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公谏征犬戎《国语·周语上》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翟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又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

“今自大毕、伯仕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夫犬戎树惇，能帅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赏析］

兵乃不祥之物，不得已而用之。古人谈王者之道，常以德行为根本，而以武力为末伎。这一传统始自周代，周王朝奉行以德治国，以仁体政，以义为先，对“德治”有着深层的政治规划和充分的制度自信。所谓仁者爱人，义者遵宜，按照周王朝的政治理念，统治者无故出不仁不义之师，必然招致祸败。祭公正是本着这样的理念，来劝谏周穆王的。

祭公的劝谏可分为互为补充的两个层次：一谈历史，二谈现实。

其一，追述周代德治的政治传统，说明征伐犬戎有违先王之道。

祭公首先从周王朝“耀德不现兵”的政治理念出发，以周公在《诗经·周颂》中的诗句作为参照，鲜明地举起了“以德治国”的政治旗帜。接下来，祭公总结周代先王“求懿德，肆于时夏”，使百姓安居乐业，“怀德而畏威”，社会繁荣安定，“保世以滋大”的事实，阐明周代“德治”的政治纲领。而且，祭公并没有让“德治”的理念流为空洞的政治说教，他回溯了远祖后稷、不窋的仁德，即使在遭受罢黜、流亡夷狄的逆境中，也能慎始慎终，决不放弃美好的德行，并且世代相承，“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从不玷辱前人的优良传统。至于武王兴兵伐纣，则是出于无奈，出于除害安民的美好愿望，同样是仁德昭著的。这样，以史为鉴，以传统作纲，祭公就把不可轻动武力、劳民袭远的观点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

其二，论述犬戎遵循礼制的政治现实，说明征伐犬戎师出无名。

在周代礼制的规定中，周王朝与处于文明中心位置的四方诸侯、教化之外的夷狄部落之间，存在着主观与客观上的远近厚薄之分。从主观上讲，四方诸侯受周人文明泽被，存在着共同的文化认同，而夷狄部落则自有制度，对周文化的认同度并不高；从客观上讲，四方诸侯与周王朝地缘亲近，容易操控，而夷狄部落则地处偏远，不易驾驭。这样的现实，决定了周王朝对待他们的政策应当是有区别的，不容等量齐观。故而，周代礼制规定：“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

即使四方诸侯或夷狄部落有人违反了上述的规定，周人首先考虑的也不是用兵，而是立足于反躬自省，果真咎在对方，也应首先晓以大义，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决不以干戈相见。而且，在祭公的论述里，犬戎已按照“荒服者王”的职分来朝见了天子，对周人制定的礼制表示了充分的尊重。这使得穆王征伐犬戎的军事行动失去了应有的出师之“名”，显然，穆王的出师有亏于礼义。

祭公老成谋国，有任事之能，深谙周人“德治”的精义。从逻辑上看，他的谏言思路、条理异常清晰，说理、论事深刻严密，而且语言整饬精练，堪称一篇卓见高识、章法完整的政论文章。但是，尽管祭公说得有理有据，好大喜功的周穆王却并没有听从他的意见，一意孤行，出兵征伐犬戎，最后落得个“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的滑稽收场，导致了“自是荒服者不至”的政治危局。