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意与选材

立意对于古文创作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它对于选材的主导作用方面，宋代的葛立方曾讲过一个发生在他身边的故事：

东坡在儋耳时，余三从兄讳延之，自江阴担簦万里，绝海往见，留一月。坡尝诲以作文之法曰：“儋州虽数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须，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钱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明事，此作文之要也。”吾兄拜其言而书诸绅。

——《韵语阳秋》

宋代苏轼名满天下，当其被贬海南岛在儋耳居住时，有一个叫葛延之的人（葛立方的从兄），从江阴不远万里，长途跋涉，渡过茫茫大海，专程去拜见苏轼，请教为文之道。居住一个月以后，苏轼告诉他作文之法说：“儋州之地有数百家聚居，他们的日常所需，必须到集市上获取才能满足，然而这些用品不能白白获得，必须要有一样东西才能将它们取来，然后才为人所用。我所说的这样东西，就是钱啊！作文也是如此，天下之事可用为为文材料的，散见于经、子、史这些书中，然而这些材料不可轻易使用，必须要有一样东西来统摄它们，然后才能为人所用。我所说的这样东西，就是‘意’啊！不得到钱就不能获取物品，不立意就不能让事情显明，这就是作文最关键的地方。”葛延之深深拜服苏轼之言，将之写在自己束腰的宽带上。

实际上，文章的立意产生于生活中的感受，它是文章的主旨，文章中的其他材料都是为它服务的。因而，有什么样的立意，相应地就要选取什么样的材料。一方面，正如苏轼所言，天下为文的材料多矣，如何选取，如何统摄，这涉及到让“意”来发挥作用的问题；另一方面，“意”的确立一开始可能是浅层次的，仅属于个人感知层面的，但如果想让这种“意”成为公识，则需要一些属于公共领域的“材料”，苏轼认为这些材料大量地存在于经、子、史之中，因为它们当中大部分是儒家经典，是知识分子的共享资料，从其中引用的材料具有较高的认知度。从“立意”对于选材的决定性而言，“立意”确是一篇文章的主脑。

在“立意”与“选材”的关系方面，我们可以以欧阳修《朋党论》为例，明确看出“立意”的关键性。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同时执政，推行政治改良。朝廷内部的保守派激烈反对新政，以“朋党”之名陷害范仲淹等人。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富弼等先后被贬，新政失败。欧阳修是新政的支持者，在朋党之说流毒的情况下，他写了这篇有名的奏章。欧阳修《朋党论》的“立意”在于辨明“朋党”一词有“君子之党”、“小人之党”两种性质，不能一概否认“朋党”的客观存在。君子之“朋党”相交以“道”，同心明德，事国无私，可以为天下利；小人之“朋党”相交以“利”，结党营私，邪曲害公，为天下之大害。故此，君主如图国治，不必拒斥“朋党”之名，而只要“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立意”既定，主旨已明，还要举出有力的证据来，这就需要材料的支持。为了有力地突出主旨，欧阳修选择的材料皆为经、史之文，俱为正、反对照之事：

欧阳修先以《尚书》为据，正面论述君子之“朋党”的无害性和对天下的益处。

《朋党论》先以尧为例：“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凯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再以舜为例：“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继以周武王为例：“《书》曰：纣有臣三千，惟一心……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三处皆以古代的圣君明王为例，以“进”、“朋”、“治”、“兴”等“立意”的关键字为中心，典出《尚书》，选取恰当的材料事例，论证极为有力。

接下来，文章再以历代“去朋党”招致灾祸的材料为例，从反面论证朝野流俗所议的“朋党论”的有害性，及其与天下存亡的关系。

欧阳修说，前朝历代皆有“朋党有害”之论，因而力图去除朋党，这与当今并无不同，但是这些王朝无不因良莠不分、忠奸不辨、去除君子之“朋党”而灭亡。他以史实为例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又说：“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两处以触目惊心的历史事实为依据，以“党”、“囚”、“杀”、“乱”、“亡”为关键字，与前文之“进”、“朋”、“治”、“兴”形成鲜明对照，从反面对主旨予以论证。

纵观全文，欧阳修以尧时以八恺之朋、舜时以二十二人之朋天下大治，以及周武王以三千人之朋而周兴的事实，从正面论说了君子朋党的益处；以殷纣使人异心，汉末禁绝善人为朋，晚唐诛戮清流名士等反面事实，反面得出“皆乱亡其国”的结论。《朋党论》所用材料凡六例，从上古先王直到近世君主，条贯而下，历数兴亡，引经据典，但皆以“朋党”为主线贯穿，由此可见立意的重要性。

再如韩愈的《讳辩》。唐代李贺的父亲名叫李晋肃，在李贺前去考取进士之时，有人攻击他，说“进”与“晋”同音，李贺应该避父讳，放弃考取进士，否则即为不孝。据长孙无忌《唐律疏议·职制》称：“府有正号，官有名称。府号者，假若父名卫，不得于诸卫任官。或祖名安，不得任长安县职之类。官称者，或父名军，不得作将军。或祖名卿，不得居卿任之类。皆须自言，不得辄受。”应该说，李贺举进士的反对者是有法律依据的。李贺是韩愈的后辈，韩愈对之奖掖有加，他当然不能让这些荒谬的无谓之言阻挡李贺的前途，于是著《讳辩》一文对之加以驳斥。出于服务主旨的需要，韩愈选择的材料都是与“讳”有关的：

1．《讳辩》引《唐律》“二名不偏讳”说：“《律》曰：二名不偏讳。释之者曰：谓若言‘征’不称‘在’，言‘在’不称‘征’是也。”《唐律》规定“二名不偏讳”，即仅二名中的一名，可不避讳。如孔子的母亲名“征在”，孔子避母讳，言“征”不称“在”，言“在”不称“征”，即只讲一个“征”或“在”字是可以的。

2．《讳辩》引《唐律》“不讳嫌名”说：“《律》曰：不讳嫌名。释之者曰：谓若禹与雨，丘与蓲之类是也。”《唐律》规定“不讳嫌名”，就是同音字可不避讳。如大禹名禹，但不避雨。孔子名丘，但不避蓲。

3．《讳辩》引《诗经》，说周公“作诗不讳”。《诗经·周颂·嘻嘻》有“克昌厥后”句，《雍》篇有“骏发尔私”句，昌是周文王名，发是周武王名，周公作诗未尝避讳。

4．《讳辩》引《春秋》“不讥不讳嫌名”为例。意谓《春秋》载卫桓公名完，而“完”与“桓”同音不讳。

5．《讳辩》说：“康王钊之孙实为昭王。”

6．《讳辩》说：“曾参之父名哲，曾子不讳昔。”

7．《讳辩》说：“周之时有骐期，汉之时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将不讳其嫌者乎？”

8．《讳辩》举汉代帝王不避讳为例说：“汉讳武帝名‘彻’为‘通’，不闻又讳车辙之‘辙’为某字也。讳吕后名‘雉’为‘野鸡’，不闻又讳治天下之‘治’为某字也。”

9．《讳辩》举本朝皇室不避讳为例说：“今上章及诏，不闻讳‘浒’、‘势’、‘秉’、‘机’也。”

经过一番“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的引证之后，文章水到渠成，李贺不能举进士的言论不攻自破。九处例证，皆以“辩讳”一意贯穿统领，“讳”之谬，“讳”之荒唐，“讳”之自相矛盾，皆通过与“讳”有关的事例而纤毫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