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的背景

一、宋诗的背景

宋诗在我国古典诗歌发展过程中，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个重要阶段。宋代三百年间，诗歌有很大的发展。据《宋诗纪事》所载，作家有三千八百余人。《宋诗纪事补遗》又增补了三千余人。除去重收者外，两书所收作家之多，远远超过了唐代⁽¹⁾。就作家个人创作而言，陆游一生写诗近万首，苏轼、杨万里今存诗四千余首⁽²⁾，这种情况在唐代诗人中是没有的。至于梅尧臣存诗二千九百多首，王安石存诗一千六百多首，黄庭坚存诗一千五百多首，在唐代诗人中也是少见的⁽³⁾。如果将此与宋词相比，《全宋词》所收词人共一千三百三十一人，还不及《宋诗纪事》所收诗人的一半。

当然，仅仅从数字去比较是不能说明问题的。不过，这些数字至少可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宋诗是宋代文学创作一个重要的方面；尤其是当我们看到宋诗在唐诗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开拓，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风貌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宋诗反映社会生活比宋词更深广的时候，更应该承认宋诗在宋代文学中的地位，决不能因为文学史上有过唐诗、宋词、元曲之说，以词为宋一代文学，而忽略宋诗的存在。也不能因为宋诗比起唐诗来有许多不足，就将宋诗贬得毫无价值。

宋诗之所以能够继唐诗而发展，形成自己独特的风貌，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是与它特定的背景紧密相关的。

1、宋代社会矛盾为宋诗提供了创作的土壤

宋朝三百余年，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步向后期过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宋朝统治者虽然采取了种种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发展经济，稳定社会，但成效并不显著。国家积贫积弱，社会矛盾重重。

首先，由于统治阶级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使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里（到王安石变法之前，他们占有土地竟达全国土地的百分之七十）。土地高度集中，加重了广大农民的负担。广大农民辛勤劳动所得无几，他们经常处于“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宋史·食货志上》）的境地。致使“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宋史·吕蒙正传》）。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遇荒年，命运更加悲惨。在诗人苏舜钦的《城南感怀呈永叔》，范成大的《催租行》、《后催租行》等诗中，就可以看到一幅幅农民悲惨生活的图景。百姓受苦，但是有的人“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梅尧臣《陶者》）。人们可以看到“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张俞《蚕妇》），“高位厌梁肉，坐论搀云霓”（苏舜钦《城南感怀呈永叔》）。尖锐的阶级对立，残酷的阶级压迫及剥削，使人民忍无可忍，终于起而反抗。从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到北宋末年宋江、方腊起义，以及南宋时期的钟相、杨幺起义等等，每一次都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

同时，辽、西夏以及后来的金、元不断侵扰宋朝的疆土。而宋王朝自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高度的中央集权，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兵虽多而不能战，将虽有而无实权的局面，军事实力大为削弱。再加上统治集团一味地“输金帛以乞苟安”（王夫之《宋论》卷六），实行投降路线，疯狂阻挠爱国志士和广大人民的抗战斗争，终于使北宋王朝于公元1127年灭于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之手，南宋王朝于公元1279年灭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之手。可以说，有宋以来外患一直严重，民族矛盾之尖锐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任何朝代。

面对内外重重矛盾，统治阶级内部也决非铁板一块。一些开明之人看到政治腐败，国势倾危，力图站出来修补政治上的缺漏，支撑即将倒塌的大厦。仁宗庆历年间，参知政事范仲淹等人主张改革，刷新政治；神宗熙宁年间，宰相王安石实行变法，改革政治，等等。但最终他们都因保守派的强烈反对而失败。范仲淹被贬，王安石两度罢相，可见斗争之激烈。

在对外族侵扰的态度上，投降派与抗战派也是针锋相对的。主战派的大臣、将领虽然作出了种种努力，甚至牺牲，但奸邪之臣朝进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说以乞盟，最终还是投降派得势，主战派遭到迫害、排挤。

宋代社会这种现实，给诗人提供了创作的土壤。试想，如果没有北宋的社会现实，哪有王安石抒发改革的诗篇；没有南宋民族矛盾，哪有陆游的爱国诗篇；没有宋代社会的阶级压迫，朝廷重臣范成大又为何要去写《催租行》、《后催租行》？“才子词人”柳永为何要去写《煮海歌》呢？宋代诗人生长在矛盾重重的社会，他们的创作不可能完全忘怀现实。所以，宋诗虽然也有过一些形式的、内容贫乏的无病呻吟之作，但大多数还是能够植根于现实的土壤，反映社会现实。

2、宋代思想统治对诗人创作思想的束缚

面对重重社会矛盾，宋朝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在思想领域里加强了统治。

宋代党争激烈，士大夫对朝政、对当权者不能随便议论，甚至人与人之间交往、说话都得留意几分。否则一旦有事，谈话的内容、交往的书信都将成为获罪的证据，而被“转相告言，有司推诘”（见《宋史·陆佃传》）。在这种告讦（jié）之风盛行的时代，不少诗人因此而获罪。诗人苏轼曾因作诗议论新法，被政敌指控为“指斥乘舆”、“讥讽朝政”、“谤讪中外臣僚”，而遭到监禁，险遭杀头之祸。南宋爱国志士胡铨，因上书反对与金议和，触怒秦桧，被贬官岭外。临行时，诗人王庭珪写诗相送，结果因邑人欧阳识告讦，王庭珪被放逐辰州⁽⁴⁾。此类事例在宋代是不胜枚举的。

