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泰族训

卷二十　泰族训
——仁政：得民心者得天下

〔题解〕泰言古今之道，万物之指，族于一理，明其所谓也，故曰“泰族”。

〔要略〕《泰族》者，横八极，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经古今之道，治伦理之序，总万方之指^（1），而归之一本，以经纬治道，纪纲王事^（2）。乃原心术，理性情，以馆清平之灵^（3），澄彻神明之精^（4），以与天和相婴薄^（5）。所以览五帝三王，怀天气，抱天心，执中含和，德形于内，以莙凝天地^（6），发起阴阳，序四时，正流方；绥之斯宁，推之斯行^（7），乃以陶冶万物^（8），游化群生。唱而和，动而随，四海之内，一心同归。故景星见，祥风至，黄龙下^（9），凤巢列树，麟止郊野。德不内形，而行其法籍，专用制度，神祇弗应，福祥不归，四海不宾，兆民弗化。故德形于内，治之大本。此《鸿烈》之《泰族》也。

〔一〕天设日月，列星辰，调阴阳，张四时^（10）。日以暴之^（11），夜以息之，风以干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见其所养而物长；其杀物也，莫见其所丧而物亡。此之谓神明。圣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见其所由而福起^（12）；其除祸也，不见其所以而祸除。远之则迩，延之则疏；稽之弗得，察之不虚；日计无算，岁计有余^（13）。

〔二〕无其性，不可教训；有其性，无其养，不能遵道。茧之性为丝，然非得工女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14），则不能成丝；卵之化为雏，非慈雌呕暖覆伏^（15），累日积久，则不能为雏；人之性有仁义之资，非圣人为之法度而教导之，则不可使乡方^（16）。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劝善，因其所恶以禁奸，故刑罚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约省而化耀如神。

〔三〕昔者，五帝三王之莅政施教，必用参五^（17）。何谓参五？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18），以调阴阳之气，以和四时之节，以辟疾病之菑^（19）。俯视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陆水泽肥墽高下之宜^（20），立事生财，以除饥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礼乐，行仁义之道，以治人伦而除暴乱之祸。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亲而成家^（21）；别清浊五音六律相生之数^（22），以立君臣之义而成国；察四时季孟之序^（23），以立长幼之礼而成官：此之谓参。制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辨、长幼之序、朋友之际，此之谓五。乃裂地而州之^（24），分职而治之，筑城而居之，割宅而异之，分财而衣食之^（25），立大学而教诲之^（26），夙兴夜寐而劳力之^（27）：此治之纲纪也。然得其人则举，失其人则废。尧治天下，政教平，德润洽^（28），在位七十载，乃求所属天下之统^（29），令四岳扬侧陋^（30）。四岳举舜而荐之尧，尧乃妻以二女^（31），以观其内；任以百官^（32），以观其外。既入大麓^（33），烈风雷雨而不迷。乃属以九子，赠以昭华之玉^（34），而传天下焉，以为虽有法度，而朱弗能统也^（35）。

〔四〕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民不知礼义，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废丑，不向礼义。无法不可以为治也，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36）；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37），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38），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39），化之所致也。

〔五〕欲成霸王之业者，必得胜者也。能得胜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国之本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故为治之本，务在宁民；宁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用^（40）；节用之本，在于反性。未有能摇其本而静其末，浊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务性之所无以为；知命之情者，不忧命之所无奈何。故不高宫室者，非爱木也；不大钟鼎者，非爱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为万民仪^（41）。今目悦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声^（42），七窍交争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浇其身^（43）。夫调身弗能治，奈天下何^（44）？故自养得其节，则养民得其心矣。

〔六〕所谓有天下者，非谓其履势位、受传籍、称尊号也^（45），言运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

〔七〕草木，洪者为本^（46），而杀者为末；禽兽之性，大者为首，而小者为尾。末大于本则折，尾大于要则不掉矣^（47）。故食其口而百节肥，灌其本而枝叶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48），其养物也有先后，人之于治也，岂得无终始哉？故仁义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务治其末，是释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辅仁义，今重法而弃义^（49），贵其冠履而忘其头足也。故仁义者，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张其广者毁，不广其基而增其高者覆。

