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学者刘师培说：“夫作文之法，因字成句，积句成章。”（《文说》）无字则无以成文，中国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文字，是商周时代的甲骨文字和青铜器铭文，虽然它们都保存了一定数量的古文，却大多极其短小，虽不乏也有叙事要素齐备、长篇巨制的例子（如《毛公鼎》），但数量并不多，恐怕难以反映古文发展初期的全貌。
在中国正统文学观念里，真正代表中国文学早期发展成就、可以为后世所取法的文学典范是儒家的“六经”。古人认为，儒家的“六经”是后世文学之源，“文本于经”是古典文艺理论中一种流行的观点。儒家六经指的是《诗》、《书》、《礼》、《乐》、《易》和《春秋》（此处顺序依《礼记·经解》、《庄子·天运》所载）。其中《诗》为韵文，《乐》今不传，《礼》之原貌不可复见，故在儒家六经之中，可代表古文发轫期成就和面貌的仅《书》、《春秋》而已。
《尚书》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所收文章大多数是当时重要政治人物的训话、战争誓辞、政府文告等，即后人所谓的“尚书六体”（典、谟、誓、命、训、诰），是当时的大政宪典。《尚书》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上古史官文化的产物，“史”字始见于甲骨文，甲骨卜辞中习见“大史”、“小史”之辞，可见中国古代设置史官的制度甚早。据《周礼》记载，周代史官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的职责分工，有负责宫廷文件起草之人，亦有负责档案保管之人，而《汉书·艺文志》则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在这样的意义上，《尚书》实际上是我国最早的记言史书。
一般认为，《虞书》、《夏书》不是虞夏时期的作品，而是出于后人追述，而《商书》和《周书》则基本上是商周时期的作品，但也经过后人的一些加工和整理。《尚书》中多数篇章属于说明文和议论文，个别篇章记事成分较大，如《周书·顾命》和《周书·金縢》，但总体仍以记言为主。《尚书》中文学成就较高的，有《盘庚》、《金縢》等篇。
《商书·盘庚》是可靠的商代作品，是商王盘庚主张迁都到殷地，遭到部分贵族反对时所作的演说。《盘庚》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叙述盘庚向贵族训话，说明迁都的缘由。他把从旧都迁到新都，比喻成“若颠木之有由蘖”，来形容新生的希望和前景。用打鱼和稼穑告诫群臣只有听从他的命令才有好的结果：“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如若像“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则不会有好的结果。同时，盘庚也告诫贵族不要煽动百姓，他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来形容语言的威力。众多比喻生动贴切，具有很强的文学性。
《周书·金縢》写武王克商后患病，周公向先王祷告，愿意以己身代替武王服务于众先王身旁，以己之命代武王之死，后武王疾病痊愈，周公将代祷之辞密封于金匮之中，劝众人勿言此事；成王即位后，周公摄政，武王的弟弟管叔等散布流言诽谤周公，并与殷后裔武庚等遗民叛乱。周公率军平定叛乱，但成王因此前流言对周公心存猜疑，周公无奈蛰居，但随后“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縢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至此真相大白，流言不攻自破，成王深受感动，亲自迎接周公回朝。整篇文字情节离奇曲折，富于传奇色彩。
因为《尚书》是用“古体文言”写作，故而具有典丽古奥的语言特征，常被讥讽为“混混灏噩噩”，“周诰殷盘，诘屈聱牙”，但若拂去语言自身的古奥特质，《尚书》自身还是非常富于文学特色的，而且这种古奥的语言风格还间接启迪了后世类似的文学创作（如韩愈）。另外，以典、谟、誓、命、训、诰为标志的“尚书六体”，也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文体范畴，而《尚书》的文本自身，则成为专门从事宫廷文献写作的官吏的文章典范。
《春秋》是我国古代较早的编年体史书。周朝从王室到各诸侯国都有这类史书，墨子言：“吾见百国春秋”，孟子则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由此可见早期史书撰述之盛。但是列为儒家六经之一的《春秋》，则是孔子根据鲁国史书《春秋》加工整理成书的，原来的各国春秋今已不传。《春秋》共16000多字，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的240多年间的历史大事。春秋的记事方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其叙述简洁而谨严，语言平浅精当，但过于简略，长的不过40多字，短的仅有一字，更像是大事年表，故此有“断烂朝报”之讥。
《春秋》给予后世的最大启示，在史学方面是其编年体的史书体例，而在文学方面则是其所谓的“春秋笔法”。《春秋》是“礼义之大宗”（《史记·大史公自序》），孔子自觉维护周礼，反对诸侯的僭越行为，贬斥邪说暴行。因为《春秋》简略特点的限制，不允许长篇议论性文辞的存在，因此，孔子的“尊王”、“循礼”等思想倾向更多地表现于严谨的措辞和事例的排比叙述中。《左传·成公十四年》将这种表述技巧概括为“春秋五例”：
一曰“微而显”，辞微而义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僖公十九年（前641年），《春秋》经中只书“梁亡”二字。本是秦国灭梁，这里不书秦国，其意是说梁国乃自取灭亡。
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宣公七年（前602年）《春秋》书：“公会齐侯伐莱。”这个“会”字，正是史家传统旧例的写法。凡师出与谋曰及，不与谋曰会。《春秋》在此不书“公及齐侯伐莱”，而是用“会”字，是说彼不与我谋，不得已而往应命。
三曰“婉而成章”，谓屈曲其辞，有所隐讳。孔子在《春秋》桓公元年（前711年）记录此事，曰：“郑伯以璧假许田。”隐桓之世，周德既衰，鲁不朝周，王不巡狩。《春秋》不书“易”地，而是书“假”地，好像只是暂时借去一样。这是为鲁公的废朝觐之礼而隐讳，也是为周天子的权威而隐讳。
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春秋》载桓公十五年（前697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而按照周礼，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私求财，孔子直载其事，不掩君恶，继承了史官“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
五曰“惩恶而劝善”，善名必书，恶名不灭，所以为惩劝。《春秋》襄公二十一年（前552年）：“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昭公五年（前537年）：“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昭公三十一年（前511年）：“邾黑肱以滥来奔。”邾庶其、黑肱、莒牟夷，是《春秋》中著名的三个叛国之臣。三人皆小国之臣，并非命卿，其名于例，不会出现于史书的记载中，但《春秋》故书其名，使恶名不灭。
“春秋五例”中所包含的“春秋笔法”为后代的史传文学所继承，钱钟书曾说：“《春秋》之书法，实即文章之修辞”（《管锥编》），可见“春秋笔法”对古文写作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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