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和被劫

一、发现和被劫

藏经洞始建于什么时候？也是没有现成文献可资考证的。洞里有一尊洪?的彩塑（内装骨灰袋，曾被转移别处）。西壁壁龛内嵌有洪?告身敕牒碑、北壁又有关于洪?生活场面的壁画，因而可以断定开凿此窟是与“标范奉祀”洪?这位佛教界有影响的人物有关。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张义潮收复河西诸州。大中五年至懿宗咸通三年（851-862），洪?是释门河西都僧统摄沙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并赐紫⁽¹⁾，授京城内外临坛大德⁽²⁾称号。洞的最后建成当稍晚于咸通三年⁽³⁾。

至于藏经洞什么时候封闭的又是个谜。据伯希和的推测：“洞之封闭必在十一世纪之前半期，盖无可疑。以意度之，殆即千零三十五年西夏侵占西陲时也。”⁽⁴⁾据说，他所见到的洞中敦煌遗书堆置杂沓，由此推论，“其时西夏人Tangnts征服此地，有危及当地宗教寺宇之势”，盖仓皇收藏所致。⁽⁵⁾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遗书原本装置极整齐。每一白布包裹经十卷，复有佛帧（画轴）、绣像等平铺于白布包之下，井然有序，而无仓皇逃亡之际胡乱装塞的迹象。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说：“通考载（宋真宗）大中祥符末，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犹表乞金字藏经。（仁宗）景祜至皇祐中，朝贡不绝，知此等经洞之封闭，大约在皇祐（1049-1054）以后。”这种说法比较可信。

入宋以后，佛教势力渐形衰落，同时海道交通日辟，国际贸易中心转移到了东南沿海，敦煌经济地位江河日下。可能由于这些缘故，藏经洞封闭之后也就无人问津了。直到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才被道士王圆箓无意中发现。

王圆箓，湖北麻城人。先是在肃州巡防军当兵，退伍后穷极无聊，来到敦煌做道士，栖息在莫高窟第143窟。王道士发现敦煌遗书后，就邀请敦煌城里的士绅去观看。那些人都不识宝。唯独王道士的同乡、知县汪宗瀚略识文物，取走了若干写经和画像。随后，王道士怀着借以贸利的念头，私载经卷箱到酒泉，给安肃道道台满人廷栋。廷栋一窍不通，以为无足轻重。王道士颇为沮丧，留下箱子，败兴而归。恰好嘉峪关税务司有个比国人，回国前来拜谒廷栋，廷栋就随手送了他几卷。比国人归国途中，经过新疆，又去拜谒伊犁驻防大臣长庚将军和新疆布政使潘效苏，谈起敦煌文物，于是又把这几卷遗书转送给了这两个官僚。由此可见，其时这批稀世之珍还无人认识它的价值。

敦煌遗书发现了将近两年之后，光绪二十八年（1902）苏州叶昌炽做甘肃学台。叶昌炽对古物特别爱好，刻过《邠州石室录》和《藏书纪事诗》，是位深通金石版本的内行。他通过汪宗瀚获得洞藏文物多件，叹为观止。随即建议将敦煌遗书全部运往兰州保管。可惜由于清政府腐败，运费无由筹集，只是由甘肃省下令县衙门清点遗书，由王道士就地封存，暂时保管。而王道士又是个贪财好利的民族败类，很容易为人所收买、利用。因此，铸成了国宝无可估量也无由弥补的损失。

早在十九世纪中叶，英、俄、德、法列强就角逐于中亚细亚。接着，他们的势力又渗入我西北地区。

敦煌石窟的大门被打开以后，最早到敦煌的是俄国“帕米尔地质考古队”的奥勃鲁切夫。他于1905年听说敦煌发现古代写本文书后，就在当年十月赶到敦煌，通过王道士取走了一大批珍贵的文书经卷⁽⁶⁾。

接着，受英政府雇用，以“考古”为掩护，在西域一带进行活动的匈牙利人斯坦因（1862-1943）也闻风而至。于1907年到达敦煌，见到了堆放整齐、高达十呎的卷子。他用蜜语利诱买通了王道士，并雇用了湘阴蒋孝琬（资生）做翻译，在莫高窟支起帐篷，日夜检视，取走了其中精好者九千件左右，装了整整二十九箱（光是写本就有二十四箱，其中完整无缺的卷子有三千卷左右），驮载而去。先运往印度，成立西域图书馆，后运往英国，藏之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内。

第二年七月，法国伯希和（1878-1945）接踵而来。伯希和对汉学很有修养，知识面也广。他以一个元宝（重五十两）一捆的代价从王道士那里又取走了六千余卷。⁽⁷⁾他专选卷末有年月、署名、题记的卷本；其中有对语言文学、考古学极有价值的汉文写本，是敦煌文物的精华。这些写本现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手卷部。

伯希和将敦煌遗书载运回国途中，在北京公开展出，竟恬不知耻地对梁启超说：“吾载十大车而止，过此亦不欲再伤廉矣！”到这时，才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

宣统元年（1909），北京学部正式电咨甘肃督抚，将剩下的经卷全部缴京师大学堂图书馆，并指定新疆巡抚何彦升代表接收。明年，由一个姓傅的负责解送。车到北京打磨厂，被何彦升的岳父李盛铎截留到家。由李盛铎伙同刘廷琛、方尔谦等人花了三天三夜的时间，割裂、偷取了其中上好的二、三百卷。李盛铎选择尤精，所窃写本后来大部分流往日本。官僚窃取之余，尚存残卷已不足万件，现藏北京图书馆。

敦煌劫余遗书解送北京之前，王道士又私自藏匿了一部分。1911年冬，他又把其中三百余卷，盗卖给日本人桔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交大谷光瑞处理。1914年，斯坦因又到敦煌，从王道士那里又一次取走了五大箱佛经，约五六百卷。俄国鄂登堡也到莫高窟取走了为数可观的敦煌秘籍（现存前苏联列宁格勒亚洲科学院研究所敦煌馆。1963年孟西科夫［一译缅希柯夫］仅编出卷目，至具体内容尚待公布），据估计至少约有三千卷以上。至此，敦煌藏经洞的瑰宝，被取走一空。

敦煌，作为佛教的圣域，拥有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以佛经故事为内容的壁画、僧侣彩塑、佛像、供养人像和佛经写卷，这是合乎情理的。令人困惑不解的倒是为什么这里还收藏了那么多的说唱文学写本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回顾一下历史。

一切宗教为了宣传教义，都要借重于音乐、说唱。佛教自然也不例外。佛教于公元一世纪自天竺传入中国。不久，就出现了梵呗、唱导⁽⁸⁾。散韵并用，说唱兼行，比较容易取悦听众。宗教总有它一些特定的节日。到时必须安排一些精彩的、适合群众口味的节目表演，以广招徕。这在《洛阳伽蓝记》里，我们可以找到不少例证。从宗教角度考虑，通过它可以进行比较集中的宗教宣传；就群众而言，可以趁机调剂生活。不少人来到寺院变场是以看把戏娱乐为主，顺便接受点宗教宣传，更有的专心观看演出，根本忘了教义。正因为适应宣传教义、取悦群众的需要，寺院僧徒、学郎、书手也亲自过录了一些乐曲歌辞或说唱脚本。⁽⁹⁾寺院成了保存写卷、传播音乐的场所。因此，莫高窟藏经洞保留了一批曲谱歌辞也就毫不奇怪了。

单就曲子写本而言，大多散失国外，收藏在英、法两国的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