〔八〕原蚕一岁再收^（50），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为其残桑也。离先稻熟^（51），而农夫耨之，不以小利伤大获也。

偷利不可以为行，而智术不可以为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谓仁者，爱人也；所谓知者，知人也。爱人则无虐刑矣，知人则无乱政矣。治由文理，则无悖谬之事矣；刑不侵滥，则无暴虐之行矣。上无烦乱之治，下无怨望之心，则百残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52）。故《书》曰：“能哲且惠，黎民怀之。何忧讙兜，何迁有苗^（53）！”智伯有五过人之材^（54），而不免于身死人手者，不爱人也。齐王建有三过人之巧^（55），而身虏于秦者，不知贤也^（56）。故仁莫大于爱人，知莫大于知人；二者不立，虽察慧捷巧，劬禄疾力^（57），不免于乱也。

〔注释〕（1）指：通“旨”。（2）经纬：规划、筹划。纪纲：治理、整治。（3）馆：舍，用作动词，使住宿。（4）澄彻：清澄透彻。（5）婴：原注为“婴，绕抱也”。薄：迫近、靠近。（6）莙凝：凝结。（7）绥：安抚。斯：则。（8）陶冶：创造化育。（9）景星：指一种预兆祥瑞的星。祥风：和顺之风。黄龙：传说中一种在太平盛世出现的龙。（10）张：张设、布设。（11）暴：曝，晒、照。（12）所由：所以。马宗霍认为“由”、“以”一声之转，“由”即“以”。（13）日计无算，岁计有余：《俶真训》说“日计之不足，而岁计之有余”，语见《庄子·庚桑楚》，即是说短时间里见不到功效，时间长了就功效卓著。（14）统纪：丝绪。（15）呕：抚育。（16）乡：通“向”，向往、归入。（17）莅：到、临。莅政：临朝执政。参五：也作“参伍”，本指错综比较、验证等。这里指“三”和“五”。（18）明堂：古代帝王宣布政令的地方。（19）菑：通“灾”。（20）陵：土山、土岗。墽：指土地贫瘠。（21）澄：清，指分辨清楚。故：王念孙认为应作“以”，这样能与下文相对。（22）五音：古代音乐的五个音阶，即宫商角徵羽。六律：是说十二音律分为阴阳各六律。五音六律相生理论见《天文训》。（23）季：每季的末月称“季”。孟：每季的头月称“孟”。一季三月分别称为“孟仲季”。（24）裂：割。州：古代地方行政区域，周代以二千五百家为一州。州之：这里的“州”用作动词。（25）衣食：这里用作动词，指给穿给吃。（26）大：“太”的古字。太学：这里指古代贵族子弟接受教育的学堂。（27）劳力：马宗霍认为即“劳来”，即《孟子·滕文公上》说的“放勋日劳之来之”。《尔雅·释诂》：“劳、来，勤也。”所以本文“夙兴夜寐而劳力之”，是说早晚勤于民事也。（28）德润：德泽。洽：融洽。（29）属：嘱托，托付。天下之统：指治理统治天下的帝统，这里是指君位、君权。（30）四岳：指掌管四方的诸侯。扬：举荐。侧陋：指有才德却处卑微地位的人。（31）二女：尧的两位女儿，即娥皇、女英。（32）任：向宗鲁认为“任”当作“仕”，“仕”又与“事”通。（33）麓：山林。既入大麓：原注为“林属于山曰麓，尧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风雨不迷也”。（34）昭华：玉名。（35）朱：指尧之子丹朱。（36）孔、曾：指孔子和曾子。（37）悌：敬爱兄长，这里泛指敬爱。文章：指言辞符合法度礼仪。（38）墨子：春秋战国墨家学派的创始者。（39）踵：脚后跟。（40）节用：王念孙认为应是“节欲”。《诠言训》中有“省事之本，在于节欲，节欲之本，在于反性”。（41）直：只。仪：榜样，标准。（42）嚼：品尝。淫：沉溺。（43）浇：浇薄，指伤害身体。（44）调：许匡一认为“调”是衍文。（45）势位：指权势地位。传籍：代表君权的传国玉玺和图籍。（46）草木：刘家立认为“草木之性”六句，相对为文。今本“草木”下脱“之性”二字，文义不完。洪：粗大。（47）要：“腰”的古字。掉：摇摆。有成语“尾大不掉”。（48）生：通“性”，故作“天地之性物也有本末”。（49）弃义：王念孙认为应是“弃仁义”。因为“上下文皆言仁义，无但言义者”。（50）原：再。收：王念孙认为应作“登”，刘文典认为应作“熟”，何宁认为应是“升”，三字义相通。原蚕：指夏季第二次孵化的蚕。（51）离：谷穗落地，第二年自生的禾叫“离”。（52）此三代之所昌：《群书治要》所引作“此三代之所以昌也”。（53）语见《尚书·皋陶谟》。讙兜：传说是尧舜时期的恶人，被放逐到崇山。有苗：古代部落名，生活在今长江中游以南一带。舜将三苗迁徙到三危。《道藏》本注曰：“讙兜、有苗，舜所放佞人也。”（54）智伯有五过人之材：原注为：“智伯美髯长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艺毕给，三材也；攻文辩慧，四材也；强毅果敢，五材也。”（55）齐王建：战国齐最后一位国君。公元前221年为秦所虏。三过人之巧：原注为：“力能引强，走先驰马，超能越高。”（56）不知贤：原注为：“任用后胜之计，不用淳于越之言。”（57）知莫：智莫。察慧：审察聪慧。劬：通“拘”、“軥”。禄：通“录”。劬录：马宗霍认为“犹言勤劳。劬与勤，录与劳，皆双声字”。疾力：辛苦。

