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古文

（一）清峻通脱：曹操的古直之文

汉末魏初的建安时期，因为时代的影响，原有的文学风气为之一变：

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迁蜕之由，可得而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追及建安，渐尚通脱。脱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

据刘师培所言，建安文学的重要特征为清峻、通脱，而能代表这一特征的则是曹操的散文。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毫州）人，是建安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其四言诗熔铸伟辞，于《诗》三百篇外独树一帜，其文亦雄伟悲壮、苍劲质直，独步百代。

曹操的散文在内容上力求通俗，具有简约严明的风格。其文不受传统思想和形式体制的约束，下笔无所顾忌，鲁迅称其“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曹操代表性的文章为《让县自明本志令》，又名《自明本志令》、《述志令》。其文写于建安十五年（210年）十二月。当时曹操虽然已经统一了黄河流域，但孙权、刘备两大敌对势力仍然构成对他的巨大威胁，他们在军事上联合抗曹，在政治上抨击曹操“托名汉相，其实汉贼”、“欲废汉自立”等等，企图孤立曹操，同时朝内拥汉派与曹操的矛盾也逐渐尖锐，欲其放弃兵权。曹操写的这篇《让县自明本志令》，乃是借退还加封三县之名，对朝内外政敌的攻击予以反驳。文章详细描述了曹操政治报负的发展过程，他起初原只想一郡太守，推行政教，但后为权贵所不容，辞官归家，准备做一个不求闻达之人。后来被征为典军校尉，也不过想为国家立功封侯，做征西将军罢了。可是后来由于豪强割据，天下大乱，终于不得不负起平定天下的重任。曹操直言：“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文章的后半援引周公、齐桓公等人自比，反复表明自己没有废汉自立的野心。但作为一个政治家，曹操十分懂得掌握武装力量的重要作用，因此在表明自己没有野心的同时，也表示绝对不能放弃军权。他指出如果放弃军权，“归就武平侯国”，实际上是“慕虚名而处实祸”，既祸自己，又祸国家。最后重申：“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

这篇文章文笔苍劲，气势雄伟，感情真挚直率，文辞质朴，表现了曹操文章“清峻”、“通脱”的本色。

（二）嵇阮幽愤：名士的愤世心灵

曹魏后期的文学，一般称之为“正始文学”。“正始”是曹不的孙子、齐王曹芳的年号，其时政局混乱，司马氏与曹魏集团政治斗争进入白热化时期，文人动辄得咎，朝不保夕，而稽康、阮籍本是正始时期“竹林七贤”的组成成员，嵇康拒绝与司马氏合作，惨遭杀害；阮籍本有济世志，但不满于司马氏的统治，故以酣饮和故作旷达来逃避迫害，最后郁郁以终。

魏晋时期，玄学代替儒学而逐渐成为社会思想文化的主潮。嵇康、阮籍是魏晋历史上有名的玄学家，他们以玄学作为对抗司马氏儒学“名教”的武器，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阮籍酣醉终日，俱为嫉恨流俗之士。

《与山巨源绝交书》是嵇康散文中的名篇。山巨源即山涛，是嵇康、阮籍的朋友，同为“竹林七贤”名士。他原在朝廷担任“尚书吏部郎”一职，后受司马氏提携，得到官职升迁的机会。受司马氏指使，山涛意欲向朝廷推荐嵇康担当己任，力图代司马氏政权笼络嵇康。嵇康得知后，便写作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宣布与山涛绝交，言明自己不与司马氏政权合作的政治立场。文中嬉笑怒骂，极尽讽刺揶揄之能事。山涛是当时的竹林名士，向司马氏政权投靠，有违名士的立身之则。他引入嵇康代己为官，实则有拉嵇康下水，替自己文过饰非的意思，针对山涛的内心款曲，嵇康辛辣地讽刺说：

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

嵇康陈述自己做官有“七不堪”、“二不可”，即有七种行为不能胜任为官，有两种思想不能做官：

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己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烦其虑，七不堪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

