧先生的资料在网上可以查到，他在中外交通史上的研究成果可谓空前绝后。“尚志学会”在汉语世界里现在几乎已不为人所知，至少境内中文互联网上搜不到相关信息。

丛书之一《槟榔屿志略》的作者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余尝谓国人注意南洋文化，自汉以降，代有其人，如隋唐有四方馆之创设，大明有四夷馆之成立，至清初尚有四译馆。凡此皆研究南洋语言文物之机关也，明京山王宗载有言曰：‘遐陬裔怀，声教隔阂，语言文字，各成一家，典象胥者不有专业，何以宣圣德而达夷情，此四夷馆之设，猷虑甚宏远也。’谁知此种猷虑，未尝宏远，近百年来，戛然而止。于是研究南洋学术，竟为后起之西人所独擅矣。……南洋学术之荒落，未能与欧美并驾齐驱，岂不宜哉。”

《槟榔屿志略》是小32开仅105页的草纸小册子，由商务印书馆刊印于1942年，其时中国正值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无论庙堂之上还是江湖之远，有志之士开始反思边疆地理的重要性。当时的国民政府特设机关招募人才从事研究工作，作者张礼千即在其中。张礼千在序中指出，英国在1786年租占槟榔屿，以此为跳板，向东入侵，自此之后，英在南海势力扩及中华，终至1842年占领香港。

三波坡雷古砖雕飞宫

三波坡雷古遗址被树木缠绕的砖塔

三波坡雷古遗址古建筑上细致的草叶雕刻纹饰

南海问题始于西强东进，而且如果不加遏制，将引发更大的祸患。这在张礼千那里已经有了清醒的认知。因此不难理解在日本投降后，为何当时中国政府即派员到南海诸岛、琉球岛恢复故土，“主办建碑、测图及调查诸事宜”，并由当时“内政部”于1947年、1948年出版两种方域丛书《南海诸岛地理志略》和《琉球地理志略》。可见，国际条约对划定今日世界格局固然重要，但是形成地域知识体系方能看清可能达到或探知的边界。因此，博物学者对当今世界版图的描绘具有原创性的贡献。

在柬埔寨，找一本英文版的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或穆奥的旅行日记，要比找寻一本中文版《真腊风土记》容易得多。在金边坡成栋国际机场的书店，举目都是各种有关柬埔寨的英、法文版图书。中国与柬埔寨虽然交往密切，但中国对它的研究至今“仍未能与欧美并驾齐驱”，周达观白白领先565年到达吴哥。

此时，我想起北京歌德学院的创建人阿克曼——当时他的身份是中国孔子学院的顾问——在金边对我说的一句话：中国现在迫切需要的是理解他者文化的能力。

桔井省湄公河畔采棕糖的柬埔寨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