【鉴赏】　本卷是全书正文部分的最后一卷，作者似乎觉得也该将全书聚集成蔟，有个总结，于是起篇名为“泰族”。对此曾国藩解释道：“族，聚也，群道众妙之所聚萃也。泰族者，聚而又聚者也。”所以，本卷实际上是全书精要内容和观点的总结篇。正因为这样，所以在前面各卷中，凡被作者认为需要强调的观点和内容，均在本卷《泰族训》中或多或少地得到再现和重复。然而，究其作者强调的观点和内容，主要还是落实在治政之道上。与《本经训》以对理想政治的描述为中心不同，本卷更加注重综合古今政道中具有现实意义的内容，更加关注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形，因而本卷实际上又是《淮南子》全书政治主张的集中表现。站在这个角度来看，原注的题解也十分恰当，即“泰言古今之道，万物之指（旨），族于一理，明其所谓也，故曰‘泰族’”。

本卷所主张的治政之道，实际上是融合了儒道政治思想的“仁政”，其核心理念集中体现于这里所节选的第六段文字：“所谓有天下者，非谓其履势位、受传籍、称尊号也，言运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有天下者，也即为政者，治理天下百姓的官员。作者在这里鲜明地强调了，有天下者并非是因为他有权有势、有名有利，而是因为他能够恰当地管理社会，也即“运天下之力”，并且因此而“得天下之心”。也就是说，一位真正的为政者的标志不在于其权势名位，而在于使社会的运行更为良善有序，从而为天下人谋利益；反之，如果一心扑在权势名位上，为了个人的一己私利而不择手段，便是在其位而不谋其事，便是尸位素餐，便是危害百姓民众的蠹虫。

作者对于仁政之具体内容的阐述，主要可以分为制度建设与道德教化两方面，而这两个方面都是以顺应天道自然为基础的，并非是为政者所能够任意主观施设的。由此，与《淮南子》一贯的由天道论及人道的思路一致，本卷在一开始便强调了天道化育生杀万物无形无为，不见形著、不留痕迹的特征，以此暗示人间政治也应当无为而治，也即为政者应顺应百姓民众自然之性而循循善诱，各种制度建设亦应顺应人性的良善发展态势而立，切不可由为政者的主观臆断而恣意妄为。

