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的特色

二、宋诗的特色

说到宋诗的特色，人们自然要提到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其实，这只是宋诗在艺术表现上的特色。除此而外，它与其他朝代诗歌比较，尤其是与唐诗比较，以及与宋词比较，在内容题材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下面试就这两个方面对宋诗的特色加以说明。

1、艺术表现上——以文为诗

以文为诗，就是用古代散文的章法写诗，像散文那样在诗中说理、议论。

诗歌是韵文，而且以抒情为主。唐以前的诗歌，以文为诗的现象虽然也有，但没有形成一个时代的风尚，也没有形成某个作家的创作特色。到唐代，以文为诗的现象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大诗人杜甫，其诗“散语可见”（刘辰翁《须溪集》卷六《赵仲仁诗序》）；古文家韩愈，以文为诗已自成特色；晚唐的杜牧、李商隐也好于诗中发议论。但是，这一切在唐代诗坛并没有引起大的反响，更谈不上能够改变唐代诗风。就是像韩愈那样的作家，人们也只恭维他的散文，而对于他的诗则另眼相看了。

到宋代情形就不同了，古文家欧阳修不仅推尊韩文，而且学习韩诗。明确地说，主要是学习韩愈的以文为诗。如他的《飞盖桥玩月》一诗，其中就用了与、乃、于、其、所、夫、之、岂、而、唯等等虚字，也用了散文的句法，很像一篇押韵的散文。其他的如《重读徂徕集》，滔滔议论，为石介鸣冤纾忿，好似一篇政论文。欧阳修的这类诗很明显是受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正如方东树所指出的：“六一学韩，才气不能奔放，而得其情韵与方法，此亦诗家深趣。”（《昭昧詹言》卷九）

由于欧阳修在政界、文坛的特殊地位，由于他的积极倡导和创作实践，带动了不少诗人向韩愈学习。清人叶燮指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原诗·内篇》）这么多著名诗人学韩愈，以文为诗也就成了北宋诗坛一股强大的潮流。这样，宋诗与唐诗不同的特色形成了。清人赵翼曾指出：“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瓯北诗话》卷五）这样的概括是较为恰当的。

到了南宋，随着理学的盛行，诗歌中这种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更为发展。如果说以文为诗的特色在北宋诗坛上，给人的感觉是“别开生面”，那么南宋诗坛这种感觉就不是那么突出了。

2、内容题材上——爱国诗多，爱情诗少

如前所说，尖锐的民族矛盾贯穿宋王朝的始终。无论是外族军队的烧杀声，还是沦陷区人民的眼泪；无论是投降派的罪恶行径，还是抗战派的不屈精神，无不时时震动诗人的心弦，激起诗人的时代责任感。他们拿起笔，或者揭露外族侵扰者的种种罪行，或者谴责投降派的卖国行径，或者抒发报国之志、爱国之心，或者表现对沦陷区人民的深切同情。可以说这种民族的正气，爱国的强音，成为有宋一代诗歌的重要主题。

在北宋，早在王禹偁的诗中就可以看到这类诗篇，他的《对雪》诗，对“边塞兵”不辞辛苦“荷戈御胡骑”，表示崇敬和同情；对自己身为朝官，“且乏安边议”，深感不安。以后，梅尧臣的《送马仲涂司谏使北》，苏舜钦的《庆州败》、《吾闻》，欧阳修的《边户》、《宝剑》，王安石的《河北民》、《澶州》，司马光的《塞上》、《边将》，苏轼的《阳关词赠张继忍》，黄庭坚的《次韵游景叔闻洮河捷报寄诸将》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的民族矛盾，抒发了诗人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心。

在南宋，随着民族矛盾的一天天激化，诗歌中所表现的爱国主题更加突出，所抒发的民族正气、爱国感情更加强烈。

南渡之初，许多诗人对北宋灭亡，朝廷南迁，宋金两国以淮河为界，半壁河山沦为异族统治，深为忧愤和不满。诗人陈与义的《伤春》，理学家刘子翚的《汴京纪事》二十首，女词人李清照的《夏日绝句》，以及忠臣李纲、爱国将领岳飞等人的诗篇，大都表现了这类爱国情绪。从他们的诗篇中还可以看到，诗人们并未失去恢复中原的自信心。陈与义在《伤春》的结尾这样写道：“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诗人从宋朝帅臣向子諲（yīn）坚守潭州八日而不降金，看到了民族的精神所在。至于“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夏日绝句》）；“胆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真节报君仇。斩除元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岳飞《驻兵新淦题伏魔寺壁》）；“寸心报国浑忘老，四路喧风静不哗。只愿吾皇假日月，直从襄汉定中华”（李纲《初入澶州》）等等诗句，更充满报国的决心。

在中兴诗人中，杨万里的《初入淮河》四绝句，对宋金以淮河为界无比感慨，对宋王朝安于现状，不思北伐，进行了讽刺。以写田园诗著称的范成大，也写了七十二首绝句来抒发他出使金朝沿途的感慨和对沦陷区人民的同情，表现出中原人民强烈的民族意识。而陆游更以他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写下了大量的诗篇，如《金错刀行》、《关山月》、《书怀》、《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示儿》等等，传诵人口，鼓舞了后代无数爱国志士。可以说，他的诗集是宋代爱国诗之大成。

到了南宋末年，诗人们看到宋王朝大势已去，悲愁不已。他们在诗中或者讽刺朝廷的腐败无能，或者怀念过去的爱国志士，或者歌颂为国捐躯的人们。江湖诗人刘克庄、戴复古写的《戊辰即事》、《军中乐》以及《淮村兵后》等就是此类诗篇。南宋灭亡前后，文天祥的《指南录》，汪元量的《湖山类稿》以及谢枋得、郑思肖、林景熙、谢翱等人的诗歌，抒写亡国之痛，黍离之悲，深沉感人，将宋代诗歌的爱国之声唱到了最后。

另一方面，由于宋代的社会现实，由于理学对宋诗的深刻影响，在人们的心目中，诗和词在表现内容上各有其责。似乎诗只能写重大题材，其他如相思爱情之类的内容只好留给词去表现了。所以，相思爱情在宋词中比比皆是，而在宋诗中却寥寥无几。就是同一作家的创作，情况也是如此。如宋代婉约派的代表词人柳永，他的词作《雨霖铃》（寒蝉凄切）写离别之苦，完全是个人的绵绵情思的抒发；但是，他的诗《煮海歌》却反映盐民劳动的艰辛，生活的痛苦，接触到了社会现实。又如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她的词是那样的充满柔情，而她的诗作《夏日绝句》，却又结合国家的形势，抒发诗人的爱国之情。宋代文学中的这一现象，后来有人就用“诗庄词媚”四个字来概括（《词学全书·古今词论》引李东琪语），是颇能说明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