在文中，嵇康明确以自己的价值信仰抵拒名教，申明“非汤武而薄周孔”的价值立场，断然拒绝司马氏集团的拉拢，表现出凛然傲骨。

阮籍的名作为《大人先生传》，所谓“大人先生”是他虚拟出来的一个人物。是阮籍思想和人格的化身。大人先生“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鄙夷黑暗现实，超越礼教名法，具有老庄思想，他以讽刺的口吻讥笑那些依附当权者的名教之士：

且汝独不见夫虱之处于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裈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

文章还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封建礼法：

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强者睽视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而成贪，内险而外仁。罪至不悔过，幸遇则自矜。驰此以奏除，故循滞而不振。

阮籍认为，所谓人君不过是暴虐天下的民贼，所谓的礼法不过是束缚百姓的工具。礼法制度的虚伪显现在他“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导致了“假廉而成贪，内险而外仁”虚伪之士的大量产生。

嵇康、阮籍皆处在政治险恶之秋，表面以名士自居，纵酒佯狂，蔑视礼法，实则内心苦闷，《与山巨源绝交书》、《大人先生传》皆为愤世嫉俗之作，可视为二者的心灵自叙。

（三）五柳先生：陶潜的自然真醇

东晋建立后的一百余年，“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是玄学统治思想界的时期。文坛上，文人喜好宣扬老庄玄理，文章形式上则好用骈体。到东晋末年，陶渊明作为魏晋思想的净化者（刘大杰语）出现了。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晚年更名潜。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一方面受时代风气影响，对老庄学说下过一番苦功，另一方面他也通读了儒家六经以及其他文、史和神话小说之类的异书。在他的思想里，有儒道思想的精华，而去除了其恶劣的习气。他有律己严正的儒家慎独精神，而不为儒家虚伪的礼法和经文所束缚，继承了魏晋风度中通脱放达的一面；他爱慕老庄清净逍遥的精神境界，但不与那些颓废清谈的名士同流，扬弃了魏晋风度中荒诞颓靡的一面。

陶渊明早期胸怀大志，希望能大济苍生，有浓烈的建功立业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陶渊明曾于29岁（393年）出任江州祭酒，于40岁（404年）任刘裕幕府镇军参军，于41岁（405年）任彭泽令，但因他性格清高，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任职皆极短，最后挂印辞官，从此不再出仕。归隐后的陶渊明，以自然为友，躬耕田园，创作了大量山水诗和散文辞赋，寄寓了傲岸的人格和对美好社会的憧憬。陶渊明的作品，文今存12篇。在他的散文中，像《五柳先生传》和《桃花源记》等皆为流传千古的名篇。

《五柳先生传》约作于晋义熙六年（410年），陶渊明46岁。此文可视为陶渊明的人格自述，文中描写了淡泊名利、安贫守志，唯以读书、饮酒、著文赋诗遣怀的自我形象。在文中，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造饮辄尽，期在必醉”，“箪瓢屡空”，具有儒家知识分子安贫乐道和道家人物顺应自然的特点，实为儒道互补形成的人物范型。文章按照人物传记的正常顺序进行抒写，但同时又说“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不详其姓字”，语言自由洒脱，人物形象天然超迈，任天而动，乐天知命，贫贱自守，境界适性而畅然忘我。

《桃花源记》作于陶渊明晚年，有学者将之系于宋永初三年（422年），其时陶渊明58岁。经过较长时期的躬耕生活，目睹了东晋社会许多危害民生的灾难，或许由“载民之国”（《读〈山海经〉》第七首）的启示，或许也听到了民众避乱而隐耕的传闻等等，陶渊明最终酝酿构思了“桃花源”这样一个理想的乱世乌托邦。文章通篇皆用散句，毫无骈俪的成分在内，文风朴实、自然，明白如话，栩栩如生。文章结构严谨，从渔人进入桃花源世界，到离开桃花源世界，交待得清楚明白。桃花源世界实际是作者的虚构，代表了作者的社会理想和生活理想，与黑暗纷乱的社会现实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桃花源世界的消失，又象征着美好幻想的破灭。《桃花源记》在思想性和文学性上，都达到很高的水平。

苏东坡言陶渊明诗臞而实腴，质而实绮，意谓其诗自然天成，今以陶渊明的散文来看，这种评价也是恰如其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