紧接着，作者便强调指出“人之性有仁义之资”，这是制度建设与道德教化的立足点。所谓“人之性有仁义之资”，其实也即是孟子所说的人有仁、义、礼、智四种善端，因为有仁、义、礼、智四种善端，所以人也就有了为善的可能性。这种“人之性有仁义之资”的说法，有学者又称之为“心有善端可以为善论”，认为这种“善端”是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杨泽波《孟子性善论研究》）。而为政者的制度建设与道德教化，都要本于人性中的“仁义之资”，只有如此，人与人之间才能够发自真心地互敬互助，社会秩序才能够和谐有序，从而最终达至一种完满的善。正是由此，作者指出，“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劝善，因其所恶以禁奸”，古代圣贤都是因顺民众本有的善性以劝善禁奸的，所以能够做到刑罚不用、政令约省。

分而言之，在第三段文字中作者较为深入地论述了制度建设的具体原则，即“参五之道”。作者认为为政者应当根据（效法）天象、地理、人事来制定各种制度和关系，如仰观天象“以调阴阳之气，以和四时之节，以辟疾病之菑”，俯视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陆水泽肥墽高下之宜，立事生财，以除饥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礼乐，行仁义之道，以治人伦而除暴乱之祸”。同时，为政者还应根据“金木水火土之性以立父子之亲而成家”，根据“清浊五音六律相生之数以立君臣之义而成国”，以及根据“四时季孟之序以立长幼之礼而成官”。并且为政者还应当“制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辨、长幼之序、朋友之际……”作者是想通过对社会各种制度、关系确立的考察，来说明社会人伦制度的确立都不是凭空而起的，也是有它的内在合理性和根据的。而这种内在合理性和根据的基础，正是人性的自然生长倾向，也即人性中固有的善端。

制度建设应当有其内在的根据，道德教化更是如此。正如作者在第四段材料中所说：“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外在的刑罚虽然能够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使人向善；只有使人真切地体证到自己内在的良心良知，并且循此良心良知以教而化之，方能够使人真正地心向礼义、行有廉耻。

由上述分析可见，无论是社会的制度建设还是道德教化，都应当以人性中自然的善端为内在的基础，扩而充之，从而使社会人心顺着良善的方向发展。而要想启发民众的良心良知，为政者自己必须反求诸己，首先发现并持守自己的良心。正如作者所说：“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国之本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修身养性，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是为政者治理好社会的根本。这是因为，由自己的良心出发，其实也即是由公心出发，由民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反之，如果泯灭了自己的良心，一味以自己的私智私利为出发点来行事，最终必将遭到民众的反对和唾弃。正是基于此，作者在本卷的最后一段里强调指出，“偷利不可以为行，而智术不可以为法”。与“偷利”和“智术”相反，为政者要有真正的“仁”和“智”。仁者爱人，智者知人，这样才能做到“爱人则无虐刑，知人则无乱政”。历史上诸多的失败者，不是在于他们没有能力和才干，而是在于没有“仁”和“智”，如：“智伯有五过人之材，而不免于身死人手者，不爱人也。齐王建有三过人之巧，而身虏于秦者，不知贤也。”简言之，为政者的心性修养决定了国家的治与乱，为政者只有反求诸己，养得心至诚至善，才能够治国平天下。

总而言之，作为全书精要内容和观点的总结篇，本卷集中讨论了治政之道的核心原则——“仁”。在作者看来，人性本身即具有“仁义之资”，这是人心向善、社会和谐的基础，因而无论是社会的制度建设还是对于民众的道德教化，都应当以此为基础；同时，为政者也应当时时反求诸己，以“仁”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只有在为政的过程中以“仁”为本，才能够得到民众的拥护，得到民心才算是真正地治理好天下，才算是一位合格的为政者。正是基于此，作者强调指出，“仁义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务治其末，是释其根而灌其枝也”。此外，作为一部献给汉武帝的鸿篇巨制，《淮南子》在其正文的最后一卷集中阐述治政之道中所应秉持的“仁”之原则，可谓是煞费苦心的，正如《要略》所说：“德形于内，治之大本。此《鸿烈》之《泰族》也。”《泰族训》作为全书正文部分的最后一卷，其核心目的正是在于突出强调“仁”这一“治之大本”，告诉为政者一个最为简单却又最为重要的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

（刘康德　张锋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