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的思想基础

二、《淮南子》的思想基础

要对《淮南子》的思想基础有一个确切的了解，就不能不对《淮南子》之前的那个中国哲学史上最为活跃的一个时代——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因为《淮南子》的思想与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诸子百家，在其学说思想上大都有所创见，然而由于这些思想家各有其特殊的生活背景，有时又自恃太甚，这就使他们原本的学术创见之长处中裹挟着他们的学术盲点，就像荀子在《解蔽》中所说的那样：“昔宾孟之蔽者，乱家是也。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随着诸子之间思想的不断碰撞，诸子百家为在争辩中取胜优先，也就不得不在其学说中吸取融汇对方的观点和思想，这便使得战国后期的诸子思想大都显得杂而不纯，如师承孔子学说的《荀子》就有兼融儒道法墨的痕迹；《韩非子》更是在吸取老子思想的同时，集法术势于一身；而阴阳家邹衍又何尝不在其学说中包含了儒道和原始五行说……

这种思想综合的趋势，在秦统一六国、中国由封建制进入到大一统的郡县制社会以后，变得更为明朗了；因为过去那种各执一曲、一偏、一隅的道术是与“天下裂”的背景密不可分的，而在天下一统之后，则需要有一种体常而尽变的“道”，以便能应对即将来临的“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如果说秦相国吕不韦主持编写的《吕氏春秋》对此作了一次初步尝试的话，那么西汉淮南王刘安主持编写的《淮南子》可以称得上这一历史任务的完成。

《吕氏春秋》已不像之前的思想家那样以门户之见呵骂对方、攻击异己，而是对之前的诸子思想能够综罗万象、兼融并包，以至于全书有十二纪、八览、六论，共计一百六十篇之多。但是《吕氏春秋》之失也是在此，虽然全面，但中心思想却不突出。而《淮南子》二十一篇，篇篇都有其核心的主题，从本体到器用，从天道到人间，篇与篇之间环环相扣；无论是在概括的水平、思辨的因素还是理论的水准上，应该说都要更高一点。因此，《淮南子》虽然是融冶诸子百家而成的著作，但他并不是诸子的杂凑，而是融通诸子而自成一家。

那么，这总覆万略而又自成一家的《淮南子》其书的旨意又在何方呢？按《淮南子》的作者在《要略》中说来，其书的旨意是“纪纲道德，经纬人事”；而注家高诱则在《叙目》里说得更明白：《淮南子》是“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然其大较，归之于道”。综观《淮南子》全书，诸如《原道》、《俶真》、《缪称》等篇章是直接以说“道”衍“道”为中心内容，而差不多《淮南子》的每一篇章开始总有那么几句说“道”衍“道”的话。的确，“道”是贯穿《淮南子》全书的核心概念，代表了《淮南子》的思想立场。

而我们知道，“道”其实又是先秦诸子所共同推许的一个概念，在不同的学派有着不同的内涵，那么，《淮南子》之“道”是哪一派的道呢？是不是像高诱所说的因为“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而就只是老子之道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淮南子》融通了各家之“道”，特别是儒道两家之“道”。它既是老子法地、法天、法道更法自然之道，亦是孔子之仁道、孟子之立人之道、荀子的成人文统类之道，还是庄子成为至人神人真人之道，同时又涵摄了墨子的义道、韩非子的治道等诸子百家所倡导的一切“善”道。

《淮南子》的“道”之所以可以贯通先秦诸子一切之“善”道，首先得从“道”在中国哲学中的特殊内涵说起。正如我们在《原道训》的鉴赏中指出的，“道”作为宇宙存在之本原或本体，与西方哲学中的“本体”概念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西方哲学侧重于以一种知识论的态度将宇宙作为一个客观对象，其“本体”所指的即是此客观对象的抽象本质；而中国哲学则侧重于以一种生存论的态度，一方面将宇宙视作人类的基本生存处境，另一方面将人类社会视作宇宙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作为本体概念的“道”，按照其原初的意义来理解，也即“道路”的意思，指的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宇宙万物所应当行走的道路。因此，“道”不仅仅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描述，而是含有“应当”也即规范性的意义在其中，宇宙万物只有依其道而行，才能达到其最佳状态，也即“善”的状态。就此而言，中国先哲对于“道”的思考，其中自然包涵着一种“善”的理想与追求。

《淮南子》之言“道”，与中国先哲言“道”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而相对于先秦诸子而言，《淮南子》又能够极其彻底地摒弃门户之私见，从而认识到先秦诸子之言“道”，各有其在特殊情境下的特定价值；因而只要是“善”道，《淮南子》也便能够承认其合法性。比如老子法地、法天、法道更法自然之道，所倡导的是人们自然地相亲相让、寡欲退敛之道，如果人人都能寡欲退敛，则社会自然会呈现出一派自然和乐的气象，甚至于连“恶”都不会产生，因而是《淮南子》最高的社会理想；而孔子之仁道、孟子之立人之道、荀子的成人文统类之道，则是在充分认识到人的有限性、不可能不为恶的现实的基础之上，劝人迁善改过以作圣之道，因而《淮南子》在其现实的施政纲领中，也对儒家之道多所倚重；再如庄子成为至人神人真人之道，亦是在充分认识到人的有限性、不可能不为恶的现实的基础之上，力求自我超越、寡欲退敛而使精神贯通于天地自然之道，因而《淮南子》在其人生修养论中，将庄子的至人神人真人作为个人修养的最高典范；又如韩非子的治道，是在人性完全自私、完全为恶的假设之下而提出的一种不得已的使人向善之道，故《淮南子》在其治国理念中亦承认韩非法治观念在道与德之基础上的合理性。

由此可见，只要没有门户之私，以“应当”为其核心的“道”之理念，自然能够贯通先秦诸子之思想，从而成为《淮南子》思想之根荄。同时，正是因为以“道”为立言宗旨，所以《淮南子》要探索和阐明包括人类在内的宇宙万物所应当行走的“善”道，这也便是《淮南子》文化视野之所以宏阔广大、《淮南子》之所以能够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原动力。

此外，《淮南子》这种以理性与实践为核心特质的“道”论，与两汉带有神学色彩的经学和谶纬思想形成了鲜明对照，因而对于后来扬雄、王充乃至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综言之，以“道”为思想之根荄的《淮南子》，在保存和融通先秦思想文化，反映汉初时代精神，开拓两汉中后期哲学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大的历史作用和影响。然而，正所谓道不虚行，《淮南子》之论道不是悬空的，它最终还是要经世致用——为天下国家的治理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