由此可见，宋代“文字之祸亦他代之所无”（清王士禛《居易录》）。在这样的政治空气下，就是唐代那些流传广远的名篇佳作，在宋代也遭到非议。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唐宪宗读后极为赞叹。可是宋人魏泰却说：“失臣下事君之礼。”（《临汉隐居诗话》）如此背景，宋代诗人的创作思想怎不受到束缚。他们提起笔来不是考虑如何真实地反映生活，如何使诗歌写得更加形象，更加生动。相反，他们总担心着会不会因此而得罪朝廷，招来祸患。他们的手在写诗，而心里却总是战战兢兢，唐代诗人创作时的精神状态在宋代已难以见到了。正如宋人洪迈在《容斋续笔》卷二“唐诗无讳避”条中指出的：

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bì nì），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今之诗人不敢尔也。

洪迈的这段话，将唐与宋的情况作一对比，指出唐人歌诗，可以“直辞咏寄，略无避隐”，“上之人亦不以为罪”；而“今之诗人不敢尔也”。可见宋代诗人创作时精神状态的压抑。

3、宋代理学对宋诗的影响

理学亦称道学，是儒家思想在宋代的发展。北宋的程颢、程颐与南宋的朱熹等人，在中国古代正统的儒家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把封建统治秩序、封建伦理道德视为永恒的“天理”，而将与此相悖的一切（包括人们的正当要求、合法权利等等）视作应当灭除的“人欲”。由于这种思想的根本点在于维护封建统治，因此得到了统治者的提倡，在宋代影响很大。

理学家们从这样的政治思想出发，在文学创作上，强调“道”的重要，他们指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尤其是朱熹以前的一些理学家，进一步否定文有独立存在之必要。程颐就认为“作文害道”，“有德者必有言”（《二程语录》卷十一）。这种文学观反映在对诗歌创作的态度上，使一些形象生动的诗篇，或者是描写自然景色与生活情趣的诗篇，如杜甫的“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曲江二首》其二），均被视为不足道的“闲言语”（《二程语录》卷十一）。他们心目中的好诗是“纪一时之实，只要据眼前实说”，“道当时实事”。他们认为“诗人之诗也，可惜不禁咀嚼”；“学者诗读著似质，却有无限滋味，涵咏愈久，愈觉深长”（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引张栻语）。

不难看出，理学家的观点，虽然对于强调诗歌要有社会内容，反对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倾向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他们忽略了诗歌创作题材的多样性，忽视了诗歌创作自身的规律和表现技巧。似乎诗歌只能够谈理说道，写“当时实事”，别的题材不可入诗；似乎诗歌只能直说、实说，不能用形象思维。这就使宋诗中板着面孔说教的多了，抒情色彩逐渐淡了，形象性大为减弱。比起唐诗来，宋诗往往是严肃多于活泼，冷静多于热情。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成了一代风气，哲理诗也随之大量出现了。

4、唐诗的榜样及其他

唐代是诗歌繁荣的时代。唐诗将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到了高峰。紧随而来的宋诗，自然有唐诗作榜样。于是，唐诗成了宋人竞相摹仿、师法的对象。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指出：“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禹偁）学白乐天，杨文公（亿）、刘中山（筠）学李商隐，盛文肃（度）学韦苏州，欧阳公（修）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尧臣）学唐人平淡处。”“近世赵紫芝（师秀）、翁灵舒（卷）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此外，王安石学杜甫，而江西诗派更推尊杜甫为祖师。他们之中有的学习唐诗甚至“寸步不敢走作”（刘克庄《后村诗话》评国初诗人语）。对于宋人摹仿学习唐诗的得失，钱钟书先生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摹仿和依赖的惰性。瞧不起宋诗的明人说它学唐诗而不像唐诗，这句话并不错，只是他们不懂这一点不像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凭借了唐诗，宋代作者在诗歌的“小结裹”方面有了很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譬如某一个意思写得比唐人透彻，某一个字眼或句法从唐人那里来而比他们工稳，然而在“大判断”或者艺术的整个方向上没有什么特著的转变，风格和意境虽不寄生在杜甫、韩愈、白居易或贾岛、姚合等人的身上，总多多少少落在他们的势力圈里。（《宋诗选注·序》）

由此可见，唐诗虽给宋人提供了好的榜样，但由于宋人摹仿学习多于创新，所以影响了宋诗的成就，这不能不是它继唐诗之后而不如唐诗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宋代绘画艺术也很发达。在唐五代绘画的基础上，宋代的山水花鸟画、人物画均有新的成就。不仅专业画家多，而且不少文士也雅尚绘画，欣赏作画。于是题画诗便在前代成就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有人曾说宋代题画诗“至少有一倍理学诗那么多的数量”（胡云翼《宋诗研究》，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这为宋诗开拓了新的领域。

不仅如此，绘画的发达对宋诗意境美的创造也有很大影响。有的诗，尤其是不少绝句小诗，画意很浓，意境很美，它们是诗，亦似画，充满了诗情画意。

此外，宋代诗歌评论的一种新形式——诗话大量出现。由于诗话的作者审美观点、文学观点、道德观点以及政治态度的不同，他们在评论作家作品、总结创作得失的时候，自然对于宋诗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