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与诗歌革新运动的胜利

二、欧阳修与诗歌革新运动的胜利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自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庐陵吉水（今江西省吉水县）人。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为人正直敢言，早年支持范仲淹的改良措施，晚年与王安石在新法问题上意见不合，退居颍州，卒谥文忠。他是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是名重一时的文坛领袖。他将古文运动的精神贯穿到诗歌革新之中，强调诗歌与现实的密切关系，他认为：

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

这种诗穷而后工的观点，说明诗歌创作与诗人的社会经历以及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说明写诗一定要有真情实感。这对于当时诗坛上无病呻吟，闭门造车的不良风气是很好的批判。他还强调诗歌的感染力，认为诗歌要有感人的魅力，就必须像梅圣俞的诗那样：“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哆兮其似春，凄兮其如秋；使人读之，可以喜，可以悲，陶畅酣透，不知手足之将鼓舞也。”（《答李翊书》）韩愈提出“惟陈言之务去”，结果为新而新，走上了生硬怪僻的道路。欧阳修在诗的语言上主张平易自然，他不学韩愈，而是走平易流畅的路子。由此可见，欧阳修的诗论，针对当时诗坛的不良风气，在梅尧臣、苏舜钦诗歌主张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为宋诗发展指出了更加明确的方向。

在他的诗歌理论指导下，他的诗歌创作能够与现实紧密结合，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矛盾。他在颖州期间所写的《食糟民》就是这样的作品。

田家种糯官酿酒，榷利⁽²⁰⁾秋毫升与斗。酒沽⁽²¹⁾得钱糟弃物，大屋经年堆欲朽。酒醅瀺灂如沸汤⁽²²⁾，东风来吹酒瓮香。累累罂⁽²³⁾与瓶，唯恐不得尝。官沽味浓村酒薄，日饮官酒诚可乐。不见田中种糯人，釜无糜粥度冬春⁽²⁴⁾，还来就官买糟食，官吏散糟以为德。嗟彼官吏者，其职称长民⁽²⁵⁾，衣食不蚕耕，所学义与仁；仁当养人义适宜⁽²⁶⁾，言可闻达力可施⁽²⁷⁾。上不能宽国之利，下不能饱尔之饥；我饮酒，尔食糟，尔虽不我责⁽²⁸⁾，我责⁽²⁹⁾何由逃！

诗中一方面写“田家种糯”“还来就官买糟食”，另一方面写“官酿酒”、“酒沽得钱糟弃物”；一方面写种糯人“釜无糜粥度冬春”，另一方面写官吏们“日饮官酒诚可乐”。通过鲜明的对比，表现了官府与百姓的矛盾，揭露了封建官吏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以及他们所标榜的仁义的虚伪性。同时，诗人还将自己摆进去：“我饮酒，尔食糟，尔虽不责我，我责何由逃！”表现了诗人的自责和不安。作为一个正直的封建官吏，诗人能够面对现实人生，写出这样的作品是难能可贵的。

在北宋由于统治者对辽和西夏的侵扰采取妥协退让政策，直接受害者是广大人民，尤其是边地人民受害更深。他们得不到朝廷保护，经常受到敌方的侵扰蹂躏，另一方面又有着沉重的赋税徭役之苦。欧阳修的《边户》一诗真实地反映了这种现实。诗中表现了边户“两地供赋租”、“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渔”的痛苦。同时，诗人还以满腔的热情歌颂了边地人民的爱国精神和英雄气概：

家世为边户，年年常备胡。儿童习鞍马，妇女能弯弧。胡尘朝夕起，虏骑蔑如无。……

人民要抗敌，朝廷却退让。诗中表现了诗人对朝廷妥协退让政策的不满。

在欧阳修的诗歌创作中，还有一部分咏物诗，诗人往往借物咏怀，或讽喻现实，或抒发某种感慨。如在《古瓦砚》中，诗人借咏古瓦砚，发出这样的议论：“于物用有宜，不计丑与妍”、“乃知物虽贱，当用价难攀”。并进而由物及人，“岂惟瓦砾尔，用人从古然！”表明诗人用人的观点。在《画眉鸟》中，诗人借画眉鸟在林间自由自在地歌唱，来抒写他离朝廷贬滁州后的自适自得之情。在《宝剑》中，借咏宝剑，抒发诗人的爱国感情。在《寄生槐》中，借寄生于桧柏树上的槐，比喻朝廷中依附大臣的奸邪小人，诗人认为对这些奸邪小人“剪除初非难，长养遂成患”，应该“剿绝须明断”，表现诗人对这些小人的深恶痛绝。不难看出，他的这类咏物诗也是与现实生活紧紧连在一起的。

在欧阳修现存的八百多首诗中，上述作品不是很多，而大多数还是抒写个人情怀，以及友朋唱和赠答之作。虽然如此，他的这类诗也不同于西昆体诗人的无病呻吟，其中多数是诗人感情的抒发。

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是打着学习韩愈的旗帜，他的诗也是向韩愈学习。他在推崇韩愈的诗时曾说：“退之笔力无施不可。……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六一诗话》）他的诗正是“笔力无施不可”，无论写什么都能“曲尽其妙”。甚至有时“意所到处，虽语有不伦，亦不复论”（叶梦得《石林诗话》）。他特别发展了韩愈的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因此，诗中多说理议论。即使在一些抒情诗中也往往如此。如《去思堂手植双柳今已成荫，因而有感》：

曲栏高柳拂层檐，却忆初栽映碧潭。人昔共游今孰在？树犹如此我何堪！壮心无复身从老，世事都销酒半酣。后日更来知有几，攀条莫惜驻征骖（cān）。

诗人将眼前的景与深沉的感慨结合在一起，边叙写，边议论，而惜别的忧伤之情正是从议论中传出。其中“人昔共游今孰在？树犹如此我何堪”二句，简直如同散文。

在欧阳修那些以诗论诗的作品中，说理议论尤为明显。如《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赠王介甫》、《读李白集效其体》、《读蟠桃诗寄子美》等等，论唐诗，评宋诗，无不如此。

欧阳修诗歌创作的散文化、议论化，对宋诗以文为诗这一特点的形成起了促成作用。但是，在诗中说理过多，多敷陈而少比兴，又影响了诗的形象性。尤其是后来理学家板着面孔说教的枯燥乏味之作进入诗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了欧诗以文为诗的影响。

南宋人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指出：“欧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其诗多平易疏畅。”平易疏畅，的确是欧诗在矫正西昆体浓艳晦涩时形成的又一特点。下面再看他那首名作《戏答元珍》：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³⁰⁾。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气势流畅，一气贯下，语言平易而不俚俗，意境格外秀美，这与白居易的诗有所不同。但也有些诗与白居易的诗存在的毛病一样，“语多直出”（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五），“所惜意随言尽，无复余音绕梁之意。又篇中曲折变化处亦少”（清•贺裳《载酒园诗话》）。

总之，欧阳修的诗歌创作，虽然与他的诗歌主张相比还有一定距离，其成就也没有他的散文大；但是，仍然可以看出他的诗歌创作是在努力实践他的主张，并取得了成就，在当时宋诗变革过程中，影响还是颇大的。

还应指出的是，欧阳修在晚年还集有《六一诗话》传世。以随笔漫话的形式，辨流派，论风格，讲述作家故事，评论作家作品，使诗歌评论的形式更为活泼。后来，为不少人所仿效，为宋代诗话的发展开了先路。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欧阳修在理论上大力提倡，在创作上努力实践，再加上他当时在文坛的领袖地位和影响，使宋诗无论是内容或形式上的革新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西昆体在诗坛的影响消逝了，宋诗从此有了自己的风貌。

与欧阳修同时的诗人中还有李觏与苏洵。李觏（1009-1059），字泰伯，建昌军南城（今江西省南城县）人，是宋代著名的思想家。其诗学韩愈，也受晚唐诗人皮日休、陆龟蒙的影响。诗的内容能反映人民的疾苦，时出新意；诗的语言平易雄劲，自成一格。如《获稻》一诗，写出了农民的辛苦和受剥削的情况，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刻的揭露和讽刺。而其中“饷妇念儿啼，逢人不敢立”两句，对农妇的心理透过细密的观察，作了细致的描写，对于表现农民辛苦的情状是何等形象生动。在《读长恨辞》中，写唐明皇为杨贵妃之死而“倍沾襟”，却不为成千上万“军中死”的将士“动心”，把讽刺的锋芒直指君王。在抒情小诗中，他的《乡思》写得最为深婉感人：

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

句句写乡思，层层深入，乡思之情一层比一层深沉而强烈。诗中无一雕琢之句，只用平常语，却把乡思的情怀写得如此的浓，可见诗人用语构思的独到之处。

苏洵（1009-1066），字明允，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他的散文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诗写得不多，但立意精深，用语简炼，有自己的特色。正如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指出的：“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其中以古诗写得较好，如《欧阳永叔白兔》、《自尤诗》、《云兴于山》等。七律如《九日和韩魏公》、《送蜀僧去尘》等，也写得寓意深刻，较有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